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十九世紀寫作躬身致敬 | 聯合早報

彷彿今天全世界的作家、論家和讀者，都無異議地認定無論何種語言的何文學，無論起腳於古早的何時候，至往十九世紀文學的珠穆朗瑪是聳立起來了。不用“傑出、偉大”的字樣去談論十九世紀之寫作，都無法表述人們對十九世紀作家與作品的敬與愛。遠行走遍全世界，凡作家、讀者、論人開口講説文學時，幾乎人人都對十九世紀偉大作家的經典如數家珍般。其熟悉之程度，説了如指掌都為詞窮語。而説若鼻孔熟之於呼吸、唇齒熟之於舌言似乎才合適。

然而從人家的十九世紀談到我們中文華語的十九世紀之寫作，大體翻閲我們的古代文學史，以世紀為時間之標系，會發現成於十九世紀可稱道的中國小説是1817年的狹邪小説《鏡花緣》，公案小説《劍俠奇中奇》（成書約是1819年）和《綠牡丹》（最早存書1831年）。《品花寶鑑》出版於1837年。再之後才有那風靡中華的《兒女英雄傳》（約1854年）、《三俠五義》（1871年）、《花月姻緣》（1888年）、《彭公案》（1892年）和《海上花列傳》（1894年），直至初刊於1900年前的《七劍十三俠》和成書於1903—1909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十九世紀之寫作，大體才戛然收場而止筆。

而相應於世界文學的十九世紀之時序，將目光落在書架上，看見從書架上走出來的訊息是，歌德轟動整個歐洲、掀開十九世紀小説新頁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竟是寫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的1774年；《親和力》是十九世紀初的1809年。奧斯汀的《理智與情感》和《傲慢與偏見》，分別出版於十八世紀末的1795與1796年。大仲馬1826年寫了《當代故事集》。巴爾扎克1830年出版了《私人生活場景》和《哲理研究》小説集。雨果在1831年出版了他的世紀經典《巴黎聖母院》。狄更斯在1837年，出版了他的首部長篇《匹克威克外傳》。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在1847年，同時分別出版了《簡·愛》和《呼嘯山莊》。而俄國文學在小説創作中，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他的《別爾金小説集》，之後是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1839—1840），果戈裏的《死魂靈》（1842年），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1852年）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1863—1869）等。一若十九世紀文學之鐘的驚天震響到這兒，偉大寫作的世紀峯巔陡然聳立了，之後那些偉大到從小説中落掉一個細節、一個人物，都能把文學的土地砸出一個天坑的十九世紀小説家和小説之經典，星羣閃灼、熠熠輝光，每每出現一個作家或一部經典小説後，隨之而來的光輝就照得讀者睜不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