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版文集選編 英培安雜文再思社會議題 | 聯合早報

華特·班雅明被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稱為“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他的《單向街》是眾多論述中最貼近大眾的一部，充滿他對社會景象和微小事物的觀察。《單向街》創作於1928年，當時德國走出一戰結束後，政治與經濟的轉變時期。詹明信則在《班雅明：多重面向》一書中剖析，現代人處在理論時代（age of theory），歷史的境況會澄清一些不證自明的東西，但對班雅明那個年代來説，他的青年歲月和智識造就的階段，正是新康德主義盛行時，以自然科學為唯一真理。

雜文語調一針見血

在這種重視實用、邏輯、理性的時代背景下，《單向街》維持了班雅明的寫作特點：遊蕩、靈光閃現和星座佈列，以精妙、跳躍、碎片結構的形態書寫社會觀察。對照英培安在1980年代出版的幾本絕版雜文集《説長道短集》《人在江湖》《破帽遮顏集》與《拍案集》，從知識分子與社會觀察者的角度剖析社會。40年後，劉碧娟博士再編《關於：英培安雜文編選集》，從絕版雜文集中選出154篇，歸類為數個議題，從自己、思想、品德、身份，到女性、感受和生活，盡顯他的社會關懷，但不故作高深，而是採用了言簡意賅，一針見血的雜文語調。

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建國後積極發展，80年代正是輝煌年代。而英培安是這麼看自己身處的年代：“70年代以後，理想主義就沒落了，現在是80年代；據説是實用主義抬頭的年代。現在的年青人對什麼主義、什麼哲學，是毫無興趣的，現在他們最有興趣的是電腦、工商管理……”（《懷舊》）。他選擇用一個懷舊者的姿態針砭時弊，雖不乏旁徵博引，但也深入淺出。比如“關於品德”一輯的《孝道》一篇，他談到敬老，提出最不幸的事情，無非將朝氣蓬勃的年青人困在家裏，服侍殘年的老人吃飯、大便、洗澡，也許連生計都成了問題。“因為社會賢達反對，社會輿論攻擊，把老人送去老人院是非常不孝的。於是，年青人的生命就這樣耗下去，耗下去，和垂死卻不死的老人一起沉入痛苦的深淵。”

今昔對照社會課題

相隔40年的作品結集具有時代意義。這讓讀者作出今昔對照，驗收其文字的普世性，觀照社會的發展走向，什麼改善了，什麼依舊不變。對照現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傳統觀念難以改變，但我們確實看到社會出現更多樂齡設施和福利機構，養老不再只是個體的責任，而是從公共建設上為老人設想。

同樣談敬老的篇章有《政治》。英培安引用法蘭西·培根的書《新阿特蘭底斯》，小説中的理想國由科學家和哲學家執政，沒有投機的政客，沒有政黨，更沒有表演意味強烈的競選活動和羣眾大會。與之對比的是柏拉圖的理想政治人才，他們受過有系統的身心教育，30歲以後開始學哲學，再離開學術生活，投入社會磨練搏鬥，累積實際經驗。身經百戰後，年過半百，正是最理想的統治者。英培安認為，青年才俊也許滿肚子學問，但身心未必成熟，往往失於浮躁或急功近利，政治問題千變萬化，無怪乎在許多國家，居高位掌大權多為老年人。

他還相信開放的社會需要一羣熱情的懷疑者。這或許也包括懷疑自己。於是，在“關於身份”一輯，他為“文人”形象祛魅，談到大思想家和大文學家不一定就是讀遍萬卷書的人，諸如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影響後世的思想也來自生活實踐和獨立思考。《讀者的眼睛》和《撈家》兩文，強調文化工作者不應馬虎敷衍，把做文化當成投機生意，因為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前者更直抒心中擔憂：“每天在報上不斷寫寫寫……有時良心發現，真的從心裏抖出來，不知道有沒有人在背後大吐苦水呢？”作為累積了閲歷和社會、文化資本的文人，他意識到可能存在的盲點，以此警惕自己和他人：唯一使自己安心的方法，儘量寫得認真一點。

《關於：英培安雜文編選集》編者劉碧娟博士（左起），在新書發佈會上與吳偉才、劉培芳同台對談。（城市書房提供）

英培安談性別觀

也許編者是女性使然，《關於》特別收錄一輯談女性，讓我們瞧見英培安的性別觀。《女作家》一文説，有“女作家”這一稱呼，並不是因為世上沒有男作家，而是人們總是把作家想象為男性形象。女性寫作者過去隱身，並非不存在，而是缺乏受教育機會、只出現在私領域，甚至把書寫出來了，只能以男性名字發表。後來，男女平等的時代到來，女性也能成為作家，而且不遜於男性，漸漸有了“女作家”的稱謂。

然而英培安直言，只要女作家這名詞一天還存在，真正的男女平等就難以實現，如果女性竟還以這頭銜沾沾自喜，那就更難了。這個詞彙最終還是大男人主義在作怪：把“女作家”從“作家”或“女人”中區分開來，一是因為驚奇於女性能作文，二是將能文的女性視為特別乖巧的寵物對待，也就是如此，許多男性看似特別欣賞“女作家”，尤其作風大膽的新潮“女作家”。他在文末調侃説，不如把寫作的男性也稱為男作家，這條賬是不是就能拉平了呢？

他談女性，不僅談論知識分子階層，從古至今梳理，有條理地抒發其社會關懷。“女性”一輯也説中國古代的節婦烈女、紅顏禍水論，到新加坡社會關切的“婦女問題”。在新加坡，人們普遍受到高等教育，建國總理李光耀就曾經發出憂患，認為這會影響生育率。這最終也是因為受現代教育少，觀念傳統的婦女更願意走入婚姻，並且以傳宗接代為己任，現代女性更有自主意識，認為若沒有時間好好教養兒女，平衡個人理想和生兒育女，情願不生或生少一點。

在過去，男性常居優勢，至今性別平等的社會倡議也還在持續中，英培安在當時看見女性的處境和性別政治的弔詭處並直白提出，如今看來也令人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