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氏儒家憲政：如何當真？-文揚

上週三7月11號，不知是受到《紐約時報中文網》剛剛推出的影響，還是另有別的情況，《紐約時報》在其印刷版和網絡版的The Opinion Pages上發表了中國學者蔣慶和英文編輯Daniel A. Bell共同署名的文章A Confucian Constitution for China，隨後，其中文版也以“中國的儒家憲政”為題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全文刊出。

由於還沒有讀到對該文的英文評論，暫時還不知英文讀者對於該文中如下説法作如何反應：

In modern China, Humane Authority should be exercised by a tricameral legislature: a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that represents sacred legitimacy; a House of the Nation that repres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a House of the People that represents popular legitimacy.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should be a great scholar. Candidates for membership should be nominated by scholars and examined o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n assessed through trial periods of progressively greater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 similar to the examin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used to select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past.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the Nation should be a direct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other members would be selected from descendants of great sages and rulers, alo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s major religions. Finally,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elected either by popular vote or as heads of occupational groups.

（中文：在現代中國，王道應該通過三院制國會來實施：代表天的神聖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歷史文化合法性的國體院和代表民眾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通儒院的領袖應該是個大學者。其議員候選人應該由學者提名並考察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知識和連續性的更多管理責任的政績而選拔，類似於皇權時代選拔士大夫的科舉制。國體院的領袖應該是孔子的直系後裔，其他議員應該是大聖人或君主的後裔以及中國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後，庶民院的議員是公民投票選舉產生或者行業團體的代表。）

蔣先生這篇文章，是從批判希拉里國務卿最近在其亞洲之旅中針對中國政治的攻擊性言論開始的，在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和不足之後，作為一個對抗，推出了他的儒家憲政，或稱王道政治設計。

《紐約時報》既然登了，全世界很多英文讀者都會讀到，美國的政治學者、政治家包括希拉里本人很可能也都會讀到。試想一下，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已獲得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對於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這樣一個制度架構，對於“國體院的領袖應該是孔子的直系後裔，其他議員應該是大聖人或君主的後裔以及中國主要宗教的代表”這樣一個制度安排，會如何看待？當作新奇理論，還是當作黑色玩笑？

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嚴肅政治學説的儒家憲政論，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尤其是該學説對於“政治儒學”的張揚以及對於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和對抗，我基本上持贊同的立場。但這個學説中優秀的、積極的、大有發展前途的方面，卻常常由於其代表人物之一蔣慶先生在某一方面偏頗甚至荒誕的言論，而被誤解，被掩蓋，甚至被抵消。

荒誕是如何從看似正確的理論中產生的？

根據我的理解，蔣氏儒家憲政理論是作為蔣先生“政治儒學”一個必然邏輯結果推出的。在將儒學大體分為“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大方面之後，蔣先生主張，中國儒學的發展應該平行地朝這兩個方向發展，以“心性儒學”安立中國人的精神生命（修身以治心），以“政治儒學”建構中國的政治制度（建制以治世）。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學》一書中，他寫道：“強調由‘政治儒學’重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禮法制度，即是以中國固有文化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矯正中國百年來政治發展方向的歧出，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回到其文化本源上來確立其大根大本，以回應西方文化在政治領域，即在文化深層價值領域的挑戰。”

對於老一代的新儒家，如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開新外王”路向，蔣氏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若把儒家的外王事業理解為開出由西方文化所揭櫫的科學和民主，是一種“變相西化”，有淪為“西學附庸”之虞。因此，該學説堅持儒學的發展“只能在其固有理路上發展”，也必然要直接挑戰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其“政治儒學”的重構，一方面必須要解決中國的“改制立法”問題，另一方面也必須要一一回應自由主義對儒家政治的批判和質疑。

在這個最前沿的陣地，蔣氏幾乎是在打一場一個人的戰爭，“…如甘陽先生與林毓生先生只知‘生命儒學’而不知‘政治儒學’，余英時先生只知‘政治化的儒學’而不知‘政治儒學’。正由於不知，才造成他們對儒學的諸多誤解與歪曲。此外，他們誤解歪曲儒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使他們均以西方民主政治衡諸儒學，要求儒學，把西方民主作為儒學發展的衡量目標與未來方向，故他們看不到儒學中有現代政治的資源，從而否定儒學在現代政治中的作用，取消儒學在現代與將來解決政治問題的資格。”他曾如是説。

這些論述，的確包含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並開拓出不小的理論發展空間。然而，也正是在這些對老一代新儒家和其他學派加以否定之處，在這些出於獨樹一幟、自立門户的目的不得不與其他學派徹底劃清界限的地方，蔣先生跌入了自己為自己埋設的陷阱。

長期以來，對於傳統儒學的先天缺失、後天不足、應對現代政治問題的無力感、在自由主義挑戰下的重重困境，中國各派新儒家都有了普遍的共識。在這種共識形成之後，蔣氏新儒學大膽、驚人的否定和超越之舉，就帶有了絕對主義甚至激進主義的傾向。

實際上，對於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著名問題，如儒家政治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只有吏治而無政治，以及儒家諸賢始終未能解決將世襲製作為一種政道帶來的種種矛盾等等，蔣先生也並未解決。

正如在上週《紐約時報》這篇小短文中所反映的，蔣氏儒學憲政學説恰恰還是在儒家政治最為缺失、最為薄弱的方面，也就是政治制度設計方面，跌入了荒誕無稽、走火入魔的泥坑。

設立“通儒院”和“國體院”，由“孔子的直系後裔”、“大聖人或君主的直系後裔”擔任領袖和代表，蔣氏儒家憲政仍然以世襲製為政道，為政治制度設計的根本，其實還是走入了歷史的死衚衕。

對此，牟先生早有論述：“政權在理上講不斷﹐而事實上又不能不斷﹐既寄託在個人上﹐可以取得來﹐當然亦可被拿得去﹐而又意想其為不斷﹐不應被拿得去﹐此皆是一矛盾。政權一概念之本身即陷於矛盾中﹐而無法完成其恆常之本性﹐以歸於其自身之一致。而前賢對於此矛盾﹐始終未能正面思以解之﹐而對於由政權一概念之陷於矛盾中所成立之政治困境﹐歷史困境﹐甚至文化困境﹐亦始終無法衝得破。此處不能不説是以往儒者思想上之缺憾。”（《政道與治道》）

退一步講，也許蔣先生的意思是，因為政治儒學在理論上必須完備自洽，是一“圓而神”的完整體系，所以不容割裂和取捨。但若如此全盤照搬，國家、政府、社會、道統，一切均儒家，均王官學，其他思想和制度都“務使並進”，這種儒學原教旨主義不是等於又完全否定現代政治與古代政治的區別了嗎？

為了適應現代政治而重構政治儒學，結果卻成了為了適應原教旨的儒學體系而否定現代政治？這不是更加荒誕嗎？

荒誕中還隱含着危險

正準備結束本文，收到一位老友針對蔣先生《紐約時報》文章發來的英文評論，決定再加一段，以為呼應。

該評論大意是，雖然可以支持對西方民主的批評，同意西方民主不適應中國的説法，但是這個儒家憲政學説卻是站不住腳的，無法令人信服，或者説就是荒誕的。參照一下伊朗的情況，伊朗在其國家政治架構中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The Guardian Council of the Constitution），以確保可蘭經教義得到堅持，並參與對國家的統治和管理。但就我所知，這個機構除了動輒行使否決權，多加了一些官僚位置之外，並無其他作用。

但這還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最使我擔憂的是，伊朗已經被妖魔化了，中國也正在與伊朗一起被西方妖魔化，在這樣的形勢下，儒家憲政的主張與其説是一劑良藥，毋寧説是一副毒藥。以英文的形式發表並不是好事，只會使情況更壞。歸根結底，當今中國政府需要直面國民權利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人民利益的問題，我看不出儒家憲政方案在這方面有何優勢。

老友的這段評論，涉及到兩點：第一、如果拿蔣氏儒學憲政的原教旨的這一套（堅持儒學政統和世襲制的制度設計）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對抗，不僅沒有取勝的可能，反而會為西方妖魔化中國提供更多的口實，讓中國帶上儒家原教旨主義的帽子，最終將自取其辱，自取其敗。

第二、中國的政治改革，已經屬於現代政治的範疇，國民權利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事實上，傳統儒學不僅無力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就是造成了這個問題的根源之一。牟宗三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儒家中國主要是一個文化單位，而不是國家單位，整個社會靠倫常禮教來維繫，人民實際上只能成為一個倫理上的“道德的存在（Moral being）”,而不能成為一個“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不能站起來成為政治上覺醒的、有個性的個體，不能站起來以政治法律的形態限制皇帝。這進一步促成了中國以往只有吏治而無政治，只有治道而無政道的社會現實。無政道則治道不能客觀化，民主政治便不能轉出。（《歷史哲學》）

對於老一代新儒家指出的這個問題，蔣氏儒家憲政不僅沒有給出解決方案，反而還要退回到為了制約庶民院（民權）不惜求助於通儒院（禮教—道統）和國體院（世襲—政統）的老套路上，這已經不只是要不要當真對待的問題了。

在國際上，為惡意者提供了打擊中國的炮彈；在國內，為不滿者提供了製造衝突的炸彈。畢竟，蔣氏儒家憲政論已經不再是學術象牙塔裏的自説自話，已經通過大型英文媒體走上了國際輿論舞台，那麼，這樣的效果真是蔣氏儒家憲政主張的本意嗎？

鏈接：紐約時報：儒家憲政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