能做一點是一點 她人在島國關懷世界各地難民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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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在一個人的青春裏是最寶貴的年華，何淑芬（Mathilda Ho，35歲）將自己奉獻給了漂泊在遠方的難民。2015年剛從澳大利亞完成學業回國的她，決定創立新加坡難民支援小組AFR-SG（Advocates for Refugees-Singapore）。對此許多人不解，新加坡沒有難民，為何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
故事還要再倒敍五年，當何淑芬在淡馬錫理工學院讀書時，20歲那年因細菌感染引發先天性心臟問題，需要動手術。突如其來的生命變故，引發她思考：人究竟為什麼活着？她原本就愛讀書，住院期間更是讀了很多書。閲讀是對現實的逃離，也使她陷入生命的沉思。術後身體恢復得很快，相比之下，心靈似乎需要更長時間痊癒。而她選擇治癒心靈的方式，是到澳洲報讀哲學課程。
2015年何淑芬（右一）在澳大利亞遇見南非種族隔離難民Indira Naidoo（右三）。（受訪者提供）
初次與難民近距離接觸
在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讀哲學期間，何淑芬對於人道社會議題尤其感興趣。閲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思考何為正義，進一步學習人權，使她聯想到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羣體。那時難民課題在澳洲被廣泛討論，2011年敍利亞爆發內戰，大批難民逃往歐洲。自2012年以來，緬甸的宗教和族羣衝突加劇，羅興亞人四處流徙，引致2015年出現羅興亞人難民危機。何淑芬當時報名參加了一個關於難民課題的講座，那是她人生中頭一回與難民近距離接觸。
“在新加坡，我們生活的周遭從來沒有出現過難民。我是聽了這個講座後，才意識到難民羣體的存在。”那場講座請到越南、不丹和兩個羅興亞難民，“當時聽了他們的故事感觸很深，其中一位二十六七歲男生，帶着弟弟一起從馬來西亞到印度尼西亞又搭船到澳洲。我聽了他們的故事很心酸，如果能早一點認識這羣人，或許能早點開始幫他們做些什麼。我們很幸運地出生在一個安定的國家，沒有戰亂生活安逸，如果換位到他們的處境……”何淑芬説着，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她稍稍停頓，語氣中有一絲哽咽，彷彿又回到了當年聽難民分享的現場。
在本地播種人道主義關懷
懷着對難民課題的關切，回到新加坡後，何淑芬開始上網搜索本地相關組織，本想着有的話就直接加入，結果卻沒有找到。既然如此，她決定自己成立一個。在臉書開設頁面，邀請同樣對這一課題有熱忱的人加入，何淑芬從那裏開始一步步建立AFR-SG，目前已有六人組成的委員會，加上一批近20名的新志願者，以及700多人加入電郵名單，定期瞭解機構動向與難民課題，作為AFR-SG的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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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AFR-SG志願者在The Redbox舉辦首屆難民宣傳週（RAW）。（受訪者提供）
AFR-SG參與者的年齡層大多介於25至34歲，大多是工作人士，也有在本地工作的外國人，因為關注難民議題聚在一起。AFR-SG主要通過宣導工作、信息分享，讓國人瞭解世界各地的難民情況；也會不時組織活動，與馬來西亞和印尼當地的難民機構配合，安排開展課程，提供物資援助，幫助居留當地的難民。“會對難民課題感興趣的國人，一部分是出於同理心，看到其他羣體受苦，人之常情希望表達關心。還有一羣人是對難民課題有比較深入的瞭解，可能是在國外有接觸過，回國後想繼續做這方面的義工。”
2017年8月AFR-SG在共和理工學院舉辦校園講座。（受訪者提供）
很多人好奇，既然新加坡沒有難民，為何要在本地運作這樣的組織？對此何淑芬認為，“新加坡雖然沒有難民，但我們周遭的國家都有難民，這個議題是我們無法視而不見的。況且作為先進國家，我們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但在這個議題上卻沒有很深入的瞭解。”
她在一次收集資料時偶然發現，原來我國有一段時期接收過難民。這更加堅定何淑芬的決心，想要繼續在島國播種人道主義關懷。
我國70年代曾收留越南難民
那是在1970年代越南戰爭時，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協議下，新加坡同意接收越戰逃來的難民，安置在海軍部一帶英軍留下的建築內，規定在三個月內必須離開。為此，何淑芬按圖索驥，帶着記者和攝影去到北部的霍金斯路（Hawkins Road），當年曾收留過5000多個越南難民的難民營舊址。
如今在臉書上有一個專頁“Vietnamese Boat People Refugee Camp, 25 Hawkins Road, Sembawang, Singapore”，有當年來此的越南人貼出的老照片。當時的越南難民被區域內不同國家收留，相比之下，在新加坡的居留條件待遇都很不錯。還有本地義工開課教授英語，或帶他們在本地遊玩。經過幾度延期後，該收留所在1996年關閉。
1970年代來到新加坡的越南難民在難民營舊址。（受訪者提供）
前越南難民在臉書專頁上傳當年在新加坡駐留的照片。（受訪者提供）
何淑芬在澳洲讀書期間，記得有一堂課是討論難民收留問題。當時有兩艘船載羅興亞人從孟加拉離開，想到泰國靠岸，被軍方拉到國際海域，在海上漂盪數月，區域內沒有國家願意接收，當時被媒體形容為“乒乓事件”。後來是印尼亞齊省的漁夫，人道拯救了這批難民。當時新加坡的立場是因為國土有限，無法接收難民。
難民課題不同於其他社會議題，動輒關切到國家的政治外交立場，於個人來説能做的有限。何淑芬深諳此理，新加坡在外交上一貫採用友好政策，難民課題牽扯到地方政治與國際局勢，也會觸動本國民意，是敏感複雜的課題。運作AFR-SG的10年裏，她和團隊曾與部長閉門會談，也曾到其他國家出席難民課題的研討會。“在政策方面憑一己之力我無法影響太多，但身為一個想要宣導難民課題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在未來的某一天，新加坡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
2016年12月，AFR-SG志願者與尚穆根部長（右三）和國會議員黃國光舉辦閉門會議時合影。（受訪者提供）
希望有一天組織能解散
10年的堅持，支持何淑芬一路走來的是一份油然而發的關切。每每談到流離失所的難民，她會不由地哽咽，想到之前令人震驚的那張敍利亞難民小男孩溺水身亡，趴在土耳其海岸的照片。“如果沒有人拍到這張照片，我們無法瞭解戰爭的危害。我們身處在新加坡很安全，可以安穩地生活，享受人生。可能是我一向來都在尋找人生的意義，會問在這之外我們可以做什麼？”
想到自己和團隊去到位於約旦邊界的敍利亞難民營，有一個小男孩到她身邊，牽着她的手去到自家帳篷，他媽媽剛好煮了東西，小男孩叫她來吃。“我不會講阿拉伯語，我們全程沒有溝通，那種超越語言的温馨時刻，想到也很有感觸。”
她提到在臉書收到斯里蘭卡難民的留言，只剩一兩塊馬幣，不夠錢買衞生棉。她與本地NGO組織合作，在印尼和馬來西亞開工作坊，提供志願者縫製的可循環使用的衞生巾。
2018年12月，在馬來西亞雪蘭莪為羅興亞難民舉辦月經健康講座。（受訪者提供）
一點一滴，力所能及，在一個龐大的世界性難題面前，何淑芬總是感嘆能做的太少，但能做一點是一點。AFR-SG是她利用業餘時間維持的組織，她的全職工作是在SG Enable做經理，照料有特殊需求的兒童，並幫助家長申請所需的相關輔助課程。她笑説：“我的年假很寶貴，有些是用來陪家人，有些是要去做義工。”
聊起未來對於AFR-SG的規劃，她坦言連續做了10年，沒想到自己能夠堅持走這麼遠，不時會出現倦怠（burnout），因為近年來戰亂頻發，全球難民人數增加。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全球範圍內強迫遷移的難民總數，從2015年的6530萬人增加到如今的1億2260萬，幾乎翻倍。“我最希望有一天能解散AFR，如果沒有難民問題，這個組織就不需要存在了。”
何淑芬站在越南難民營舊址前。她希望難民問題早日結束，流蕩者有家可歸。（關俊威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