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劇場如社會之鏡 民眾登台為自己發聲 | 聯合早報

在戲劇盒舉辦的國際社區藝術節上，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三位應用劇場實踐者齊聚首，與劇場工作者一同探索應用劇場的美學構作。三人在活動後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淺談應用劇場在各地的發展。

來自台灣的賴淑雅，30年致力培訓和實踐民眾劇場、應用劇場和受壓迫者劇場，以劇場為鏡子，反思民主自由的課題。在2005年創立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她多年來領導社區劇場培訓項目，設計戲劇課程，並製作論壇劇場和教育劇場演出，曾製作論壇劇場《小地寶》《一僱二主》，入選牯嶺街小劇場2011年和2012年度最佳節目。歐怡雯現在是香港教育劇場論壇執行總監，在兩岸三地從事應用戲劇教學、研究、工作者培訓和叢書翻譯等工作。兩人都提到，應用劇場是千禧年左右到英國唸書時才接觸到的詞，之前積極從事的是“民眾劇場”。

而趙志勇則是在2009年後才轉到這個領域。在這之前，他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做戲劇研究，但那時的他，覺得主流的戲劇演出中缺乏與現實生活的緊密連接。

由民眾來做自己的戲

2009年，趙志勇偶然到北京郊區一個外來務工者聚集的社區，他們做了一個戲劇演出，讓他深受打動，覺得那非常有力量。他憶述：“最初，我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場地，渴望瞭解這些打工兄弟姐妹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工作，為什麼願意寫詩、演戲，想要了解這羣人背後的故事。” 

往後一兩年，他都在追蹤，瞭解他們的侷限和困境。和他們混熟了之後，有一天他們説，“你是中央戲劇學院的，肯定比我們懂戲，不要光來圍觀我們，也和我們一起工作啊”。於是，趙志勇從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實踐的領域。

延伸閲讀

[《戲劇盒30關鍵詞》以小見大 一個劇團折射時代變遷

](https://www.bdggg.com/2022/zaobao/news_2022_10_17_562430) 木蘭社區中心演出《生育紀事》劇照，由趙志勇根據木蘭社區姐妹口述史記錄整理編劇並導演。（受訪者提供，李昊攝）

民眾劇場和一般劇場最大的不同是什麼？賴淑雅説：“最大的區別在於誰是劇場的主人。由民眾來做自己的戲，講自己的故事和議題，不僅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在台上演出。”

三人回溯，1980到90年代時，香港和台灣從菲律賓、泰國、尼泊爾、印度和韓國等地吸收了民眾戲劇，推手包括香港莫昭如和台灣鍾喬，到了90年代，中國湧現農民工羣體，大量的人口遷移，而劇場可以作為他們的發聲途徑，也因而引入中國大陸。

趙志勇説，30年代時，中國大陸也有民眾戲劇，但它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傳，90年代以後的民眾戲劇是截然不同的。他們三人並不是傳道的角色，更多是擔任協調者（facilitator），和自己的夥伴一起工作，讓他們以這種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短則一小時長則達八年

賴淑雅補充，如果是類似論壇劇場的演出，就會設計一些互動機制，不會讓觀眾突然站起來講話，要引導他們慢慢熟悉在這個空間裏安全自然地表達意見，這就是構作的部分，幫助他們經營場景和討論議題，讓他們在過程中學習表達和傾聽。

歐怡雯的經驗是，她經常和本地及國際的社會服務機構（NGO）合作，有時會就着他們關注的議題，例如社區營造、戰爭中的兒童、貧窮、青少年精神健康等，策劃及創作互動教育劇場演出或過程戲劇教案；有時會為他們的服務對象帶領應用劇場工作坊，或培訓工作者關於應用戲劇的手法運用。

這類應用劇場活動，短則一兩小時，長則可達八年。東南亞移工的議題，就用了八年去做，包括引導移工發展出自己的演出作品，從中再創作出互動劇場，到學校演出，也培養學校老師設計戲劇教案，與學生分享。

賴淑雅與菲律賓籍移工進行戲劇工作坊，討論移工在台處境及如何藝術轉化。（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提供）

應用劇場如命題作文

趙志勇説：“通俗來説，我們就是在做命題作文。”

他説，合作伙伴通常是邊緣或弱勢羣體，因為人們不真正瞭解他們，往往有很多偏見和刻板印象。他提到，在中國，當然有許多文學或影視作品描繪羣體形象，但在細節處理上，有可能強化刻板印象，他覺得應該讓羣體自己發聲，説自己的故事，那會是打破刻板印象最有力的方式。

在他看來，應用劇場做的不是自己的創作，不是從他們身上收集素材，而是投入合作羣體，瞭解他們處境、關注的議題、想要表達的事情——主導權在羣眾。歐怡雯則説，應用劇場經常也是跨界的，不僅是關懷弱勢，也談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將不同議題結合製作成工作坊或論壇劇場，也是一種跨界對話的方法。

最困難的是權力的平衡

和傳統劇場的創作和實踐方法截然不同的應用劇場，做起來最大的挑戰是什麼？賴淑雅直言，她對羣眾有無限的包容，反而要説服不瞭解應用劇場的價值和工作方式的組織者最困難。歐怡雯則認為：“最困難的是權力的平衡。面對合作的對象，大家都會小心翼翼和他們相處，經常反思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他們覺得不舒服。”

她舉例，最近她在做一個劏房的田野調查，要走進窄小方格般的居民住處做訪談，用於寫一部給中學生的戲。“走進他們的居住環境，我們都很小心，能不能拍照？怎麼對待他們的家？問問題的時候會不會冒犯到對方？雖然他們的心都很好，我們問什麼，他們就回答，但我們確實會擔心自己有沒有越界。”

聽説大埔計劃的論壇劇場《窄屋之光》，從關注的議題出發和學習論壇劇場，並共同創作成演出，提供一個平台讓觀眾就貧窮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提出問題和討論。（受訪者提供）

趙志勇認為，中國大陸的應用劇場起步比兩地晚，很多時候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把其他社區服務的所得用於補貼這一塊。而最困難的地方在於“自上而下”的社會文化特色，即使在做社區工作，也會考慮“聽話”的事情。因此，最大的挑戰是讓社會各方面能接受這種自發的、從民間由下而上的文化表達。 

談到資金補助，歐怡雯説，議題也有分流行和冷門的，比如最近興談創齡（creative aging），或心理健康，很多製作方就願意投入資源去做。然而，比起資金問題，她觀察到一些出資方要求在作品中置入一些宣傳訊息，對創作者來説自然是一種藝術干預。

談到從事應用劇場的核心動力，賴淑雅説：“應用戲劇是為了改變社會。沒有人獨自生活在社會上，每個人和社會結構息息相關，怎麼共同讓社會變得更好，是大家的事。”

歐怡雯則認為，希望運用它來鼓勵更多人慎思明辨，同時關懷彼此，不僅是單方面被動接受周遭聲音，也能表達發聲。

從2019年開始和農民女工共同創作的趙志勇看來：“通過和她們一起創作，讓她們講出自己的故事，在劇場、博物館、美術館和畫廊等藝術空間演出，其實也是給城市的中產階級一個機會，真正瞭解在家裏工作的阿姨。她不僅僅是一個幹活的角色。而這也有一種象徵意義：城市的文化資源不再只是某一羣人所有。”

賴淑雅和趙志勇認為，中產階級也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戲劇有感染力，”趙志勇説：“特別是中國，一個經歷了快速社會變化的國家，用了十幾二十年邁向城市化，很多人過去都是農民，一下子成了城市階級。農民工的生活和我們的距離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至於這次來新加坡交流，對他們而言，除了比較脱離一種“單打獨鬥”的狀態，其實也因為各自都帶了幾個年輕學生或同事前來，讓後起之秀接觸到跨區域的同輩。“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國際交流活動，而且不是辦在歐洲、美國，是在亞洲，能讓他們這一代年輕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業內人士建立網絡很重要……我看他們幾個用很破的英語去跟別人交談，心裏好感動。”賴淑雅笑説。而歐怡雯回應：”二三十幾年前，我們不就是這樣開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