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機制欠缺中國互聯網企業貪腐案數量增加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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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09

中國官方針對互聯網行業的反腐行動這些年來持續推進，官方數據顯示，相關貪腐案件近年增加，且呈現人員年輕化、“小官鉅貪”等特點。

受訪學者指出，中國對於企業貪腐，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治理機制，加上“流量為王”的時代給予互聯網平台巨大的“平台軟權力”，形成腐敗温牀。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5月15日發佈白皮書，通報海淀區過去五年審理的互聯網企業貪腐案件概況，並分析這類犯罪背後的成因。

海淀區彙集百度、字節跳動、快手、滴滴等互聯網企業，該區的貪腐案情況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反腐現狀。另外，在互聯網企業集中的一線城市中，北京也是迄今唯一發布這類反腐報告的地區。

根據白皮書，2020年到2024年，海淀法院審理的互聯網企業員工貪腐犯罪案件達127起；案件數量在2021年達到高峯後，近三年又呈回漲態勢。其中，互聯網大廠員工案件佔比超七成，犯罪金額達1億8400萬元（人民幣，下同，3300億新元）。

延伸閲讀

中國互聯網行業持續反腐抖音今年17人被移送司法中國互聯網企業今年首兩月利潤總額同比跌6.2% 從人員身份來看，被告人整體年輕化，絕大多數為中青年，超九成介於18歲至45歲，平均年齡僅36歲。

此外，互聯網大廠的基層腐敗也較為突出。127起案件中，基層職員貪腐犯罪金額超過5500萬元，個案平均犯罪金額達126萬元。例如，一名短視頻平台基層運營人員就利用職務便利，向主播索要或非法收受錢款300萬元，最終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罰金30萬元。

對此，報告分析，貪腐行為並不受職級的限制，大型互聯網企業因其積累的行業地位、競爭優勢，不少基層崗位權力大、“油水”多，低職級人員一旦掌握一定的權力或資源，同樣有可能滋生更大的貪腐行為。

台灣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張執中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互聯網行業作為一種新型業態，平台流量的背後是一種隱性的利益，這便給予平台一定的尋租空間。

他説，就像政府的審批權一樣，平台也擁有審批、升級、禁言賬號的權力，這種“平台軟權力”正是互聯網企業滋生內部貪腐的實際原因之一。

另外，互聯網企業扁平化、放權的管理模式，也給內部員工提供一條利用職權牟利的管道。不過，張執中指出，這並非互聯網企業刻意為之。

他説，如果不放權，這個行業所強調的流量和快速運轉就要大打折扣，因此企業願意留有一定模糊地帶。“説到底，還是平台競爭激烈，所以才需要給出更多權力，把效益提到最高。”

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副教授傅方劍也認為，新的業態和業務方式出現，就會產生新形式的腐敗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做好制度上的防範，就會被有心人用來犯罪。

他説：“這是人性使然。權力尋租在中國、在西方都一樣，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會被一部分人用來謀取個人私利。”

不過，傅方劍指出，考慮到互聯網企業龐大的經濟覆蓋面，與中國貪官“隨便拎出來就是十幾億”相比，前者目前涉及的貪腐金額仍微乎其微。

官方數據顯示，海淀區2022年地區生產總值（GDP）破萬億元，其中互聯網企業貢獻超過四成，但互聯網企業貪腐金額在GDP中的佔比不到0.01%。

儘管如此，中國互聯網企業近年來仍加強反腐力度，目前大部分互聯網大廠都設立了專門的反腐職能機構，定期發佈反腐報告。

例如，騰訊反舞弊調查部去年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案件上百起，逾百人被解僱，20多人被移送警方處理；字節跳動去年共辭退違規員工353人，移交司法部門39人；網易遊戲多名市場部高管去年11月被查，據報調查金額或達上億元。

去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出加強企業廉潔風險防控，“促進平台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台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

廣東維強律師事務所王鈞律師受訪時指出，中國過往的貪腐犯罪治理主要圍繞國家公職人員展開，對民營經濟的貪腐治理重視得不夠。

他説，隨着《刑法修正案（十二）》和《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頒佈，民營企業被擺在與國企同等的地位，國家將加大對民企工作人員貪腐犯罪的打擊懲治力度。

不過，王鈞指出，法律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在立法層面還必須進一步出台相關司法解釋；在證據收集、立案標準、定罪量刑的尺度等方面也應予以細化和規範；針對案件辦理的難點、爭議焦點等，也應及時出台指導意見。

他也説，司法部門要加強與行政執法部門的溝通協調，完善行刑銜接，形成反貪腐治理的合力。

傅方劍認為，相較於傳統企業，互聯網大廠更有機會將反腐工作做好。“所有交易都有留下印記，大廠作為高科技公司，更應該用好技術手段做好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