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解院落户香港 分析：中國並非另起爐灶與西方打擂台 | 聯合早報

中國發起的國際調解院星期五（5月30日）在香港舉行公約簽署儀式。32國代表簽署公約，成為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但發達國家和西方國家幾乎缺席，新機制代表性不足。

作為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北京希望國際調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簡稱IOMed）地位比肩海牙國際法院，同時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影響力。

受訪學者認為，國際調解院是對現有國際安全及維和機制的重要補充，重在衝突爆發前干預斡旋，並非是中國要另起爐灶；儘管西方目前意興闌珊，但預計不會反對這個新機制。

中國2022年起與18國推動建立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完成談判，總部設在香港舊灣仔警署大樓，預計2026年初開業運營。

中國外長王毅星期五出席公約簽署儀式，代表中國成為首個簽署公約的國家；其他31國主要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包括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塞爾維亞。來自聯合國等近20個國際組織代表也出席儀式。

延伸閲讀

[國際調解院總部將落户 香港要成為全球“調解之都”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2_16_664450) 中國外長王毅星期五（5月30日）在香港出席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代表中國成為首個簽署公約的國家。（法新社）

王毅致辭時説，國際調解院是國際法治創新之舉，旨在根據各方意願，調解國家間、國家與他國投資者間，以及國際商事爭議，將填補國際調解領域機制的空白，是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法治公共產品。

他認為，國際調解院有助於超越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促進國際爭議的友好解決，也可提升全球南方在國際治理中的代表性與發言權，在國際關係上具有重要意義。

王毅強調善用調解的辦法“可化干戈為玉帛”，並引用中國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歷史典故稱，鄰里雙方通過調解，各自退讓三尺，不僅成功化解糾紛，還形成方便大家通行的六尺巷。

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4月初向全球發起關税戰，加劇地緣緊張及世界經濟下行風險。香港特首李家超會上指出，在地緣政治日益緊張下，國際調解院的工作將更顯重要。

李家超也稱，面對保護主義威脅國際貿易秩序、單邊主義籠罩全球供應鏈，要以對話共商合作，而非以隔閡分化關係，方可為失衡的天下撥亂反正。

香港律政司長林定國星期四（29日）指出，外來敵對勢力正企圖把香港去國際化、去功能化，香港須要用好國際調解院應對重大挑戰。

李家超星期二（27日）稱，國際調解院地位“等同於設於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將有利於香港提升國際地位、帶來經濟效益、完善香港法治等。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鋒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説，現有國際安全的干預行動機制存在巨大侷限，近年國際衝突紛亂不斷深化擴大，背後重要因素是大國政治。

朱鋒認為，國際調解院是衝突升級前的應對機制，旨在採取預防行動降低國際衝突，與國際維和部隊等衝突爆發才啓動的事後機制不同。“國際調解院是對現有國際安全和維和機制的一個補充，千萬不要把它視為想要另起爐灶。”

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浩受訪時也説，國際調解院“不是要和西方打擂台、對着幹。它恰恰是一種補充，更有效地來解決國際爭端問題”。

蘇浩解讀國際調解院的英文名稱，指這個新組織並非法院，解決問題的方式比較柔性，重前期協商和效率，各方達成共識更有利執行，也無需以硬實力介入。

他指出，目前國際法院基於西方法律規則，裁決簡單明確、非黑即白，難以應對複雜的國際爭端，往往還把問題激化，“法院有時做了裁決，但事實上執行不了，成為一紙空文”。

蘇浩分析，中國成立國際調解院意圖明顯，希望國際社會形成相對公正、具有更廣泛普遍價值的機構處理國際爭端，以彌補現有國際法院、仲裁院的不足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