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從紅姐吃的香到女大生辱國格 看見中國社會性別矛盾 |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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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半個月,中國接連爆發兩起關於性與隱私的公共事件,引發網絡輿論浪潮。南京一名38歲男子假扮女性,與多名男子發生關係並偷拍視頻,情節獵奇掀起全網熱議,侵犯隱私的加害人被吹捧為解決“性短缺”問題的“紅姐”;而大連工業大學一名女大學生與外國人一夜情遭對方泄露私密照片與視頻,反而被指“有損國格”,面臨退學與網暴。
兩起事件雖情節不同,卻都映射出當代中國社會在性別與社會經濟地位上的深層矛盾。
7月初,中國與海外社交平台瘋傳大量標註“南京阿紅”的偷拍性愛視頻,累計超過1600部,內容是一名身形壯碩的男性頂着長假髮與厚妝容,身穿長裙,在一間簡陋房間內與眾多男子發生性行為。對象包括健身教練、大學生、白領及外國人,部分受害者身分遭起底,甚至影響家庭關係。
起初,網上一度傳出當事人是一名60歲的男子,因此戲稱他為“紅老頭”,直到南京警方8日通報,證實當事人為38歲焦姓男子,已因涉嫌傳播淫穢物品被刑拘。
然而,這起事件並未引發公眾對侵犯隱私的關注,反而因為焦男外貌平凡卻能吸引眾多男子,掀起網絡獵奇與迷因熱潮。不少網民尊稱其為“紅姐”,表示佩服與羨慕他“吃的真香”;也有評論將事件歸咎於女性拜金、婚戀環境緊張,男性才會另闢蹊徑,以滿足生理與情感需求。
延伸閲讀
[沈澤瑋:褲襠承受不起國格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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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稿:呼喚公眾心中的平權 中國女權荊棘路前行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2_29_729342)
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吳暢暢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分析,從視頻中男性參與者的穿着、談吐可以大致推測,與焦男有身體親密接觸的男性多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中下階層,但在發生親密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焦男則全程扮演高度臣服的角色。
他認為,這種在性行為中的支配與臣服的權力關係,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下階層男性透過性行為,實現從經濟層面的被剝削和被支配關係,向性關係上的主導地位的轉換”。這説明紅姐事件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
針對輿論對被偷拍者的戲謔與嘲諷,長期關注性別課題的中國資深媒體人李思磐受訪時強調,“他們(被偷拍者)不應該被嘲諷,他們確確實實也是隱私權被侵害的受害者。”
她補充,社交媒體的流量邏輯與用户結構也是一個因素。 “現在社交媒體的活躍用户多是年輕女性,這樣的場域對男性缺乏同情也就順理成章。”
但李思磐指出,這不應成為合理化歧視的理由,“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當他們的隱私被侵害時,都應獲得法律與社會的支持與保護。”
就在紅姐事件熱潮稍歇之際,大連工大一名李姓女學生與烏克蘭退役電競選手宙斯(Zeus)一夜情的視頻被挖出,再度掀起話題。
宙斯去年12月赴上海蔘賽,與李女相識併發生性關係,事後將未打馬賽克的視頻及照片上傳至其Telegram粉絲羣,並聲稱“中國女孩一天就被征服”。
這些內容近期被中國網民翻出後,不少人指責李女“投懷送抱”;大連工大則援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30條第六款(違反社會公德)及該校《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第19條第六款(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擬開除李女學籍,要求她於9月7日前申辯。
事件在網上掀起爭論,有人支持校方決定,認為李女行為已升級為國際輿論事件,影響國家形象;也有聲音質疑,這是私人行為,校規中“不正當交往”的定義含糊,且將事件上綱上線至“國格”層面,已過度解讀。
李思磐就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私人的事情,根本不應該成為公共事件”。
她強調,校方將學生私生活政治化、道德化,處置荒唐且缺乏法律依據,導致學生遭受網暴與面臨退學。 “這是對她人格權的侵害,學校不但沒有保護學生,反而從校譽與國格的角度出發,處罰她,這是不應該的。”
儘管情節各異,吳暢暢則認為,南京紅姐與大連工大女生事件,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主導型男性氣質在社會各階層的支配地位。
吳暢暢進一步指出,一方面,中國的精英男性維持了不平等的經濟與再分配關係;另一方面,社會性別的關係上,男性作為一個整體又成功維繫了父權制度的紅利;而處於中下階層的男性對整體女性而言,也還是保持了社會性別層面的優越性。
“這就是為何時至今日,與外國男性交往的女性仍然會受到民族主義的指責。”吳暢暢補充道,在紅姐事件中,即便這些男性的視頻被泄露,但由於他們作為“進入者”的主動身份,令他們不會像大連女生那樣承擔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指人身敗名裂,被社會忽視、孤立或隔離)的後果。
關注中國性別課題的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性別研究博士崔樂則認為,這兩起事件凸顯“性與性別”在中國是高度敏感且極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他分析,體制內公權力的行使常鞏固保守性別觀念,壓制不符合主流規範的行為;而民間輿論則在支持性自由與批判非主流之間拉扯。
他強調,“當人們在‘吃瓜’、八卦、評判的時候,應該批判性地反思主流意識形態,看到性與性別中的等級規範如何導致污名、不公和壓迫,避免強化主流規範對邊緣羣體的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