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一點是一點 她人在島國關懷世界各地難民 | 聯合早報
zaobao
10年,在一個人的青春裏是最寶貴的年華,何淑芬(Mathilda Ho,35歲)將自己奉獻給了漂泊在遠方的難民。2015年剛從澳大利亞完成學業回國的她,決定創立新加坡難民支援小組AFR-SG(Advocates for Refugees-Singapore)。對此許多人不解,新加坡沒有難民,為何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
故事還要再倒敍五年,當何淑芬在淡馬錫理工學院讀書時,20歲那年因細菌感染引發先天性心臟問題,需要動手術。突如其來的生命變故,引發她思考:人究竟為什麼活着?她原本就愛讀書,住院期間更是讀了很多書。閲讀是對現實的逃離,也使她陷入生命的沉思。術後身體恢復得很快,相比之下,心靈似乎需要更長時間痊癒。而她選擇治癒心靈的方式,是到澳洲報讀哲學課程。
2015年何淑芬(右一)在澳大利亞遇見南非種族隔離難民Indira Naidoo(右三)。(受訪者提供)
初次與難民近距離接觸
在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讀哲學期間,何淑芬對於人道社會議題尤其感興趣。閲讀柏拉圖的《理想國》思考何為正義,進一步學習人權,使她聯想到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羣體。那時難民課題在澳洲被廣泛討論,2011年敍利亞爆發內戰,大批難民逃往歐洲。自2012年以來,緬甸的宗教和族羣衝突加劇,羅興亞人四處流徙,引致2015年出現羅興亞人難民危機。何淑芬當時報名參加了一個關於難民課題的講座,那是她人生中頭一回與難民近距離接觸。
“在新加坡,我們生活的周遭從來沒有出現過難民。我是聽了這個講座後,才意識到難民羣體的存在。”那場講座請到越南、不丹和兩個羅興亞難民,“當時聽了他們的故事感觸很深,其中一位二十六七歲男生,帶着弟弟一起從馬來西亞到印度尼西亞又搭船到澳洲。我聽了他們的故事很心酸,如果能早一點認識這羣人,或許能早點開始幫他們做些什麼。我們很幸運地出生在一個安定的國家,沒有戰亂生活安逸,如果換位到他們的處境……”何淑芬説着,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她稍稍停頓,語氣中有一絲哽咽,彷彿又回到了當年聽難民分享的現場。
在本地播種人道主義關懷
懷着對難民課題的關切,回到新加坡後,何淑芬開始上網搜索本地相關組織,本想着有的話就直接加入,結果卻沒有找到。既然如此,她決定自己成立一個。在臉書開設頁面,邀請同樣對這一課題有熱忱的人加入,何淑芬從那裏開始一步步建立AFR-SG,目前已有六人組成的委員會,加上一批近20名的新志願者,以及700多人加入電郵名單,定期瞭解機構動向與難民課題,作為AFR-SG的支援團隊。
延伸閲讀
[35個靈魂拷問 責任感和使命感流淌於基因裏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3_13_745538)
[打工換食宿獨行日本 她按下暫停鍵遇見未知的自己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2_12_725983)
2016年6月AFR-SG志願者在The Redbox舉辦首屆難民宣傳週(RAW)。(受訪者提供)
AFR-SG參與者的年齡層大多介於25至34歲,大多是工作人士,也有在本地工作的外國人,因為關注難民議題聚在一起。AFR-SG主要通過宣導工作、信息分享,讓國人瞭解世界各地的難民情況;也會不時組織活動,與馬來西亞和印尼當地的難民機構配合,安排開展課程,提供物資援助,幫助居留當地的難民。“會對難民課題感興趣的國人,一部分是出於同理心,看到其他羣體受苦,人之常情希望表達關心。還有一羣人是對難民課題有比較深入的瞭解,可能是在國外有接觸過,回國後想繼續做這方面的義工。”
2017年8月AFR-SG在共和理工學院舉辦校園講座。(受訪者提供)
很多人好奇,既然新加坡沒有難民,為何要在本地運作這樣的組織?對此何淑芬認為,“新加坡雖然沒有難民,但我們周遭的國家都有難民,這個議題是我們無法視而不見的。況且作為先進國家,我們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但在這個議題上卻沒有很深入的瞭解。”
她在一次收集資料時偶然發現,原來我國有一段時期接收過難民。這更加堅定何淑芬的決心,想要繼續在島國播種人道主義關懷。
我國70年代曾收留越南難民
那是在1970年代越南戰爭時,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協議下,新加坡同意接收越戰逃來的難民,安置在海軍部一帶英軍留下的建築內,規定在三個月內必須離開。為此,何淑芬按圖索驥,帶着記者和攝影去到北部的霍金斯路(Hawkins Road),當年曾收留過5000多個越南難民的難民營舊址。
如今在臉書上有一個專頁“Vietnamese Boat People Refugee Camp, 25 Hawkins Road, Sembawang, Singapore”,有當年來此的越南人貼出的老照片。當時的越南難民被區域內不同國家收留,相比之下,在新加坡的居留條件待遇都很不錯。還有本地義工開課教授英語,或帶他們在本地遊玩。經過幾度延期後,該收留所在1996年關閉。
1970年代來到新加坡的越南難民在難民營舊址。(受訪者提供)
前越南難民在臉書專頁上傳當年在新加坡駐留的照片。(受訪者提供)
何淑芬在澳洲讀書期間,記得有一堂課是討論難民收留問題。當時有兩艘船載羅興亞人從孟加拉離開,想到泰國靠岸,被軍方拉到國際海域,在海上漂盪數月,區域內沒有國家願意接收,當時被媒體形容為“乒乓事件”。後來是印尼亞齊省的漁夫,人道拯救了這批難民。當時新加坡的立場是因為國土有限,無法接收難民。
難民課題不同於其他社會議題,動輒關切到國家的政治外交立場,於個人來説能做的有限。何淑芬深諳此理,新加坡在外交上一貫採用友好政策,難民課題牽扯到地方政治與國際局勢,也會觸動本國民意,是敏感複雜的課題。運作AFR-SG的10年裏,她和團隊曾與部長閉門會談,也曾到其他國家出席難民課題的研討會。“在政策方面憑一己之力我無法影響太多,但身為一個想要宣導難民課題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在未來的某一天,新加坡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
2016年12月,AFR-SG志願者與尚穆根部長(右三)和國會議員黃國光舉辦閉門會議時合影。(受訪者提供)
希望有一天組織能解散
10年的堅持,支持何淑芬一路走來的是一份油然而發的關切。每每談到流離失所的難民,她會不由地哽咽,想到之前令人震驚的那張敍利亞難民小男孩溺水身亡,趴在土耳其海岸的照片。“如果沒有人拍到這張照片,我們無法瞭解戰爭的危害。我們身處在新加坡很安全,可以安穩地生活,享受人生。可能是我一向來都在尋找人生的意義,會問在這之外我們可以做什麼?”
想到自己和團隊去到位於約旦邊界的敍利亞難民營,有一個小男孩到她身邊,牽着她的手去到自家帳篷,他媽媽剛好煮了東西,小男孩叫她來吃。“我不會講阿拉伯語,我們全程沒有溝通,那種超越語言的温馨時刻,想到也很有感觸。”
她提到在臉書收到斯里蘭卡難民的留言,只剩一兩塊馬幣,不夠錢買衞生棉。她與本地NGO組織合作,在印尼和馬來西亞開工作坊,提供志願者縫製的可循環使用的衞生巾。
2018年12月,在馬來西亞雪蘭莪為羅興亞難民舉辦月經健康講座。(受訪者提供)
一點一滴,力所能及,在一個龐大的世界性難題面前,何淑芬總是感嘆能做的太少,但能做一點是一點。AFR-SG是她利用業餘時間維持的組織,她的全職工作是在SG Enable做經理,照料有特殊需求的兒童,並幫助家長申請所需的相關輔助課程。她笑説:“我的年假很寶貴,有些是用來陪家人,有些是要去做義工。”
聊起未來對於AFR-SG的規劃,她坦言連續做了10年,沒想到自己能夠堅持走這麼遠,不時會出現倦怠(burnout),因為近年來戰亂頻發,全球難民人數增加。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全球範圍內強迫遷移的難民總數,從2015年的6530萬人增加到如今的1億2260萬,幾乎翻倍。“我最希望有一天能解散AFR,如果沒有難民問題,這個組織就不需要存在了。”
何淑芬站在越南難民營舊址前。她希望難民問題早日結束,流蕩者有家可歸。(關俊威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