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物種保育失美援 亞洲有機會逆襲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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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初，候鳥季節尾聲，我到柔佛丹絨比艾觀鳥。下午四點開始退潮，當泥灘出現，本來安靜的海岸線突然忙碌起來，青藏沙鴴（Tibetan sand plover）、白腰杓鷸（Eurasian curlew）等遠道而來的候鳥紛紛現身覓食。時值特朗普新上任，推動美國優先的去全球化政策，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對外援助被迫暫停，國際非政府組織叫苦連天。
我看着這些沒有國別概念的候鳥，感慨人類的故步自封，突然想了解，美國政策改變對本區域環境與物種保育工作有何影響。
根據美國政府數據，2023年，美國在國際援助方面的支出達到680億美元（超過905億新元），超過半數撥給國際開發署，用於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與歐洲，尤其是烏克蘭的人道救援工作。除了人道救援，美國也是全世界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的最大資助國，2023年，美國國際開發署撥出3.754億美元（近5億新元）贊助世界各地的野生動物保育計劃。
缺乏美國資金的隱憂
少了美國的資金，世界各地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就必須另尋資源。
更甚的是，突然失去資金，可能迫使保育工作停擺。想象一個盜獵活動猖獗的區域突然失去反盜獵巡邏隊，或是海龜蛋孵育中心斷了電……
延伸閲讀
[美國務卿宣佈大幅削減國際援助預算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3_11_744988)
[為本地鳥類存證 新加坡賞鳥社羣世代演變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2_20_727727)
對此，萬態自然（Mandai Nature）總裁索尼婭（Sonja Luz）獸醫博士受訪時説，美國暫停了對全球野生動物保護的資助，引起亞洲的擔憂。從歷史看，美國一直是支持物種和生態系統保護的主要捐助國，這一突如其來的資金缺口將嚴重危及正在進行的項目，可能加速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來自德國的獸醫索尼婭博士相信亞洲將在生態與物種保育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檔案照）
她強調：“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凸顯了亞洲迫切需要在保護工作中發揮更大的自主權。作為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亞洲必須率先增加地方和區域投資，以滿足其保護優先事項的需要。”
萬態自然是萬態保育集團（Mandai Wildlife Group）的保育工作臂膀，2020年12月由淡馬錫與萬態保育集團成立，至今每年為東南亞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投入超過400萬新元，其中包括為新加坡和本區域40多個項目提供資金。
不過索尼婭保持樂觀，她認為區域資助模式的潛力將越來越大，亞洲自身將發揮更加核心作用。萬態自然看到更多與家族辦公室和慈善網絡合作的機會。
由於資源稀缺，在物種保育的世界裏，明星物種如熊貓、老虎往往較容易得到關注，不過索尼婭深信，物種保育工作的一個關鍵領域，是保護那些鮮為人知，看起來很普通，甚至不討喜的物種，如淡水魚、兩棲動物、爬行動物和鳥類。儘管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往往資金不足，而萬態自然支持並積極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亞洲物種行動夥伴關係（IUCN SSC Asian Species Action Partnership）合作，與在地夥伴攜手工作。
索尼婭説：“現在正是亞洲迎接挑戰、引領自然保護的時候，以確保本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得以世代傳承。”
約氏小溪蟹（Johnson’s Freshwater Crab）雖然不起眼，但也是自然生態中重要一環，是新加坡獨有物種。（檔案照）
需建立完善全職團隊
由於新加坡地處亞洲的樞紐位置，不少國際野生動物保育組織選擇在此落户，經營區域的物種保護工作，國際鳥盟亞洲總部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國際鳥盟亞洲區總監維納雅甘（Vinayagan Dharmarajah）領導保育工作八年，他受訪時指出，許多國家都大量依靠國外資金進行物種保育工作。
在東南亞，柬埔寨就相當依賴美國資金，如今美國政策改變，對柬埔寨的影響巨大。也有其他國家資金來源更多元，有來自美國與歐洲，也可能從中國獲得資金，但短期影響不大；美國的政策改變，很可能形成漣漪效應，生態保護不再被重視，資金會慢慢轉移。加上目前國際局勢不穩定，如果美國的政策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無論政府或私人機構，對物種保育的興趣恐怕會越排越後。
他透露，國際鳥盟亞洲區每年籌款目標為100萬至500萬新元，以資助他們在這個區域內的鳥類保育工作。
在經濟前景不明朗，國際局勢緊張等前提下，維納雅甘認為，籌款工作應該更針對有可能捐款的對象，積少成多。非營利組織也應該改變思維，不能只在有資金的情況下才工作，而是要嘗試建立有韌性的組織結構，讓保育工作細水長流。
國際鳥盟亞洲區總監維納雅甘相信積極溝通可以促成政策改變。（劉欣怡攝）
保育組織可招募大量志願者參與保育工作，但維納雅甘以過來人經驗解説，志願性質意味着無法百分百投入，長遠來説，還是要建立完善的全職團隊、專家團隊。
“當然，面對當前局勢，如果能夠通過志願者協助保育工作，作為應急方案，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問我這長遠來説可持續嗎？這種模式對保育工作可以帶來終極好處嗎？恐怕不是。”
如果把人道救援、社會安全網、疾病研究、氣候變化、物種保育等選項一字排開，資金往往首先流向與人類福祉更直接相關的項目，或看起來更有影響力的項目。因此，維納雅甘認為，物種保育要持續下去，就必須把故事説好。且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故事線，他以疫情為例，近年不少資金投入研究野生動物的健康，因為人類意識到野生動物可能影響人類健康，甚至造成全球性衞生危機。
此外，經濟發展不一定要犧牲物種多樣性。維納雅甘説，許多農業地區發現，與其使用農藥，不如維持生態多樣性，讓鳥類等野生動物控制害蟲，保護經濟作物，互利互惠。這些於經濟發展有益的項目，勢必讓地方政府更有動力投入資源。
美國斯温氏鵟曾一度受到殺蟲劑久效磷毒害，1996年起農夫改變農業方式，斯温氏鵟數量迅速回升。（互聯網）
以美國斯温氏鵟（Swainson’s hawk）為例，1990年代，研究者發現每一季有超過兩萬只斯温氏鵟在冬季遷徙過程中，在拉丁美洲地區因吃了帶有殺蟲劑久效磷（monocrotophos）的昆蟲而死亡。1996年，保育組織成功推動斯温氏鵟遷徙路線上的農夫禁用久效磷，如今野生斯温氏鵟數字回升，自1980年代的瀕危狀態已經無危。
新柔經濟特區的影響
人類經濟活動勢必影響生態環境，令許多投資者振奮的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將如何影響新柔生態環境也引起本地保育組織的關注。
生活在新加坡與馬來半島南部的特有物種萊佛士葉猴（Raffles’ banded langur）數量非常稀有，被列為極危物種。本地靈長類專家洪慧芳博士多年來致力覆育萊佛士葉猴，對於柔新經濟特區對這一特殊物種的影響非常關切。
萊佛士葉猴極為稀有，以新柔樹林為主要棲息地，目前還不知道柔新經濟特區會對它們帶來怎樣的影響。（陳宇昕攝）
洪慧芳受訪時説，經濟發展造成棲息地破壞、零碎化，也可能造成更多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不過只要在發展前充分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再做精心規劃，就能降低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保護萊佛士葉猴在內的物種。
她以柔佛扶輪社與馬來西亞自然協會柔佛支部合作的至達城（Bandar Seri Alam）野地物種多樣性考察為例：“我們需要識別並保護關鍵棲息地：開展實地調查，確定萊佛士葉猴的關鍵棲息地，包括林區和它們的活動走廊，可將這些區域指定為保護區或保育區。”
人類有國別之分，但對野生動物來説，自然棲息地沒有國家界限，因此要保育一個物種，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至關緊要。
萬態自然、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靈長類動物專家組（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Primate Specialist Group）等多個保育組織，2024年發佈《亞洲葉猴保育行動計劃》，洪慧芳博士是其中一位編撰者。（檔案照）
洪慧芳説：“特別是像葉猴這樣的物種，其分佈範圍是跨境的。如果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能簽訂正式協議，探索跨境合作，協調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那就太好了。”
跨界合作的好例子
回到資金問題，洪慧芳分享她自修讀博士至今的經驗：修讀博士期間，她獲得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護基金會（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Conservation Fund）、美國國家地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資助，到越南研究靈長動物，新加坡國立大學也提供實驗室等支援。她後來展開萊佛士葉猴保育工作，包括組成萊佛士葉猴工作小組，保育工作主要得到萬態自然的資助，國家公園局也提供很多幫助，此外，新加坡珍·古道爾研究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 Singapore）協助推廣該項目。
至達城野地的調查工作同時獲得柔佛扶輪社的贊助，馬來西亞自然協會柔佛支部出動人力，洪慧芳則代表萬態自然與新加坡珍·古道爾研究會協助調研，“這是跨界合作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本地生態保育民間團體新加坡自然學會（Nature Society Singapore，簡稱自然學會）總監黃寧馨受訪時指出，政府最新財政預算案中絕大部分津貼與資助都以社會事業為主，自然學會是少數致力於環境保護的註冊公益機構（Institutions of a Public Character）。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澄清他們對資助環境保護和自然保育之立場。 我們確實收到公眾的捐款，但數額不大。而除萬態保育集團外，大多數本地基金會和家族辦公室都對我們的事業興致缺缺……”
黃寧馨説，自然學會每年需要約90萬元運作，保育項目之外，也用於各種行政工作。
黃寧馨希望政府能更關注環境與物種保護工作。（受訪者提供）
個人反饋也有助物種保育
自然學會希望接下來能儘快啓動自然嚮導培訓計劃，並設立保育部門，研究如何推動政策改變。
政策改變牽一髮而動全身，國際鳥盟亞洲區總監維納雅甘認為，西方保育組織經常以對抗性行動提倡保育並獲得一些成果，但在亞洲，對抗性策略並不管用。
他説，事實上亞洲區域的地方政府很樂意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前提是以對的方式合作，比方説：不讓對方丟臉。一些地方政府在保育與氣候問題上資源稀缺，非政府組織就可以提供專業援助，為他們出謀劃策。當環境相關的國家部門得到啓發，他們也將會影響整個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向。
至於個人，你我生活中的選擇或許不足以改變大環境的一分一毫，但維納雅甘指出，在民主社會，當選民向地方代議士表達他們對物種保育與環境議題的關切，涓滴成河，促成地方政府乃至國會對於相關議題的關注。
面對物種保育與環境保護議題，除了要保持積極的心態，也要擬定積極正面的計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