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贇：涅槃之下 權力之上——當宗教制度進入國家體系 | 聯合早報

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反多年前要中止轉世的表態，昨天發表聲明稱，將在自己去世後延續轉世。這可以説是近年來西藏流亡政權與中國政府博弈的最新重要發展。

很多人並不清楚，藏傳佛教的活佛制度，並非只關乎宗教傳承，實質上是中國歷史上政教關係互動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環。因此，最終是視政治需要而決定其產生與消亡。這種情況在元明兩朝即有雛形，至清代又以黃教的達賴體系，來代替明代的大寶法王等體系，而得到進一步強化。但極為強勢的滿洲政權，還利用冊封與駐藏大臣等制度性安排加以掌控，以此彰顯中央政權的權力延伸。這種制度性安排的頂點，就是1793年清廷頒佈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其中明確規定，轉世須通過“金瓶掣籤”。這種再造的傳統，就成了此後200多年的定式。

但為了防止達賴體系獨大，清廷又在後藏構建班禪體系，以分化宗教影響。因此，歷史上班禪與達賴間的矛盾就不斷，而各時期的中央政府又樂於坐山觀虎鬥。同屬藏傳佛教影響的內外蒙古也是如此：在察哈爾的內蒙章嘉活佛與外蒙的哲布尊丹巴體系，就同樣是中央政權有意分而制之的制衡體系構建。但無論是藏區還是蒙區，最高宗教領袖都是存於清帝共主的框架之內。不僅在人事上，在轉世靈童找尋地點上，清廷也曾多次強勢干預認證。像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去世後，清廷為控制外蒙，限制只能在西藏找尋轉世靈童，而不能在所統治的喀爾喀蒙古。可見，只要清廷有足夠能力與意願，就會在表面尊崇的情況下，通過中央認證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來分化蒙藏活佛的實權，以達到制衡與控制之目的。這種情況一直到辛亥革命後，中央政府失去對邊疆的管控力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