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駁《雷雨》的“狗血論” | 聯合早報

看完話劇《雷雨》本想寫點什麼，忙起來便忘了，最近事關《雷雨》議論紛紛，聽到一種調侃，説《雷雨》是“狗血”劇。

這番言論又使我不得不“跳出來”説些什麼，是為《雷雨》、曹禺、演員、導演辯護？也不算，可能是一種文藝作品賞析態度的探討，雖然這種賞析跟文化層次與思想境界有直接關聯，但不管怎樣，進劇場前還是有必要做做最基本的功課：瞭解整部作品誕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氛圍，而非強硬地套以今人的偏頗視角或嗜痂之癖來論斷一部作品。

《雷雨》是1933年曹禺23歲時創作的作品，誠然23歲便寫出這樣驚世駭俗的作品，令人不禁驚愕：年紀輕輕的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但一略曹禺早年生平，才知現實比劇作更駭人。試舉幾例：

曹禺（原名萬家寶）之父萬德尊是清末官僚，對外以開明紳士自居，在家中卻極端專制，要求子女、僕從絕對服從；父親擔心曹禺學壞，長期將他關在宅院中，只允許他讀四書五經；曹禺生母早逝，繼母（生母胞妹）嫁入後，“姐妹共侍一夫”的畸陋讓年幼的曹禺感到荒誕；曹禺家中有女僕遭曹禺父親強暴後，被逐出家門，這件事對他衝擊極大——曹禺少年時説：“我家的故事，比戲還可怕。”這一樁樁一件件，在《雷雨》中有着不同程度的直敍或映照。

而20世紀30年代初的神州又是怎樣的光景？社會矛盾尖鋭，封建家族制度崩解，但殘孽影響深遠。因此，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當時的創作者通過各種類型的作品批判封建禮教、家族專制和人性壓抑。與《雷雨》同期的著名作品便有巴金的小説《家》、吳永剛的電影《神女》、夏衍的戲劇《上海屋檐下》等。

30年代曾屢遭禁演

上述每部作品都或多或少有着所謂“狗血”元素，但尤以《雷雨》中“亂倫”為甚，1930年代觀眾和政府也並不寬容於它，屢屢將其禁演。曹禺晚年接受戲劇理論家田本相採訪時，曾有大意如此的一番話：“如果人們只看到周萍和繼母的私情，而看不到這個家庭如何把人逼瘋，那就是我的失敗。我要寫的是禮教殺人的悲劇，不是一個獵奇的故事。”

事實上，古希臘悲劇、法國劇作家讓·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劇作，都對曹禺產生過巨大影響，這些戲劇中亂倫作為宿命式家族原罪的定性，代表了一種覆亡的必然，曹禺則在繼母子、親兄妹兩對亂倫的設置中，強調了因果和報應，這是相當接近教化式或規訓式中國古典文學的處理方法。

而説到禁演，傷風敗俗的家族醜聞是《雷雨》唯一遭禁的理由嗎？絕對不止於此。蔣介石1934年提倡“新生活運動”，《雷雨》明顯有違其中“孝親敬長，克敦倫紀”的綱要；還有，劇中對階級衝突的刻畫，也一樣入不了國民政府的法眼——劇中很重要卻可能被人有意無意忽略的一點是，魯大海帶領工人階級在礦廠罷工奪權，這是對資產階級顏面和利益的極大衝擊，國民政府彼時正強力壓制各地工人運動。

這些史料的鈎沉和文本的分析，恰恰是時下有些觀眾進劇場不屑一顧的，因此才會相當犬儒地拋出“狗血”劇的庸俗草率言論。五四經典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深度豈容無知者戲謔。

結尾令人想起《紅樓夢》

回到當晚的劇，李六乙的手筆妙嗎？我喜歡上半場細膩鋪陳，也許就因上半場太鉅細靡遺，後半場節奏看似很趕，安排演員動不動正對着觀眾來一大段喊話，比如聖經中的文字，説教意味甚濃。結尾來一場漫天大雪，令人想起《紅樓夢》，現今舞台作品似乎都愛在台上造雪，雪氾濫成災——可這是“雨”，不是“雪”啊，那罪孽才剛揭露，斷不能“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另外，我個人相當在意的工人階級代表魯大海戲份怎麼看怎麼少，怎麼看怎麼弱。劇中魯大海不穿粗布工裝，反而套上馬甲西服，更像個記者，台詞、表演少了很多，而對階級矛盾的弱化即是對劇本主旨的閹割，畢竟揭示工人與資本家間的矛盾衝突是原劇主旨之一，雷雨般暴烈的20年代中國社會現實，在劇中原本有着直面映照，當然也有人認為不能囿限於社會學眼光來看待舞台藝術作品，但拋棄時代精神、社會結構和階級觀點來看待《雷雨》這部作品，顯然是偏激的。

只能説演員們的演出是真好，盧芳尤其驚喜，她怎麼做到淚流滿面，卻毫無鼻音、台詞清晰的呢？迴歸劇場的胡軍很是真摯，他甚至沒帶發片或頭套，他那青絲稀疏的顱頂是對舞台、觀眾、話劇藝術的最大尊重，卻也讓我有一抹恨英雄白了頭的悲壯。

我也許不認同李六乙的《雷雨》，但曹禺的《雷雨》，卻無可爭議地是一部飽含人性啓蒙、歷史痛感、藝術鋭度、毀滅美學的不朽名作。

至於看《雷雨》只看到“狗血”，恐怕是審美早已降級，平時看多了也沉浸於“狗血”吧。哪是什麼“狗血”？是時代的膿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