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藝術家林飛龍 多元靈魂的華脈迴響 | 聯合早報

古巴著名藝術家Wifredo Lam（1902–1982）有個中文名字“林飛龍”，他父親林顏（Lam Yam）是中國廣東移民，母親是前非洲剛果女奴和西班牙­-古巴混血兒的女兒。林飛龍儘管與西方現代藝術大師畢加索、馬蒂斯等往來密切，但在藝術界的認可度一直有些矛盾。

一方面，林飛龍並不為公眾所熟知；另一方面，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林飛龍在藝術圈享有盛譽，作品曾在紐約皮埃爾·馬蒂斯畫廊等大型畫廊展出，並常與他的超現實主義朋友的作品同時展出——例如在巴黎瑪格畫廊舉辦的“1947年超現實主義”展覽。他在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獲得高度認可，1955年在加拉加斯美術館舉辦一場大型展覽，並受委為加拉加斯大學植物館創作壁畫。在1960年代的歐洲，林飛龍在斯德哥爾摩、巴塞爾、漢諾威、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的美術館舉辦過一系列重要展覽。當他1982年在巴黎去世時，巴黎、馬德里和布魯塞爾已在籌劃大型回顧展——原本是對他藝術生涯的慶祝，卻變成了致敬。  

林飛龍與其名作、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叢林》合影。（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古巴藝術家林飛龍在畫室。（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與兒子林王明關係很晚才建立，但彼此之間能進行成年人的對話。（Nocolas Yoakim攝／受訪者提供）

林飛龍遺產總監林神鼎與父親旅行時得幫忙照看攝影和電影設備。（受訪者提供）

林飛龍與第二任妻子Helana Holzers生育的唯一兒子林王明（Stéphane Lam，67歲）、和第三任太太Lou Laurin-Lam生育的其中一個兒子林神鼎（Eskil Lam，64歲）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説，“父親去世後有一段時間人們對他的作品關注度下降。在我們看來，這部分是由於身份政治在藝術界日益增長的影響。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行設立了專門的拉丁美洲部門，有效地將他的作品重新定位在民族主義（例如古巴）框架下。結果，人們主要通過他的拉丁美洲血統來看待他，我們認為這過於簡化，並導致他與長期以來與之交往的更廣泛的藝術家圈子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疏離。”

然而，近年來，人們對林飛龍作品的興趣明顯回升。2015-2016年，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舉辦一場大型回顧展，過後巡展至馬德里索菲婭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和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將從2025年11月10日起，舉辦林飛龍作品大型回顧展“當我不睡覺時，我做夢”，再次鞏固了他在現代藝術史上的地位。

世界公民的東方鄉愁

林飛龍這兩位後人致力於提升父親在亞洲作品的知名度，以表彰他的華裔血統。2024年，香港亞洲協會舉辦展覽“林飛龍：歸徒”，由林神鼎擔任總監的林飛龍遺產策劃，林王明創辦與兼任總裁的藝術紅亭子（Le Pavillon Rouge des Arts，香港）執行。此展距離2002年日本橫濱美術館個展已有十多年，意義非凡。

林飛龍經常憶起父親林顏練習書法的情景。正如Dorota Dolega-Ritter在其發表於“林飛龍：歸徒”展覽圖錄的文章中指出的，林顏對祖先懷有深深的敬意。年幼的林飛龍經常看到父親在房裏為宗教物品上香、供奉米飯或雞肉等，併為瞭解中國的政治動態而閲讀中國報紙。在兒子們的記憶中，“父親（林飛龍）認為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多元文化人——一位世界公民。他對中國深深着迷，我們記得1970年代，他渴望訪問中國。可惜的是，這樣的旅程最終難以實現。”

林神鼎指出，曾在巴黎、西班牙與意大利旅居多年的林飛龍很少接觸華人社區。林飛龍在巴黎時與當地藝術家的聯繫更為自由，曾見過華裔藝術家趙無極幾次。1970年代，林飛龍和家人多次訪問東南亞。林飛龍對印度尤感興趣，與家人於1973年、1974年和1975年三次前往印度旅行，期間到過斯里蘭卡、尼泊爾、泰國和緬甸，可惜從未到過新馬。

東南亞首展版畫與精美書籍

林飛龍版畫“Apostroph’ Apocalypse Plate II”（1966），堪稱傑作。（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版畫“Apostroph’ Apocalypse Plate VI”（1966）。（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晚年版畫作品《無題》（1980），融合歐洲超現實主義、立體主義技法與非裔古巴民俗儀式。（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1963年版畫作品《臍帶》 。（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1969年版畫作品《通道》 。（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1969年版畫作品《nouvelle bonté》。（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1982年版畫《石板下的草，Plate II》。（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林飛龍1982年版畫《石板下的草，Plate IV》。（巴黎林飛龍遺產提供）

而今，林飛龍作品首次來到東南亞，在新加坡泰勒版畫院（STPI）舉行個展“由外而內”（Outside In），展出超過60件版畫與書籍。

林飛龍大膽地將歐洲現代主義（尤其是超現實主義）與批判西方文化主導地位的非洲-加勒比地區和前衞藝術運動的精神和文化意象交織在一起。他筆下的人物融合了多種形式——部分是動物，部分是人類，部分是植物；它們出現在風景畫中，挑戰殖民時期對人與自然、理性與神話的固有觀念。作為有華非裔血統的古巴藝術家，林飛龍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歐洲度過。他常常被視為歐洲中心主義藝術圈的局外人，但他的視野和影響力卻對該藝術運動至關重要。

林神鼎和林王明説：“我們的父親在1960和70年代將大部分創作精力投入到版畫創作中。作為傑出的繪圖員，這種媒介使他對線條的精湛技藝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他在1940年代的畫作以其密集的構圖而聞名，人物形象交織，融入鬱鬱葱葱的熱帶背景中。在那十年間，直至1950年代，他的風格逐漸演變——人物開始從日益單色的背景中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這種轉變使他重新關注線條和形式，並通過版畫創作進一步探索。”

本世紀最美的書籍之一

“他與印刷大師喬治·烏皮里奧（Giorgio Upiglio）密切合作（注：從1963年至1982年），創作了一批重要的版畫作品，強調了這種精緻的視覺語言。本次展覽將重點展示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尤其是他與詩人們合作創作的精美書籍（beaux-livres），將詩歌與視覺藝術交織在一起。其中，與詩人Gherasim Luca對話創作的‘Apostroph’Apocalypse’堪稱傑作，這本書將盧卡令人難忘的文字與我們父親鏗鏘有力的蝕刻畫融合在一起。法國藝術評論家Philippe Dagen在《世界報》（Le Monde）撰文稱其為‘本世紀最美的書籍之一’——如果我們甚至可以稱其為一本書的話。這本鉅著充滿犀利的短語和筆觸。”

本展還展出林飛龍百年紀念版畫的精選作品，該系列旨在紀念藝術家百年誕辰，於1997年至2002年間出版，選自林飛龍生前創作的一系列未發表的版畫，均由藝術家親筆簽名或標記“bon à tirer”（準備印製）。 

展覽從5月24日至7月13日，在STPI（41 Robertson Quay S238236）舉行。

此外，林飛龍的油畫《信件III 》也正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特展“他者之城——亞洲藝術家在巴黎1920s–1940s”展出。　

外一章：兒子們眼中的父親

在林神鼎看來，父親林飛龍在很多方面都像缺席的家長——他常沉浸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但也很體貼，真心喜歡和孩子們聊天。在全家旅行期間，尤其在東南亞，林神鼎得照看父親的攝影和電影設備。林神鼎説：“父親熱愛拍攝，總是帶着他的16毫米相機。我並沒繼承他太多的藝術天賦；我更熱衷於數學和航空。1990年代初，我開始從事檔案工作，協助母親Lou Laurin-Lam整理作品全集的文獻資料。從那以後，我就一直沒停過。”

林王明説：“由於家族歷史的原因，我和父親的關係很晚才建立，這​​有點有趣，因為我能夠和他進行成年人的對話，特別是關於創作，因為我自己就是從事表演藝術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