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咖啡仔 八旬老行尊憶苦思甜見證行業變遷 | 聯合早報

鄒奕珠（80歲）十二三歲從中國福州到新加坡投靠同鄉，在馬裏士他路一帶當“咖啡仔”，月收入二三十元。

“就是打雜，什麼都做，還要跑十多間店送咖啡。一定要在商號老闆上班時準時送到，如果得罪他們，失去這些老顧客，會被老闆罵。” 他説。

從前頭手把飯碗護得很緊，當雜工的鄒奕珠一直沒機會碰咖啡壺，打雜三年後才有機會衝半天的咖啡。他説：“衝咖啡除了水要滾，咖啡粉要好，牛奶下得準，最重要是用心，記住每個顧客的喜好，有的喜歡薄一點，有的喜歡厚一點。換另一個頭手衝，顧客會覺得不好喝，因為不合他的口味。”

從前咖啡頭手用來過濾咖啡和茶的布袋。（《海峽時報》照片）

1964年，鄒奕珠頂下禧街（Hill Street）中華總商會二樓食堂的一個茶水攤。雖説當上小老闆，他還是得繼續捧咖啡。他憶述道：“商會大樓有八層，電梯看守員不讓我搭電梯，説怕弄髒電梯，我只能爬樓梯。當時還年輕，腳有力，為賺錢不覺得辛苦。”

鄒奕珠在1968年入股以台灣粥見稱的海京樓，直到餐館於2008年搬到大巴窯中心後才退休。

雖不再經營咖啡攤生意，鄒奕珠還是很關心同行，他在1970年代加入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會，在執委會擔任不同職務，後擔任仲裁員至今。

仲裁員是很有“年代感”的職務，鄒奕珠解釋：“早期公會在會員心目中地位很高，加上請律師很貴，所以他們有事會找公會做公證人。例如一家咖啡店通常由幾個股東一起頂下，他們會請公會公證權益分配。股東之間如果出現盈利糾紛，也會找公會的仲裁員調解。”

先輩從中國下南洋時有很深的情意結，口頭承諾即可作數。鄒奕珠感慨地説：“可是父親當年答應的，到兒子這一代不一定承認。現在年輕人講求白紙黑字，凡事找律師，公會在這方面的功能已逐漸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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