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山：東西方政治交流模式大不相同 | 聯合早報

關心與觀察國際關係以及各國政治的一些外國友人近日提起，與西方（主要是指歐美）的有關當局、一般社會機構或人士，交往“容易得多了”，因為他們一般“有話直説”，行就説行，不行就説不行，不會拐彎抹角，所以不用做出太多咬文嚼字、觀顏察色的揣測，事情就得以更順暢、更有效地處理。相比之下，他們認為在東方（主要是指亞洲）的許多情況下，很難獲得一個肯定的答案，説行的可能心知肚明是不行的，而説不行的可能是要你心領神會，在某些情況下其實是可行的，只是看你“會不會做人”、有沒有特殊的“管道““關係”等，令到這些友人自嘆不如之餘，也必須不厭其煩地花上許多時間和精神，來猜測訊息的真正含義。這些交流若牽涉到國與國、大機構與大機構之間的大事，就容易產生誤解，製造事端。

對此我也有深深的體會。自己很小就到美國去唸書、生活，後來也在歐洲工作一段時間，才回到亞洲來開展事業，當然也經歷過好一段時間的所謂逆向文化衝擊——主要是指離開原有文化背景多年後，重回當地所經歷的社會心理挑戰。主要是看自己如何做出相應的心理調適。在歐洲時，我是在聯合國的歐洲總部服務，得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相處，也對彼等截然不同的文化作風有更為切身的體會。在此無意抬高或貶低任何一地的處事方式，只是基於個人的體驗、觀察以及對各地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等，做出一些初步的解釋和看法。

歐洲在數百年前就已發生宗教改革與啓蒙運動，主要理念就是破除封建與迷信，套用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的話，是“人從自作孽的束縛中走出來”，把人的思想與生活模式，從更為感性蜕變為更為理性，從此把事物進展的科學與邏輯奉為圭臬，而意識形態的分野也就變成更為二元化，非黑即白、非對即錯，不太容許有黑白參半的灰色地帶，要做就義無反顧地去做，沒有太多回頭路，否則就不要輕言會去做。至於妥協，尤其是意識形態上的妥協，當然也會有，但一般都勉為其難，一旦實踐起來時，理念不盡相同，很多時候也就散夥離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