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油小生：猴子如鏡 文學照見人類原始野性 | 聯合早報

《西遊記》裏孫悟空讓人又愛又恨，他頑劣、聰明、勇敢、暴力，懂得權謀，神通廣大，反抗權威卻又忠心耿耿，在野性、智性與神性之間，成為文學史上非常矛盾又迷人的角色，在不同時空語境裏詮釋出截然不同且又符合時代氛圍的意義。

弗洛伊德起手勢，本我、自我與超我，孫悟空本身就具備此三者，每次遇到危機便在三者間糾結，看是何者勝出，解決眼前危機。泛性論者還會強調他那伸縮自如的金箍棒，可以詮釋為陽具意象。你甚至可以用星座、MBTI分析，把孫悟空放在職場或家庭關係之中。

人人都可以／可能是孫猴子，這就是文學典型的力量。

其實啊，每次在動物紀錄片中看見靈長類的特寫總有點不知所措——它們太接近人類了，一切行為彷彿都在呼喚人類心中那原始野性。黑猩猩世界常見的家族政治鬥爭與暴力，倭猩猩以性愛解決衝突的性格，彷彿都能折射出人類文明的幽微曖昧。

或許正因為太接近，所以讓人不安吧。從大眾文學（包括影視）裏的《人猿星球》到《金剛》，人類始終害怕靈長類的野性力量，更害怕它們變得比人類聰明。

讀者對遠東物種產生恐懼

西方文學史上最早的現代推理小説《莫爾格街兇殺案》，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精心策劃了一起紅毛猩猩在巴黎殺害一對母女的密室殺人事件。這部短篇小説1841年在《格雷厄姆雜誌》刊載，開啓了推理小説新範式：敍事者跟隨偵探破解謎題，從一個無知者的視角，仰視聰明的推理家，後來的福爾摩斯乃至艾可（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都採用如此結構説書。

紅毛猩猩這東南亞物種，竟然在巴黎殺人。原來是殖民帝國擴張之際，一個水手在婆羅洲捕獲的“戰利品”，想説帶回歐洲一定很值錢，可水手並未善待它，使它對人類充滿恐懼，在逃離牢籠之後誤殺了那對無辜母女，彷彿後殖民寓言——巴黎市民（與讀者）因這起恐怖命案對遠東物種產生無意識的恐懼（早期插畫中的紅毛猩猩兇手被畫成人形怪獸般可怕），但追根究底，那黑暗之心釀成的悲劇，其實源自帝國水手的貪婪與暴力。

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其《馬來羣島自然考察記》裏詳細記錄他在婆羅洲獵殺紅毛猩猩的過程。紅毛猩猩中槍後仍負隅頑抗，但這稱霸雨林樹冠的巨獸終究要被博物學家剝皮剔骨製成標本送往歐洲，在博物館展出。150多年前的常態如今讀起來讓人難受。不過華萊士也有温情一面，他曾飼養一隻小紅毛猩猩，觀察它的成長，呵護備至，對於他的獵殺行動，讀者如我也不敢過於苛責了。

凱倫·福勒（Karen Joy Fowler）有個短篇小説“What I Didn’t See”（暫譯《我沒發現的》）寫了一場非洲探險獵殺銀背猩猩的故事，並以女性視角言説，試圖拒斥陽剛意志對野生動物與非洲世界的型塑。小説最大謎團即女成員貝弗利的失蹤，此前獵殺隊常傳説銀背猩猩會抓走女人，大家將信將疑，只是當有人開始懷疑可能是當地黑人嚮導殺了貝弗利時，敍事者的丈夫艾迪害怕誤會擴大，催促團隊集中獵殺猩猩，慘烈如大屠殺，借殺戮忘卻貝弗利的離奇失蹤。而敍事者沒有告訴其他（男性）隊友的是，曾有一個嚮導試圖告訴她一件事，但因為語言不通，結果永遠得不到答案。

貝弗利到底怎麼了，沒有人知道，讀者讀到的，只是一連串的誤會與誤判，以及屠殺悲劇的結局。

這似乎也可以詮釋為一後殖民寓言，或性別寓言。

認識到人類如何被馴化

以上總還是以人類視角，不如讓猴子現身説法吧——

“紅彼得”曰：“模仿人類非常容易，幾天之內我就學會了吐口水。”

“紅彼得”是卡夫卡（Franz Kafka）小説《一份呈交某科學院的報告》的主人翁，一隻被哈根貝克公司從黃金海岸獵捕到歐洲，慢慢學會人類行為與語言的“成功”猴子。

本文作者在卡夫卡位於布拉格黃金巷的故居買到這部簡體版小説集《鄉村醫生》。德文原版1920年出版，據説大部分作品都在那狹小房間裏完成，也收錄了調侃社會的《一份呈交某科學院的報告》。（牛油小生攝）

從“紅彼得”的説辭中，我們彷彿也能從猴子怎樣被馴化，認識到人類也就怎樣被這個時代與社會所馴化（或異化）的過程。

一如“紅彼得”所説：“走投無路時人們會學；想要有出路時人們會學；而且會學得義無反顧，會用鞭子監督自己，稍有反抗就讓自己皮開肉綻。猴子的天性變得荒疏，被包裹着，從我身體裏漸離漸遠……”因為這種種努力“紅彼得”逃出了牢籠，但它仍説：“在無法選擇自由的前提下，我無他路可走。”

這也便意味着，逃出牢籠並不等於自由。不自由的，還有一股原始的慾望與衝動。

偷走女性名字的“品川猴”

在村上春樹的兩個短篇《品川猴》與《品川猴的告白》中，猴子因為愛慕女性人類不可得，通過偷走對方的名字來達到內在滿足。

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説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超現實元素，收錄在《東京奇譚集》與《第一人稱單數》的“品川猴”姐妹篇，就是當中案例。繁體中文版書封面都有猴子，似乎説明了這兩篇作品在集子裏的分量。（牛油小生攝）

這對分別收錄在《東京奇譚集》與《第一人稱單數》的姐妹篇小説，分別從男性與女性的視角與經驗審視猴子偷名字的都市傳奇。

《品川猴的告白》的敍事者“我”在温泉旅館與品川猴相遇，邊喝啤酒邊尬聊品川猴“極致的戀情，極致的孤獨”，怎麼看都像是變態跟蹤者的行徑。《品川猴》中，猴子成了罪犯被逮捕，從名字被偷走的大澤美月身上，牽扯出她學生時代一位美麗同學松中優子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殺事件——人生勝利組的松中優子竟會因為嫉妒心而死，美月沒敢跟任何人説，她擔心這會牽扯出更多不必要的麻煩。直到多年後，猴子同時偷走大澤與松中的名字，並在名字裏發現兩人生命的陰影，才揭露了這段隱而不宣的過往，以及美月不願意面對母親並不愛她的現實。認識自己過去的陰影，成為美月重新生活的動力。這時候，猴子的慾望與偷竊反而並不是太壞的事情了（畢竟它不是人類）。

當然小説並不是要道德説教，一如《品川猴的告白》中敍事者為自己書寫的温泉奇遇記正名時設問回答的：“（故事）主題？壓根找不出那種東西。就只是一隻會講話的老猴子現身羣馬縣的小鎮，在温泉旅館替人搓背，喜歡冰啤酒，愛上人類女性，四處偷走她們的名字，如此而已。這種故事哪有什麼主題或寓意可言？”

毛姆也説過，小説藝術的目的是娛樂。

怎麼定義“娛樂”，見仁見智，而我更傾向於“有意思”：小説應該要“有意思”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