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大屠殺、著書遭驅逐！新加坡女醫生用半生救助巴勒斯坦難民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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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3

77歲的洪瑞釵曾三度被以色列驅逐出境，兩度遭拘留，卻依然義無反顧地走入黎巴嫩、走進加沙，用手術刀縫補戰爭撕裂的人體與尊嚴。

時間回到1982年。33歲的洪瑞釵從醫院值班回家，看到電視新聞出現黎巴嫩貝魯特被轟炸的場景。對黎巴嫩一無所知的她，被貝魯特臨海林立的樓房吸引，彷彿看到馬林百列一帶的組屋，那麼似曾相識。

洪瑞釵是虔誠基督徒，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但一幕幕以色列轟炸平民的畫面，與她對宗教的認知相去太遠。她決定親自去找答案。

洪瑞釵把她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刻骨經歷，寫成《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特約陳福洲攝）

她申請加入英國基督教救援會，奮不顧身去到滿目瘡痍的黎巴嫩貝魯特巴勒斯坦難民營，當起戰地華裔骨科女醫生。

她回憶道：“就像許多新加坡人一樣，我從沒看過戰爭洗禮後的千瘡百孔，破壞程度遠超新聞所見！我第一次覺得，身為醫生，是那麼的無助！”

洪瑞釵誕生於馬來西亞檳城，兩歲隨父母來新加坡，自小成績優異，中學就讀萊佛士女中，1973年畢業自新加坡大學醫學系，名列前茅，成為專科醫生。

她爾後到英國行醫，卻為了要到貝魯特當戰地醫生，辭去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骨科專科培訓一職，與不到10名義務醫務人員，輾轉坐船乘車進入西貝魯特，再到夏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加沙醫院。

1982年，洪瑞釵首次到黎巴嫩貝魯特當戰地骨科醫生所持證件。（受訪者提供）

1982年9月15日到18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撤離黎巴嫩的三個星期後，以軍的坦克封鎖夏蒂拉難民營（Shatila），放任甚至協助所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大開殺戒。

這三天，約3000條性命被奪走。洪瑞釵在這72小時裏，一直待在物資越來越匱乏的加沙醫院地下室手術間，為越來越多遭槍傷炮擊的平民動手術。

“太多太多人了，像永不休止的流水湧進手術室，我至少治療了200人，地上還堆疊着很多病人，許多送到醫院時，幾乎無法救治，屍體多到塞不進停屍間……”　　

坦克車撤離後，洪瑞釵和其他持外國護照的醫務人員，在士兵槍口的脅迫下離開加沙醫院，步行到廣場接受盤問。

“道路兩旁，堆放着屍體，空氣中瀰漫着屍臭。我們千辛萬苦救治幾十個傷者，外面卻有數千無辜的人瞬間被殺。我害怕嗎？不，我很憤怒，他們怎麼能如此對待另一個人！”

在護士阿莫的協助下，洪瑞釵（右）為病人進行包紮。圖攝於1982年加沙醫院。（受訪者提供）

作為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的見證者和倖存者之一，洪瑞釵無法不説出自己的所見所聞，因此決定在以色列的卡漢委員會（Kahan Commission）聽證會上供證。委員會由以色列政府成立，負責調查大屠殺事件。

供證結束，洪瑞釵被以色列“禮貌”地請走。後來，她與先生邱甲祥和友人，經過兩年奔走，1984年在倫敦創辦非政府組織巴勒斯坦人醫藥援助會（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簡稱MAP），至今仍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醫藥救援。洪瑞釵目前是MAP的榮譽贊助人。

1988年，黎巴嫩再次受襲，洪瑞釵再度披甲救援。出發前，她用半年時間撰寫《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她笑説：“如果我不幸被捕，至少貝魯特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可以留下來。”此書後來譯成中文等十來種語言。但不到半年，她因這本書被驅逐出境。

“我當時還在動手術，士兵要我馬上離開，我拒絕。手術完成後，我被士兵帶到機場。”

1982年，洪瑞釵沮喪地走在大屠殺後的夏蒂拉難民營附近，突然冒出一個巴勒斯坦小孩。小孩是洪瑞釵曾經救治的病人，央求着她幫大夥拍照，還説“我們不害怕，以色列來吧！”（受訪者提供）

每年9月18日，洪瑞釵都會回到貝魯特夏蒂拉營，出席大屠殺週年紀念活動。每次，當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會圍着她，聽她説當年的故事。

她對巴勒斯坦人的濟世之心，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表揚。1987年，該組織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頒給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2024年3月，她成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樂部榮譽獎得主，半生奉獻人道主義的精神再次受肯定。

1988年，洪瑞釵（右二）和巴勒斯坦人醫藥援助會的義工派發牛奶給西貝魯特難民庇護所的兒童。（受訪者提供）

對年輕醫生，洪瑞釵的忠告是“行醫者，父母心”。

“醫生是一種特權專業，但別忘記我們作為人的慈懷之心，這是根本。就算無法治好病人，也要聆聽病人説話，陪伴他們，爭取最好的治療法，減輕他們的痛苦。”

洪瑞釵身高不到1.5米，個子雖小，卻用42年的心力，為巴勒斯坦人獲得平等對待發聲，而她最大的願望，就是再次回到加沙。

她堅定地説：“我們（新加坡）是很幸運的，擁有和平。新加坡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戰爭發生，或是參與戰爭。沒有什麼事情是妥協或談判無法解決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來，傷痛將代代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