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諾爾洛夫：全球經濟還能承受多少“武器化”？ | 聯合早報

2025年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一項旨在終止聯邦執法“武器化”的行政命令，聲稱上屆政府利用執法與情報之間的相互聯繫來打擊政治對手。雖然批評者認為此命令只是在演戲，但忠實擁護者卻為之喝彩，認為這是抵制黨派過激行為的大膽立場。然而，在這個法理奇觀之下，其實還隱藏着一個涉及能源管道、航運路線、全球貿易和金融資金流的更宏大故事。

國際事務專業的學者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不對稱經濟關係來獲取戰略優勢。對此，阿爾貝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45年發表的《國家實力與對外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一書，是20世紀的開創性貢獻，顯示在不平衡的貿易關係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強者，可藉助自身優勢逼迫弱的一方做出政治讓步。同樣，1980年代，戴維·A·鮑德温（David A. Baldwin）的《經濟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一書列舉多種不同形式的經濟槓桿，認為制裁、援助和貿易激勵措施，可以發揮與軍事力量相同的脅迫作用。

在接下來10年中，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認為冷戰結束後，經濟競爭已取代軍事衝突，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舞台。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和平，但這一觀點在21世紀初開始受到新的質疑，批評者認為，這種“自由主義幻想”掩蓋經濟實力失衡所帶來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