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芷婷：固定的流浪者 | 聯合早報

檳城有一處壁畫，畫的是兩個小孩騎車的場景，他們的模樣活潑可愛、惟妙惟肖。牆上還放了一輛真實的腳踏車，供路過的人騎上去，與畫中的孩子們一起定格成一幅風景畫。從檳城老街走到那處壁畫的路上，一位穿着簡樸的老人在路邊擺了個小攤。老人戴着一頂佈滿污漬的帽子，揹着久未清洗的雙肩包。攤位沒有名字，也沒有任何標識，他只是在人行道上放了兩個紙箱和一個小板凳，紙箱上整齊地擺着他要售賣的物品。

他所售賣的物件，都是旅途中偶然收集的藏品，大多產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主要是舊紙鈔，包括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海峽殖民地發行的貨幣、人民幣伍角紙鈔等；此外還有一些印有人物肖像的明信片，以及來自檳城和泰國的各類舊商標。我從他略帶英式卻不甚濃重的口音中推測，他可能是遺留在馬來西亞的外國人，類似歷史學家、人類學家Ann Stoler筆下的“克里奧爾羣體”——這一稱呼特指外來者與本地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後代。第二天再次遇見這位老爺爺時，他告訴我，自己出生於英國，一直在四處旅行。

他今天帶出來的信件不多，向我介紹時説，這些是檳城一位母親寫給在新加坡學醫兒子的家書。我翻看了一下，確實都是從檳城寄往新加坡、署名給同一收信人的信件。信件每封售價馬幣10元。我在購買前稍有猶豫，一方面它們寫於1955年，與我所研究的時間段不太吻合，我更傾向於聚焦20世紀初期的歷史；另一方面，我尚未對信中主人公做過背景調查，不確定能否從中挖掘出有價值的材料。他説家裏還有一些與新加坡有關的資料和信件，可以明天帶出來。第二天是週六，如果我明天還在檳城，他讓我白天去興巴士週末市集找他。他通常坐在市集入口的顯眼位置，傍晚才會回到小巷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