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維介：風塵素心 | 聯合早報

看了介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的視頻，我從書架取下《伊豆的舞女》重閲，小説裏的年輕舞娘，低頭淺笑，言語流露着純良，倒沒有世俗對舞女風塵的刻板印象。舞娘，輕易讓人想起城市，彷彿只有藏污納垢、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花花世界，才有孕生舞女的土壤。

千百年來，舞女確是滾滾紅塵中生活的助興劑。宋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便是對奢靡生活的嘆詞。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裏第一人稱的“我”，不曾對舞女有一絲輕蔑，可是當舞女們一離開旅社，“我”問旅館女主人，這些舞女下一站住哪？她回説：“那種人，誰知道會住在哪兒呢？哪有顧客就住在哪兒唄。”她直白稱呼舞女為“那種人”，一錘砸碎骨子裏的想法，對舞女的鄙夷掉落一地。小説裏另兩句話也讓人心涼了一下：“途中，每個村莊的入口處都豎立着一塊牌子：乞丐、巡迴演出藝人禁止進村！”這就是社會對舞女的觀感。

我少年時對風塵女子的印象，也大致如此。認識文學裏的交際花陳白露，緣於半個多世紀前會考菜單裏的中華文學一科，曹禺的《日出》入列，書裏曾經的純情少女陳白露，後來淪為穿花蝴蝶，被銀行家包養，最終服藥自殺。民國時期十里洋場的上海，百樂門、仙樂斯等舞廳前仆後繼上演一出出舞場離合悲催的戲碼。舞國的米飯班主操持着舞女世界的生態，為世人捏塑了一個個舞女沉溺浮華的造像。文字裏的舞女，怎麼都高尚不起來。白先勇的小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為舞國生涯滴落了低沉的遺音——輕盈舞步總伴着温柔耳語，紅男綠女旋開了人海浮沉，她們在舞池裏尋覓兩情相悦，最終多哭倒於濕滑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