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獨家專訪 王瑞傑談良善政治和對新加坡未來憂心事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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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在東海岸集選區的提名站外，副總理王瑞傑與人民行動黨東海岸集選區團隊站在一起，面對久候的媒體。他沒回應是否還會參選，但是他的神態，讓人感覺這次他應該就是送他們一程，給他們加油打氣。
王瑞傑今年64歲。五年前他突然出現在東海岸集選區提名站的那一幕已成歷史，而這一次再到提名站，是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完滿句點。
2025年選舉剛結束不久後的星期一（5月5日）下午，他在財政部接受《聯合早報》獨家採訪。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引退？王瑞傑談到自己的“壞習慣”，他一旦答應做某一件事，就會全身心百分百，甚至超過百分百地投入。作為內閣成員，除了要研究和參與制定新加坡的長遠政策，領導相關部門之外，還要回應日常的課題，同時要照顧好選區的居民。
他説：“這是個要求極高的工作，因為我們相信每一件事和答應的承諾都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這對身心的耗損真的非常大。”
大約一年前，在黃循財總理接棒前，他告訴黃總理自己希望退下來，不參加下一次的選舉，不過，這取決於黃總理接棒後的情況需要，以及全球的形勢。
延伸閲讀
[王瑞傑：我國選民非常明智 政黨做正確的事就能獲支持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5_12_772536)
王瑞傑告訴記者：“總理訪問了很多國家，備受推崇。與此同時，他也跟國民建立起非常融洽的關係。我很高興看到他聲望日增。”
這個時候退下問心無愧
王瑞傑覺得自己這個時候退下，問心無愧。幾個月前再被問及去留意願時，王瑞傑告訴總理，接班過渡非常順利，他現在可以欣然退下，去做自己一直希望做的事。
2014年1月，領導新加坡建國50週年金禧慶典指導委員會的教育部長王瑞傑（左）和時任文化、社區及青年部代部長兼通訊及新聞部高級政務部長黃循財（右），為“SG50”字樣的紅點標誌舉行推介儀式。（檔案照片）
王瑞傑曾經在2016年開內閣會議時突然暈倒，後來確診為腦動脈破裂造成出血性中風。他住院45天后回家休養，逐漸康復，九個月後回到國會議事廳宣讀財政預算案，獲得其他議員熱烈的掌聲。
病魔攻擊人都是一樣殘酷惡劣，不同的是病人的心態。回顧那段艱難的日子，王瑞傑總是沒有過多的感嘆，言語之間沒有挫敗感，平和地説着自己得一切從頭，學習講話、走路、寫字、握筷子和湯匙，因為身體的協調機能都失去了。他一如看待其他難題，總是更願意去突出其中正面、積極的地方。
問他康復的過程中有沒有想過就此退休，他説：“首先，我堅定地要讓自己身體功能儘量恢復。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失去這些機能。我確保自己的記憶完好無損，還能條理清楚地分析判斷，清楚表達自己。”
艱難復原後，醫生確定他的健康沒有問題，再中風的風險與其他人無異，因此，2018年他接受同僚推選，準備再竭盡所能，領導第四代政治領導層。
屬於他這個年齡段的新加坡人，經歷過國家誕生和建設的時期。他不只一次説過，因為自己出身貧寒，年幼貧困的程度，到了得焦慮“今晚有沒有飯吃”的地步，政府的獎學金讓他得以到劍橋留學，從此改變自己的人生，改善家人的生活。
19歲讀魯迅 能體會作家筆下社會不公
王瑞傑19歲時讀魯迅，能夠體會作家筆下社會的不公平。他笑言：“我小時候覺得我們的社會很不公平。因為我是（來自）這麼窮的家庭，我説，哎呀為什麼我這麼窮。”
但是遭遇不公平沒讓他退縮或越軌，也沒讓他憤世嫉俗。他在學校碰到好老師，而勤勉讓他在唯才是用的制度中受到栽培。
他為此選擇報效國家。當警察的時候，他思考的是人們為什麼會犯罪，是否可能實現不犯罪的社會？後來，他到其他政府部門工作。2011年，他終於答應披上白色戰袍，時任總理李顯龍在介紹行動黨候選人，形容他屬於“重量級”。
他確實是“重量級”，過去近15年，個人際遇起起伏伏。而在他決定退出政壇之際，他仍然是個滿懷感恩的人。
他説：“當年的生活真的艱苦，我們非常感激李（光耀）先生和建國一代，從一無所有打造了今天的新加坡。我們沒有國防，有的是種族暴亂；我們本來沒有什麼工業可言。對我來説，新加坡能夠這樣翻天覆地，是偉大的成就。我是個感恩的受惠者，感覺自己有責任確保我們國家的繁榮進步綿延不斷。我是這個變化的見證者，也是受惠者，現在我做了自己微小的貢獻。我想，這一切給予我很多去咀嚼反思，也讓我得以儘自己一點綿薄之力。”
黃循財總理5月6日寫給他的感謝信中，特別提到疫情之後王瑞傑“無私地退讓，使得團隊能夠推舉跑道更長的年輕領導人”。
瞭解他所拿起和放下的，才更能夠明白總理所説的“無私地”的重量。
興趣廣泛 希望可以遠足行山探尋世界
王瑞傑説，希望休息一段時間再考慮。他個人的興趣廣泛，他喜歡回返大自然，希望可以多花時間遠足行山，探尋世界。與此同時，他相信，要應對未來的經濟動盪與變化，解決很多社會挑戰，都要基於科學與技術，因此希望繼續投入關注這個方面。無論如何，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會待在傢什麼都不做。而他現在只透露，希望做人生這一個階段“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情，我最有滿足感的事情”。
不過，在重新出發之前，他準備追回時間去閲讀過去忙碌中沒有閲讀的書，包括中國四大名著的中文原著。他最近去北京時，買了《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之前則買了《魯迅全集》。
他想知道，19歲的時候看魯迅，與現在“再讀魯迅的時候，我看是否會有不同的感受”。
深化對中國的瞭解
在王瑞傑擔任建國總理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書、陪同出訪中國期間，李光耀數次提到新加坡應該每年培養100個到200個能夠與中國交流往來的人才。李光耀後來力主教育部啓動“雙文化”人才培養的計劃，也成立李光耀雙語基金，在向社會募款時，自己也捐款。而王瑞傑正是李光耀雙語基金的首任主席。
建國總理李光耀（左一）生前力主教育部啓動“雙文化”人才培養的計劃，也成立李光耀雙語基金，王瑞傑（左二）正是李光耀雙語基金的首任主席。圖為李光耀2011年4月29日，大選競選期間，走訪淡濱尼集選區時，同王瑞傑及其團隊成員包括馬善高（左三）和馬炎慶（左四）互動。（取自王瑞傑臉書）
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被問及每年培養100到200人是否足夠應對中國的問題，王瑞傑強調，“李先生提倡雙語教育時非常清楚，這不是為了經濟原因，最重要還是為了價值觀的培養，因為一些用某種語言講某些詞章故事，更能夠引起家長孩子共鳴”。不過王瑞傑承認，中國的崛起，讓掌握華文華語成為一份重要資產。
建議私企提供獎學金 支持年輕人到中國深造
他認為，新加坡在文化上與中國有某種親近和相同之處是好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擁有很長的歷史，是個正在經歷鉅變的大國，它也在從自己的歷史中學習。同時，在互聯網時代，中國還在繼續迅速地改變。因此，新加坡應該派送更多學生到中國，希望年輕人考慮花上一兩年時間浸濡在中國的環境裏，對變化中的中國有所瞭解。
除了政府之外，他也建議私人企業提供到中國深造的獎學金。
第二，他認為新加坡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深入瞭解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因為今天中國經濟人均只不過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卻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貿易戰和科技戰導致中國經濟面對極大挑戰，王瑞傑從中國回應的政策來看，認為中國希望強渡難關的意志非常堅定。因此，新加坡應該更瞭解中國如何應對種種困難，在這個過程中瞭解新加坡可以如何發揮作用，有利商界應對。
第三，中國重視科技創新，新加坡應該對中國的科技創新有深入瞭解。
他認為，新加坡應該把握一些對我們重要的課題， 他也期望《聯合早報》能繼續很好地報道中國。王瑞傑説：“我跟中國領導人交流，他們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愛看《聯合早報》，因為它理性客觀翔實，儘管有些不是太好的消息，他們還是覺得很珍貴。”
內閣成員激烈辯論 出發點不為推翻而推翻
和外國領袖接觸的過程中，王瑞傑充分領會新加坡的優勢，是整個系統都在為謀劃國家長遠的未來，讓國家治理的思路有延續性。
這不意味一成不變。他説，內閣對新加坡生死存亡的基本問題，很快能夠取得一致立場。對於一些應該因時制宜的社會政策，內閣成員常會進行激烈辯論，但是出發點不是為了推翻而推翻。大家如果觀點不同，往往在於應該哪個時間點做什麼事，討論短期有利的，是否長期也對新加坡有益。
他説：“我們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努力，在他們奠下的基礎上不斷優化。”
他以教育政策為例説，自己擔任教育部長時，一開始就向曾經擔任教長的國務資政張志賢和現已擔任總統的尚達曼請益。
在一些國家考察時，他發現有的政黨在競選期間為了爭取選票，攻擊原有政策，上台後不論這些政策是否有效，立即摒棄它們。哪怕原來的政府實行的是好政策，新政府也會為了避免讓它居功而推翻。
他説：“這很悲哀，因為受影響的是年輕人和他們的前途，將國民這麼重要的事政治化是錯誤的做法，我們得確保這不會在這裏發生。”
他進一步説：“我們不能為了改變而改變，然後説‘我是新的，而舊的一切都是錯的’，特別是對那些有長期影響的政策。這跟當總裁不一樣，總裁可以改變公司的方向後，立即看到市場或消費者的反應，有時候在一兩個季度內見效。對政府來説，很多決定影響的是長遠的未來。教育政策尤其如此，只有在五年、10年，甚至20年後才看到成果。因此更要謹慎為上。”
他舉例説明新加坡方式，前後任部長髮揮的“協同性”。他説，自己接管教育部後，發現學校收生人數下滑，不僅小學、中學，最後理工學院也會因為人數減少而合併。但是理工學院和工藝教育學院有很多非常好的講師，何不人盡其才，讓教師們轉而支持終身學習的培訓？
他因此建議在終身學習的基礎上，重新調整資源。
而王瑞傑跟前一位教育部長——尚達曼討論自己的想法時，得到他的肯定。尚達曼當時是財政部長，認為這樣延續教育的概念很有用，予以一個新詞，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和內涵不斷擴大的SkillsFuture（技能創前程）。
王瑞傑説：“我看到問題和機遇，副總理尚達曼作為財政部長，予以支持。這樣，我們可以一起落實這個有意義的計劃。”
對新加坡未來的擔憂
2011年入閣後，王瑞傑曾經主持“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鼓勵國民參與國家政策討論，共同塑造未來。不過，他在講話中，向來着眼國家戰略與政策，不太直接談到國內的政治競爭，甚至可以説，他的性格不是長於與人唇槍舌劍、針鋒相對。
準備告別政壇時，被問及對新加坡的未來最憂心的事，王瑞傑説，他擔心新加坡未來的政治會怎麼發展。
他説：“我對新加坡未來的最大擔憂，是讓新加坡在過去60年裏能夠蓬勃發展的體制——一套讓我們克服種種侷限的治理方式，無法持續。我們克服了土地面積、人口和資源的侷限，同時人民與一個理性、有前瞻性的政黨，建立了互信，共同關注新加坡長遠未來的發展……我們過去60年取得的成就對新加坡人來説，彌足珍貴，為世界所欣羨。問題是：我們怎樣讓這個制度運行下去？”
其他國家的例子折射出的問題， 讓這位曾經在建國總理李光耀身邊工作過的副總理，對政治競爭所可能產生的結果十分關切。
他説：“我們需要討論一個問題：我們目前所採用的議會制度——像是威斯敏斯特式的辯論等——真的是最合適的嗎？我們不能迴避這個問題。如果你觀察所有的議會制民主國家，它們一開始的運作通常都很好：有辯論、有思想的交鋒等等。人們常常提出一個觀點，説在私人企業中，我們鼓勵公司之間的競爭，那為什麼在政治上不可以這樣做？競爭是有效的；競爭能促使你更加努力，也能讓更好的想法脱穎而出。
在某種程度上，我同意競爭確實能夠促進思想的碰撞。然而，把這種類比套用到政治上其實並不恰當。因為在私人企業中，如果我是某家公司的總裁，你是另一家公司的總裁，如果公司倒閉了，受難的是誰？是管理層、股東和債權人，只是少數人受到影響。所以你可以承受這種激烈的競爭，爭取更好的結果。但當來到談一個國家的時候，你真的不希望你的國家‘倒閉’。我們該如何最大程度地確保新加坡的生存與成功？這才是關鍵所在。”
在他看來，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以為，自由公正的選舉和言論自由必然會達致善治。民主只是實現良善政治的手段。
他説：“很多時候，民主確實起到了制衡的作用，比如制約濫權，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不過我認為，國家治理遠比簡單舉行自由公正選舉複雜。關鍵的問題是，當一羣人匯聚一起，我們如何讓他們擁有相同的目標，讓他們能協同合作去實現這個目標，並能夠將多元的意見匯聚成一個有邏輯、有行動力的戰略？”
寄望於公民教育 強調公民權利與義務要平衡
王瑞傑寄望於公民教育，強調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要平衡。
他希望決策的過程當中，更多新加坡人能夠參與，一起建設我們所希望建設的社會，而不是依靠別人，用“我投選了你，你到國會幫我提出論點”的思維方式。他形容那是“外包了決策權”，這樣，政黨也因此更有動力去放大人們不高興的事。
他説：“我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我認為如果要做什麼決定，那應該是建立在事實、數據和理性論據上，而不是建立在情緒上。儘管應該照顧人民的情感，當你需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決定時，是不能基於情緒和人們有多生氣的。”
王瑞傑期望良善政治也不斷創新，同時國民能夠團結，思考社會進步意味着什麼，自己在這中間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他説：“我們得非常非常努力。不只是新的4G領導層必須努力，而是我們每一個有份推動新加坡取得成功的人。我們得覺得這是我們的家園，自己能或大或小做出貢獻，建設一個符合我們生活預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