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朱雲漢
自轉型以來，台灣不僅沒有繼續完善憲政體制，反而陷入藍綠對立的困境。不僅政治議程無法推進，甚至民主體制本身也深受其擾。藍綠對立問題，既反映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對立，又以所謂的省籍問題為藉口，而其中的中心就是228事件。
轉型以後，國民黨方面已承認228事件是政府對民眾的鎮壓，並出台了相關的賠償法案。而根據綠營的説法，228事件既是威權政府對民眾抗議的鎮壓，也是外省政府對本省人的迫害。因此228事件的內涵，不僅是民主對專制的抗爭，同時還是本省人對外省人殖民的反抗。在台灣結束威權政治之後，所謂省籍問題被繼續強調、反覆利用。因此在綠營那裏，228事件實際上已經被政治化了，作為一個政治神話融入民進黨的政治目標。
要還原真相，就需要訴諸歷史事實。在228事件中，對抗國民黨在台政權的主要力量是兩類人。一類是日據時代殖民政府下的協作者和既得利益者。國民黨接收台灣後，政治上主要依靠“半山”，即在日據時代依然認同中國，到大陸尋求發展的台灣人。比如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就是“半山”，很早就離開台灣到了大陸，加入了國民黨，到接收時才重回台灣。殖民時期的協作者和既得利益者被邊緣化，自然就對新政權不滿，因此成為228事件中的領導力量。
在228事件中，對抗國民黨政權的主力，則是日本軍隊中被遣返的台灣兵。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日本在台灣採取較為懷柔的政策，加強對台灣人的籠絡，使其轉化為日本擴張的協助力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台灣招募了很多充員兵，投入到中國和東南亞戰場。這些充員兵大多是後勤輔助部隊，但接受的訓練和洗腦都是非常徹底的。日本戰敗後，來自台灣的充員兵被遣返，他們回到台灣之後，沒有職業，也沒有出路。而充員兵接受的洗腦、訓練，又讓他們高度認同日本，並極端輕視國民黨的軍隊。在228事件中，這些被遣返的充員兵是參加實際行動的骨幹。
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到台灣後，推進了大規模社會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釜底抽薪地解決了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但土地改革損害了原來地主階層的利益，同時地主階層作為日據時代的精英，也是“皇民化”最徹底的階層。因此，對這一階層來説，國民黨的統治意味着雙重的剝奪。首先是財產在土地改革中被剝奪，只獲得象徵性的補償；其次這一階層文化認同已經“皇民化”了，日語講的和日本人一樣流利，這在國民黨統治下就是“原罪”。由於這種雙重剝奪，這一階層當然是仇恨國民黨的，自然就成了“台獨”最重要的來源。所以， “台獨”在文化上常常表現為認同日本，拒絕接受中華文化。而在政治上，“台獨”反對國民黨和敵視中國是一致的。本來，廣大的台灣農民是國民黨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但是受到這批政治菁英的蠱惑，使得“台獨”勢力在島內坐大。
關於228事件的傷亡人數，不同的説法差異很大。有説死亡多達2萬人，但真正有實有據的絕對不超過1千人。參照228事件的規模、持續時間和暴力程度，很難説國民黨的鎮壓是大規模的。但是，綠營對228事件反覆渲染，使其變成了一個神話，就像遠古的傳説。現在不論是台灣政界，還是學界，都很難去揭開這個神話，因為怕激起強烈的對抗情緒。但如果還原事實，如果當年國民黨果真屠殺了2萬人，台灣政治轉型的結局一定不會這麼平靜，仇恨和報復一定沒完沒了。
我的父母在1949年到台灣，因此我也是外省第二代。但我作為政治學者，和台灣藍綠兩方都有比較多的交往，也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跟一些“台獨”組織也有機會接觸。我的觀察是，在海外的台灣僑民在政治上要比島內民眾更激進、更偏頗，在媒體上的聲音也更大。在美國的台灣僑民確實可能相信陳水扁沒有貪污，他被判刑是政治報復。但在台灣當地，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很少。因為僑民社會都是同質性團體，只讀他們自己相信的東西，聽自己的電台，在思維上自我封閉，自我構建了一個很完美的劇本，像一羣教徒那樣每天相互取暖。
而在島內，不論是藍營或綠營，他的鄰居很可能就是另一個陣營的人，他的生活不可能那麼封閉。世界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政治現象，孤立、同質性的政治社團，會在封閉中不斷強化自我認同和激進程度。美國有一些主張北愛爾蘭獨立的社團，其激進程度就要超過北愛爾蘭的當地社會。
至於台灣社會內部的仇恨，其實和以色列、塞浦路斯的同類問題比較起來，根本沒有那麼嚴重。在島內，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通婚很常見，三代之內出現跨省婚姻的機會非常大。如果仇恨真那麼大，跨省通婚就不可能那麼常見，也很難被接受。所以所謂省籍問題，很大程度上還是綠營政治人物的炒作。儘管這些炒作者可能在政治上已經邊緣化，但這依然足以困擾、耗損台灣的民主。
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
在台灣的民主體制下，除憲政制度的缺陷和藍綠黨派對抗外，媒體也是政治耗損的重要推手。在一定程度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惡化了既有的對抗和耗損。
台灣的媒體行業，當下正處於過度競爭甚至是惡性競爭中。台灣的媒體市場非常有限，就電視行業而言，台灣僅提供24小時新聞報道和評論的電視頻道，至少有12個，美國也不過一個CNN。每個電視台都要在非常低的成本下，為幾個百分點的收視率，爭奪特定的收視人羣。由於成本壓力，電視台既無法聘用專業團隊，也不能保證製作水準。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就走向非常辛辣、刺激性的風格，至少看起來會比較立竿見影。
電視媒體水準全面下滑，收視率機制的負面影響是決定性的。畢竟，所有的廣告預算都和收視率直接聯繫，這支配了電視媒體的製作機制。但是，收視率機制其實不能反映受眾和市場的需求。因為收視率調查中能蒐集的樣本，主要是中下階層的受眾，至於中上階層的樣本則很難被蒐集到。因此，收視率統計往往更傾向於反映中下階層的偏好，導致電視製作風格更加辛辣、刺激性化。在受眾羣體中，中上階層逐漸被迫退出，只有中下階層還會留下來，形成了逆向選擇的惡性循環。在市場機制下，隨着媒體水準下滑，高商業價值的受眾退出，媒體的品牌和廣告價值也迅速流失，廣告收入只會進一步縮水。
至於文字媒體，相對於電視媒體，其自我定位原本較高。不過，正如電視媒體受制於商業化的收視率機制，文字媒體的主要問題是不能免於黨派偏見，實際上淪為黨派的宣傳工具。此外，近年來商業化潮流也在侵蝕文字媒體行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黎智英對《蘋果日報》的定位是，讓讀者用原本要買一罐可樂的錢，買一份《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是基於一種完全商業化的定位，為此可以打破媒體行業一直保持的傳統新聞原則。儘管媒體人士很難認同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做法，但難以否則這份報紙在商業上很成功。既然如此，其他傳統的大報只能跟進，而小報更是激進。事實上，黎智英一個人就攪得台灣的媒體環境翻天覆地。
媒體大亨黎智英
西方媒體傳統上能保持水準和獨立性，與其經營機制有關。很多通訊社、媒體，都是家族幾代經營的事業，而這些家族也只經營一種事業，其地位相對獨立超脱。但近年來，西方的很多媒體被資本買賣、交易，最後形成了默多克這樣用資本控制媒體的大鱷，媒體獨立性大為動搖。而在台灣，轉型以來媒體還談不上足夠的獨立性，資本控制的問題卻已不可忽視。許多台灣的企業主都熱衷於用資本控制媒體，甚至直接收購，他們並不指望媒體能產生利潤，目的更多是控制媒體為自己所用，為此長期虧損也無所謂，當然更不會去關心媒體自身的水準。因為在台灣惡質化的媒體環境中，媒體有額外的附加價值，能提高所有者的地位。許多企業主收購一個虧損的媒體，因為手裏有了媒體，別人就不敢打擊他，他卻可以打擊、報復其他人。媒體喪失立場，淪為私人的工具，這是在台灣是很現實的問題。
電視媒體要提高收視率，文字媒體要保持發行量，控制媒體的私人要達到目的，其結果都殊途同歸，就是媒體的內容轉向聳動、煽情、製造謠言。被媒體緊盯的對象，除了娛樂明星，就是政治人物。所以台灣的政治人物，每天要耗費大量精力應付媒體。反對黨用媒體釋放消息，相關人等就要反應、澄清、反駁。受媒體和公眾輿論影響，立法部門也會捲進來，不僅反對黨會提出質詢，本黨的民意代表也不會放過表現的機會，因為他們要顯示自己在監督政府，以迎合選民。要應付這些苛刻的指責和質詢，足以讓政治人物疲於奔命。所以政治人物是動輒得咎，很難真正思考、處理政務，推動政府政策。
在今天的台灣，媒體可以隨便開炮，反對黨可以醜化抹黑，民意機構的代表有免責權，而民眾和輿論對此早已習以為常。政治人物總是遭受詆譭攻擊，即使澄清了，但一直扮演這樣的受害者角色，他的威望和公信力不久也就消耗殆盡了。因此，很多社會精英就無心加入政府，或參與政治活動。很多資深學者受邀進政府做事，起點都很高，但大部分人都沒有興趣。企業家被徵詢意見時，也同樣不願意放棄自己的事業。這是因為在台灣作為政府官員，待遇很一般，財產要申報，要被民意代表罵，私人生活被媒體緊盯，很沒有尊嚴。況且京兆三日，能做多久也不知道。就此，台灣的政治運作就陷入了惡性循環，公眾感到失望，對政治不再有信心，而政府也很難凝聚民心，制定總體目標，結果是羣龍無首，各行其是。
台灣媒體的問題，已經不僅關乎媒體自身，也拖累到台灣的民主體制。媒體現有的問題，也不是行業自律和外部監督足以解決的。
（作者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文是作者在春秋研究院“台灣民主：分析、評估與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經作者本人審定授權觀察者網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