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維介:風塵素心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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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介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的視頻,我從書架取下《伊豆的舞女》重閲,小説裏的年輕舞娘,低頭淺笑,言語流露着純良,倒沒有世俗對舞女風塵的刻板印象。舞娘,輕易讓人想起城市,彷彿只有藏污納垢、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花花世界,才有孕生舞女的土壤。
千百年來,舞女確是滾滾紅塵中生活的助興劑。宋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便是對奢靡生活的嘆詞。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裏第一人稱的“我”,不曾對舞女有一絲輕蔑,可是當舞女們一離開旅社,“我”問旅館女主人,這些舞女下一站住哪?她回説:“那種人,誰知道會住在哪兒呢?哪有顧客就住在哪兒唄。”她直白稱呼舞女為“那種人”,一錘砸碎骨子裏的想法,對舞女的鄙夷掉落一地。小説裏另兩句話也讓人心涼了一下:“途中,每個村莊的入口處都豎立着一塊牌子:乞丐、巡迴演出藝人禁止進村!”這就是社會對舞女的觀感。
我少年時對風塵女子的印象,也大致如此。認識文學裏的交際花陳白露,緣於半個多世紀前會考菜單裏的中華文學一科,曹禺的《日出》入列,書裏曾經的純情少女陳白露,後來淪為穿花蝴蝶,被銀行家包養,最終服藥自殺。民國時期十里洋場的上海,百樂門、仙樂斯等舞廳前仆後繼上演一出出舞場離合悲催的戲碼。舞國的米飯班主操持着舞女世界的生態,為世人捏塑了一個個舞女沉溺浮華的造像。文字裏的舞女,怎麼都高尚不起來。白先勇的小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為舞國生涯滴落了低沉的遺音——輕盈舞步總伴着温柔耳語,紅男綠女旋開了人海浮沉,她們在舞池裏尋覓兩情相悦,最終多哭倒於濕滑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