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以穩定和健康社交避免自殺風險 | 聯合早報

新加坡援人機構發佈年度最新自殺統計數據，顯示去年自殺身亡人數為每10萬居民中5.91人。從絕對人數上來看，這不僅是冠病疫情以來最低的，從百分比上放眼全球也是極低的；令人關注的是，在30歲至39歲這個年齡段的自殺人數佔比較去年的數據大增23.9%，背後原因值得探討。

從正面來看，統計數據低，意味着我國到目前為止，在防止自殺方面效果不俗。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機構的統計，宗教信仰強烈和家庭結構緊密的中東阿拉伯國家長期自殺率低，但背後原因包括宗教和社會風俗對自殺的禁忌，和社會壓力的隱形導致數據被扭曲等等。隨着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個體意識提高，心理健康問題在阿拉伯社會也越來越受重視。

自殺率問題值得引起關注，不只是因為它是生命的耗損，也因為輕生的結果可能給親人朋友造成巨大的傷痛，甚至終身的心理創傷；更重要的是，自殺作為非自然的生命終結，它間接折射出社會關係緊張以及當事人無從釋放的壓力。一個鼓勵相互關懷的社會，結合不斷強化觸及面的輔導機構網絡，能幫助為有需要者提供及時的支援。

單是一個新加坡援人機構，去年便接到8000多個30歲至39歲這個年齡段的求助電話，顯示這個中年前段的年齡層——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壓力不容小覷。這個年齡段是20歲至29歲年齡段的延伸，後者佔本次報告中死亡率的第二高，因此對數據的整體解讀，除了應該納入傳統上的工作、家庭背景等等因素，也必須考慮網絡時代的特徵以及科技造成的壓力等等。

很多社會學、心理學和公共衞生領域的研究都指出，社會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和社會聯繫的弱化是自殺的重要原因。現代社會學先驅、著有《自殺論》的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就主張，個體在缺乏社會支持或規範時會產生無力感，人在社會結構或社會關係中一旦出現斷裂，更容易感到迷茫，自殺風險顯著提高。

在越來越先進的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時代，淺層次的虛擬聯繫容易被誤解為社交，進而取代實質、面對面的溝通交流與建立情感的聯繫。這種碎片化的聯繫現象不僅在青少年之間如此，在成人之間也可能存在，它其實造成不少諸如錯失恐懼症（FOMO）甚至網絡霸凌等的焦慮，對心理素質比較脆弱的人帶來不必要的刺激和打擊。因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固然對人的生活與工作帶來極大的便利與幫助，但它對人際關係或個人精神所可能造成的隱形誘惑和危害，是必須警惕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自我警覺，沉迷在手機或社交媒體的時間越長，越可能浪費了促進人與人之間情感深化的機會，或為自己尋找和開拓實質社交網絡的時間。在少子化時代成長的一些家長，或許本身都沉迷於科技產品，難以督導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隱憂。

自殺或心理健康問題由來已久，但網絡世界的孤獨特性疊加到少子化的家庭趨勢，更容易讓社會原子化的缺陷走向極端。如何鼓勵人們建立健康的人際與社交關係，讓孤獨無助的問題不至於在社會中“向下紮根”，是整個社會的新時代考驗。除了持續打造更健全的社會心理安全網絡和援助網絡，對於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帶來的衝擊，社會也應該有所警覺，做好準備。

穩定而健康的社交圈對於年輕世代的情感支持很重要，隨着年齡增長，也有助於避免孤獨感的蔓延與深化，進而侵蝕心理健康。放下手機、迴歸人際交往的智慧，是現代人重要的功課，透過人際交往，學習化解生活與工作的壓力，則是不分時代與國家，每個人可以自我成長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