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後更需要理論探索-文揚

“十八大”如期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以“堅定不移…”為題的報告中，再次重申中國的道路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與他本人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之間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明確這都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用“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突顯了堅持這條道路決不動搖的決心。

習近平在隨後的討論中進一步解釋説，黨的十八大“鮮明地向黨內外、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着什麼樣的目標繼續前進”。

無論從哪個角度、以何種立場解讀，其結論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當前的“中國道路”，有着越來越強的自信、越來越硬的決心。

眾所周知，當今中國共產黨強大的自信和決心，主要來自於成功的實踐，近三十多年一直在進行的一種既成就了中國的崛起、又隨着中國崛起而不斷擴展的、全面且深入的政治經濟實踐。 

有一種意見認為，在當今時代，沒有理論也是一種理論。特別是在否定那種一味追求宏大、追求體系、追求完整的“現代主義”理論的意義上，“沒有理論”、“拒絕理論”甚至是更為明智、更符合時代精神的做法。

回溯歷史，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其實正是黑格爾·馬克思這一脈“現代主義”理論體系的信仰者和踐行者，從那個時代的“與時俱進”，到改革開放之後的“與時俱進”，的確也暗合了世界精神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過渡。

然而，這並不能作為思想探索和理論建設上少有作為的現成託詞。尤其是對於中國學界來説，其主要任務就是創造思想、建構理論，而不應只是順着實用主義權宜變通和解構主義語言狂歡的大潮隨波逐流、得過且過。

十八大召開前夕，我的好友中國社會的扁平化結構》一文，猶如一道閃電，再次嘗試打破目前關於中國道路政治理論上的混沌狀態。

在我看來，這篇文章是中國政治學界近年來罕見的一次突破，文中所建構的理論模型，具有極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其中一些理論創見甚至可視為“寒竹定理”的理論要素，不僅可以應用於解釋中國社會，甚至可以擴展成對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解釋、具有一般社會學意義的“定理”。

其原創理論可以簡述為：中國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土地私有化運動、析產繼承製度形成、以及郡縣制建立這三次重大歷史變革後，導致了貴族政治制度基礎的瓦解，提前進入了扁平化的平民主義社會。

扁平化社會結構，失去了靠血緣繼承維繫的貴族階層，平民主義盛行，於是，如何形成穩固的社會秩序成為最大的難題。中國古代社會通過“察舉”“徵辟”，並最終形成了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人為製造出基於賢能的管理者階層。而儒學的產生，給貴族制度已經崩潰的平民社會提供了一套軟性的等級觀念，起到防止社會發生混亂和崩潰的作用。

在我看來，這可以成為理解中國社會之所以大大不同於西方社會和日本社會的關鍵。而僅僅因為儒教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學説就將極為平民主義的中國視為等級制社會，同時基於發生在貴族與國王之間的分權運動就將血緣等級制度延續長達兩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尊崇為平等自由的故鄉，用寒竹的話説，“對中西方文明差異的誤解莫過於此！”

更重要的，從這個理論中，不難推導出關於近現代中國的平民主義建國和平民主義經濟體的相應理論，也可望探索針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一政治表述的深層理論詮釋。

將中國近現代歷史看成是中國原本就自成體系的平民主義社會，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發生的，從平民主義政治體到平民主義經濟體的宏大過渡過程。那麼，上述這些政治理論，無非是在這個過渡過程中分別或多或少適用於實踐指導、應對各種具體歷史環境的一些理論。

之所以完全不同於西方且獨一無二，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只是因為中國平民主義社會以及從平民主義政治體到平民主義經濟體這一歷史過程完全不同於西方且獨一無二。

而一旦發現了中國近現代政治理論與中國平民主義社會近現代歷史運動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繫，也就理解了這些理論各自的合理性和適用性。

感謝寒竹的開拓性思想探索，十八大之後的中國社會，將越來越需要新的理論解釋。從扁平化平民主義社會這一理論假設出發，中國的原創政治理論建設，是可以大有可為的。

附：中國社會的扁平化結構》、《平民主義與近現代中國》

2012年11月9日

作者文揚，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與寒竹先生合著《中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