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實中開展想象 王安憶踐行“歷史和我”之小説理想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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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才女友》被《紐約時報》選為“21世紀100本好書”，並且名列榜首，作者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更被視為20世紀最神秘的作家。這位意大利作家自1992年出版首部小説後，就決定隱姓埋名。
她曾在一次對談中提到：“作品本身並不重要，而是寫這本書的人有沒有自帶光環。假如他已經有了名氣，媒體會強化這個光環，出版社也會敞開大門，整個市場也會非常高興接納你。但你如果沒有這個光環，一本書很神奇地贏得了市場，媒體就須要打造一個作者形象，這就開始了一個機制：作者出售的不僅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形象。”
用作品來説話，是費蘭特的堅持和理想。
《我的天才女友》是費蘭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之首，寫的是那不勒斯一破敗社區共同成長的兩個女子，莉拉和埃萊娜。兩人從小形影不離，彼此依賴，卻又暗自角力。這部小説圍繞着女性共同的心理與生理經驗，鋪展開來。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是記錄二戰以後，意大利資本主義發展新時期下，新一代女性的身心靈成長路徑。
《我的天才女友》為埃萊娜·費蘭特原著，後來改編為HBO影集，講述那不勒斯城市中兩個女子的成長經歷。（互聯網）
而在中國作家王安憶看來，《我的天才女友》實是21世紀最有趣的文本。2024年榮獲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後，王安憶在受訪時透露了這點，並提到小説主角莉拉的人物類型，可以溯源到西方宗教和神話，也有《呼嘯山莊》中的女性影子。
“歷史和我”來自一首詩
王安憶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説：“小説的知識分子化，削弱了它的敍事性，到書店裏去，很難找到一本有趣的虛構小説，小説的基本要素——人物、情節、細節都被解構。然而，《我的天才女友》卻仍然保持着這些觀念，同時又沒有停滯思想的進步，實踐了作者‘歷史和我’的小説理想。”
2025年城市閲讀節上，王安憶將以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為引，討論“歷史和我”之小説理想，並由此將自己《兒女風雲錄》的書寫歷程娓娓道來。
王安憶説，“歷史和我”是費蘭特2020年在博洛尼亞大學演講的題目，來自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小詩：歷史上，巫術被處以絞刑／但歷史和我／我們每天在身邊，都能找到所需的巫術。
《兒女風雲錄》同樣是王安憶駕輕就熟的上海書寫，唯對照《長恨歌》的上海女孩王琦瑤，《兒女風雲錄》從上海老爺叔，交誼舞廳裏的舞師“瑟”寫起，一個個人物也隨之鮮活起來，展現另一種上海風貌。生於1940年代末上海豪門，瑟的大半生走過新中國、新時期、新時代，他經歷的悲歡離合，對照着上海在宏大歷史洪流中的足跡。
寫作慾望至今無衰頹
舞者，巫也。在上古傳説中，巫師可謂最早的舞者，通過奏樂起舞，祭天祈福，消災解厄。再看甲骨文中的“巫”字，字形的上下和左右，分別象徵天地和四方，故巫也可視為貫通天地四方，打破時空界限的人。
小説家以及小説人物又能不能擔起“巫”／“舞”的角色呢？在王安憶看來，歷史和小説之間，從理論上説，虛構比非虛構更要上境界，因為它往往將不可能變成可能，普遍性變成特殊性，它需要更大涵量的寫作能力。“一方面，它不需要對歷史的真實性負責，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在真實的歷史中開展想象，是個二律背反的關係。”
寫《兒女風雲錄》，首先是因為王安憶至今並無衰頹的寫作慾望，更具體地説，她想要“創造一個人物，在歷史的夾縫裏納入不進任何命名”。
小説的結尾，借阿郭之口道出：“世界上的人，只有兩類，一類舊，一類新！”而王安憶説，無論是《長恨歌》的王琦瑤，還是《兒女風雲錄》的瑟，兩個人物都在舊時代的餘緒中，“用現在的話説，就是垃圾時間。”
上海、中國，屬於後發展地區、國家，在現代化的“垃圾時間”裏，小説人物的寫作，對作者而言是歷史認識和命運想象的挑戰。不同在於，王琦瑤是個女性，女性在都市的命運更復雜；瑟的出身背景帶有階級的普遍性，男性在歷史變遷裏更前沿的處境，遭際便更沉重。
2006年的電視劇《長恨歌》，由張可頤（左）飾演中年王琦瑤，徐崢飾演康明遜。（互聯網）
我們也可以顯著感受到兩部小説的質地不同。相較之下，《長恨歌》更温柔、綿長、精緻，《兒女風雲錄》則更直率。王安憶説，寫作手法上，《長恨歌》細節更多，篇幅幾乎是《兒女風雲錄》的一倍，而後者語言比較精煉，結構也緊密。
1995年開始連載，隔年首次出版的《長恨歌》，在2024年再版時，王安憶如此寫道：“寫作《長恨歌》時，要低於王琦瑤半輩，生怕筆下不自覺流露促狹，所以格外鄭重，不免拘泥；後來，與王琦瑤年齡齊平，雖然還是傲嬌，傲嬌自己是清醒的，不會如她沉迷不悟；現在，王琦瑤成了自己的過往，就又佩服她的勇敢無畏，換作本人，絕不敢蹈入險境，交付身份體面甚至性命，這就是布爾喬亞的革命性。小説寫作者都是懦弱的人，生活中不敢下手的，只能在文字裏踐行，留下水中月鏡中花，等着親緣認領。”
《長恨歌》的王琦瑤，《兒女風雲錄》的小瑟，兩人都出自舊時代餘緒。（孫靖斐攝）
到了《兒女風雲錄》，王安憶説，因為自己是女性，所以寫《長恨歌》時容易找到心理根據，書寫男性角色則需要推測，故《兒女風雲錄》理性的成分更多。
《我的天才女友》描寫到兩個女性之間的幽微情感，但王安憶沒有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我的天才女友》的女性關係，反倒認為它超出了現代女性主義觀念，不只在女性處境中進行敍述，寫的也不僅是女性和女性，更可能是自己和自己，或者歷史和自己。在它生動具體的描寫之下，又有一個強大的形式劃定邊界，讓它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
不敢嘗試“四部曲”
王安憶自謙，可不敢嘗試“四部曲”這樣宏大結構的敍事。“《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我猜想她大概也在這四部曲裏消耗了大量的寫作資源，這資源需要很多時間積蓄，這資源包括個人經驗、社會材料、情感的強烈度，這些對於我都是匱乏的。所以只能精打細算，細水長流。”
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由《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和《失蹤的孩子》組成，圖為人民出版社中譯版套書。（互聯網）
從2011年開始，費蘭特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掀起閲讀風潮，並由美國和意大利影視公司合作推出影集。即便作品IP大火，費蘭特依然堅持神秘身份，從不露面，僅少量接受書面採訪。
一如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序言《上海最後的拉丁舞》中寫道，《兒女風雲錄》乍看之下是個典型的大時代和小人物故事，小説元素大可敷衍成一個“蕩氣迴腸”的敍事，一個新世紀版的《長恨歌》，而且小説IP應該能夠引起影視界興趣，但作者志不在此。
王德威指出，全書僅15萬字，有些章節如小瑟的文革或美國經驗，幾乎全景式一掃而過，有些部分如上海舞廳文化又深入事物肌理，綿密濃郁，“一放一收之間，暗藏了她創作的態度。”
1991年，《聯合早報》邀請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與馬來西亞作家出席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左起為莫言、王安憶、朵拉、小黑、龍應台、阿盛、鍾曉陽與朱天心。照片攝於粵海清廟。（檔案照）
和新加坡素有淵源
王安憶和新加坡素有淵源。她原籍福建同安，父親王嘯平1919年出生於新加坡，1940年離開南洋，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的説法，是“離散的新加坡人”，也是“中國歸僑”。
1991年，王安憶初訪新馬參加第五屆國際華文文藝營，也開啓她的尋根旅程。其後多次來過新加坡，王安憶形容心情已經比較平靜。
“最劇烈的心理戲劇，還是第一次，對我而言，它是帶有原鄉的意思，許多親屬從未謀面。現在一方面來往已是常態化，另一方面中國走出閉鎖，對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了解，不像初始那麼受震動。”
此次，王安憶將帶着全新長篇小説《兒女風雲錄》再赴獅城，切勿錯過。
▲王安憶：歷史和我主持：曾昭程（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7月2日（星期三）晚上7時30分首都劇院（Capitol Theatre，17 Stamford Road S178907）報名費：15元（贈送一張5元大眾書局書券，以及閲文集團旗下App線上閲讀權益：起點讀書7天體驗會員／WebNovel價值25新元的書幣兑換／QQ閲讀7天體驗會員），早報VIP（訂户）優惠價：5元 報名鏈接：go.cityreading.sg/cr2025_way 備註：唯有成功報名者，現場簽到時可獲得書券及閲文App線上閲讀權益。早報VIP可在購票時輸入專屬代碼ZAOBAOSUB5，即可享有報名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