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解決結構性偏差 消費能比肩房地產曾經的貢獻 | 聯合早報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説，中國現階段消費不足是結構性偏差問題。他建議，從提高農民養老金着手促消費，若能有效解決消費性偏差，消費就有望提供“不亞於房地產曾經提供過的新增長動能”，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提供支撐。

美國特朗普政府掀起貿易戰，可能導致中國出口引擎啞火，中國國內消費因此必須挑起經濟大梁。如何提振消費，也成為星期天（3月23日）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分論壇討論的焦點之一。

劉世錦在“改革激發增長新動能專題研討會”分論壇上分析，中國現階段消費不足是結構性偏差，形成原因包括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總體偏低且內部差距很大、城市化水平偏低且質量不高，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等。

他説，從消費內容看，消費不足主要是服務消費不足，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發展性消費不足。

從人羣上説，城市居民面臨着醫療、教育、房產等“三座大山”的壓力，但缺口最大還在農村居民，重點是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進城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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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3_24_747886) 德意志銀行調查發現更多中國消費者感覺財務狀況變好 他説，從體制機制來看，還是由來已久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要通過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找到破題之道。

劉世錦説，目前兩種關於提振消費的思路。一是“直升機撒錢”補貼消費等，但這個方式不可持續，也不精準。二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目標是使消費潛力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階層增加消費能力，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發展型服務消費。

劉世錦認為，要促進低收入階層消費可從兩個重要領域着手，一是提高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低收入階層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二是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雙向順暢流動，解放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社會生產力，“帶動中國第二輪城市化浪潮”。

劉世錦分析，有不少改革措施其實就在“近水樓台”，把資金換一個用法就能起到立竿見影之效。他舉例説，中國城鄉居民保險基金大概有5.5億人蔘保，佔到全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一半以上，其中領養老金的是1.7億人，如果拿出刺激政策資金5000億元（人民幣，下同，916億新元），那麼每個月農村居民領的養老金就可以由目前的200多塊錢增加到400塊錢，大體上翻一番，對短期擴大消費而言，“比促銷式的政策效果更好”。

他進一步分析，農村居民作為中國生活水平最低的羣體，其消費傾向較高；如果這個羣體的養老金支出能夠增加1萬億元，就能拉動GDP增長約1.2萬億元，為年度經濟增長提供將近一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對穩增長起重要作用。

所以他認為，只要能解決好消費結構性偏差問題，就能將巨大挑戰轉為重要機遇，能提供“不亞於房地產曾經提供過的新增長動能”，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提供支撐。

對於媒體在會後追問，提高農民養老金難點是什麼，劉世錦説，“理念問題，認識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美國經濟學家、摩根士丹利亞洲投資公司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也都認為，中國需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以提振消費。

斯蒂格利茨在另一場分論壇中描述的“可持續需求議程”，包含以福祉為中心，涉環境、衞生、教育、公共交通、農村道路公共投資；提升工資和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例如提高政府工資、最低工資、企業税；增加社會保障，以減少預防性儲蓄，進而刺激消費；加大對創新和大學的投資。

羅奇在場邊接受媒體採訪時説，根據他多年來對中國消費者的研究，隨着年齡增長，中國消費者對未來各種不確定性的恐懼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他們消費，要消除這種恐懼，就必須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如養老金和醫療保健。

他説，目前很多討論圍繞在正確焦點、正確口號，而不是正確工具，以及正確刺激措施以讓那些工具發揮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