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劇場如社會之鏡 民眾登台為自己發聲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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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戲劇盒舉辦的國際社區藝術節上,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三位應用劇場實踐者齊聚首,與劇場工作者一同探索應用劇場的美學構作。三人在活動後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淺談應用劇場在各地的發展。
來自台灣的賴淑雅,30年致力培訓和實踐民眾劇場、應用劇場和受壓迫者劇場,以劇場為鏡子,反思民主自由的課題。在2005年創立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她多年來領導社區劇場培訓項目,設計戲劇課程,並製作論壇劇場和教育劇場演出,曾製作論壇劇場《小地寶》《一僱二主》,入選牯嶺街小劇場2011年和2012年度最佳節目。歐怡雯現在是香港教育劇場論壇執行總監,在兩岸三地從事應用戲劇教學、研究、工作者培訓和叢書翻譯等工作。兩人都提到,應用劇場是千禧年左右到英國唸書時才接觸到的詞,之前積極從事的是“民眾劇場”。
而趙志勇則是在2009年後才轉到這個領域。在這之前,他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做戲劇研究,但那時的他,覺得主流的戲劇演出中缺乏與現實生活的緊密連接。
由民眾來做自己的戲
2009年,趙志勇偶然到北京郊區一個外來務工者聚集的社區,他們做了一個戲劇演出,讓他深受打動,覺得那非常有力量。他憶述:“最初,我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場地,渴望瞭解這些打工兄弟姐妹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工作,為什麼願意寫詩、演戲,想要了解這羣人背後的故事。”
往後一兩年,他都在追蹤,瞭解他們的侷限和困境。和他們混熟了之後,有一天他們説,“你是中央戲劇學院的,肯定比我們懂戲,不要光來圍觀我們,也和我們一起工作啊”。於是,趙志勇從研究者的身份,進入實踐的領域。
延伸閲讀
[《戲劇盒30關鍵詞》以小見大 一個劇團折射時代變遷
](https://www.bdggg.com/2022/zaobao/news_2022_10_17_562430)
木蘭社區中心演出《生育紀事》劇照,由趙志勇根據木蘭社區姐妹口述史記錄整理編劇並導演。(受訪者提供,李昊攝)
民眾劇場和一般劇場最大的不同是什麼?賴淑雅説:“最大的區別在於誰是劇場的主人。由民眾來做自己的戲,講自己的故事和議題,不僅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在台上演出。”
三人回溯,1980到90年代時,香港和台灣從菲律賓、泰國、尼泊爾、印度和韓國等地吸收了民眾戲劇,推手包括香港莫昭如和台灣鍾喬,到了90年代,中國湧現農民工羣體,大量的人口遷移,而劇場可以作為他們的發聲途徑,也因而引入中國大陸。
趙志勇説,30年代時,中國大陸也有民眾戲劇,但它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宣傳,90年代以後的民眾戲劇是截然不同的。他們三人並不是傳道的角色,更多是擔任協調者(facilitator),和自己的夥伴一起工作,讓他們以這種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
短則一小時長則達八年
賴淑雅補充,如果是類似論壇劇場的演出,就會設計一些互動機制,不會讓觀眾突然站起來講話,要引導他們慢慢熟悉在這個空間裏安全自然地表達意見,這就是構作的部分,幫助他們經營場景和討論議題,讓他們在過程中學習表達和傾聽。
歐怡雯的經驗是,她經常和本地及國際的社會服務機構(NGO)合作,有時會就着他們關注的議題,例如社區營造、戰爭中的兒童、貧窮、青少年精神健康等,策劃及創作互動教育劇場演出或過程戲劇教案;有時會為他們的服務對象帶領應用劇場工作坊,或培訓工作者關於應用戲劇的手法運用。
這類應用劇場活動,短則一兩小時,長則可達八年。東南亞移工的議題,就用了八年去做,包括引導移工發展出自己的演出作品,從中再創作出互動劇場,到學校演出,也培養學校老師設計戲劇教案,與學生分享。
賴淑雅與菲律賓籍移工進行戲劇工作坊,討論移工在台處境及如何藝術轉化。(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提供)
應用劇場如命題作文
趙志勇説:“通俗來説,我們就是在做命題作文。”
他説,合作伙伴通常是邊緣或弱勢羣體,因為人們不真正瞭解他們,往往有很多偏見和刻板印象。他提到,在中國,當然有許多文學或影視作品描繪羣體形象,但在細節處理上,有可能強化刻板印象,他覺得應該讓羣體自己發聲,説自己的故事,那會是打破刻板印象最有力的方式。
在他看來,應用劇場做的不是自己的創作,不是從他們身上收集素材,而是投入合作羣體,瞭解他們處境、關注的議題、想要表達的事情——主導權在羣眾。歐怡雯則説,應用劇場經常也是跨界的,不僅是關懷弱勢,也談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將不同議題結合製作成工作坊或論壇劇場,也是一種跨界對話的方法。
最困難的是權力的平衡
和傳統劇場的創作和實踐方法截然不同的應用劇場,做起來最大的挑戰是什麼?賴淑雅直言,她對羣眾有無限的包容,反而要説服不瞭解應用劇場的價值和工作方式的組織者最困難。歐怡雯則認為:“最困難的是權力的平衡。面對合作的對象,大家都會小心翼翼和他們相處,經常反思有沒有什麼事情讓他們覺得不舒服。”
她舉例,最近她在做一個劏房的田野調查,要走進窄小方格般的居民住處做訪談,用於寫一部給中學生的戲。“走進他們的居住環境,我們都很小心,能不能拍照?怎麼對待他們的家?問問題的時候會不會冒犯到對方?雖然他們的心都很好,我們問什麼,他們就回答,但我們確實會擔心自己有沒有越界。”
聽説大埔計劃的論壇劇場《窄屋之光》,從關注的議題出發和學習論壇劇場,並共同創作成演出,提供一個平台讓觀眾就貧窮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提出問題和討論。(受訪者提供)
趙志勇認為,中國大陸的應用劇場起步比兩地晚,很多時候一起工作的人,都是把其他社區服務的所得用於補貼這一塊。而最困難的地方在於“自上而下”的社會文化特色,即使在做社區工作,也會考慮“聽話”的事情。因此,最大的挑戰是讓社會各方面能接受這種自發的、從民間由下而上的文化表達。
談到資金補助,歐怡雯説,議題也有分流行和冷門的,比如最近興談創齡(creative aging),或心理健康,很多製作方就願意投入資源去做。然而,比起資金問題,她觀察到一些出資方要求在作品中置入一些宣傳訊息,對創作者來説自然是一種藝術干預。
談到從事應用劇場的核心動力,賴淑雅説:“應用戲劇是為了改變社會。沒有人獨自生活在社會上,每個人和社會結構息息相關,怎麼共同讓社會變得更好,是大家的事。”
歐怡雯則認為,希望運用它來鼓勵更多人慎思明辨,同時關懷彼此,不僅是單方面被動接受周遭聲音,也能表達發聲。
從2019年開始和農民女工共同創作的趙志勇看來:“通過和她們一起創作,讓她們講出自己的故事,在劇場、博物館、美術館和畫廊等藝術空間演出,其實也是給城市的中產階級一個機會,真正瞭解在家裏工作的阿姨。她不僅僅是一個幹活的角色。而這也有一種象徵意義:城市的文化資源不再只是某一羣人所有。”
賴淑雅和趙志勇認為,中產階級也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戲劇有感染力,”趙志勇説:“特別是中國,一個經歷了快速社會變化的國家,用了十幾二十年邁向城市化,很多人過去都是農民,一下子成了城市階級。農民工的生活和我們的距離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至於這次來新加坡交流,對他們而言,除了比較脱離一種“單打獨鬥”的狀態,其實也因為各自都帶了幾個年輕學生或同事前來,讓後起之秀接觸到跨區域的同輩。“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國際交流活動,而且不是辦在歐洲、美國,是在亞洲,能讓他們這一代年輕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業內人士建立網絡很重要……我看他們幾個用很破的英語去跟別人交談,心裏好感動。”賴淑雅笑説。而歐怡雯回應:”二三十幾年前,我們不就是這樣開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