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共和還是平民共和——與寒竹先生商榷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導思想-劉學偉

近些日子，寒竹先生在《觀察者網》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從各個角度闡述一個新的觀念，叫做“平民主義”。寒竹先生還為這個現代的平民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上挖出一個“扁平化結構”的根。

個人感覺，寒竹先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者，理論素養比本人顯然深厚。他的很多觀點與筆者接近，但也顯然有相當多的分歧。在筆者看來，這些分歧的程度恰好可以做一個不傷和氣，不傷感情的學術爭論的素材。筆者甚至通過《觀察者網》的編輯部與寒竹先生和文揚先生通過電郵，雙方都表達了進行建設性探討的良好願望。

我們可以討論的題目似乎很多，今天就算是個開頭吧。

我們先來討論中國是不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我對寒竹先生的這個判斷持基本支持態度。

與古代的西方、中世紀的西方、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甚至今日的印度相比，的確正如寒竹先生揭示的，中國的貴族勢力，已經被春秋戰國時代的私田運動、戰國到秦始皇時代的郡縣制、和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剿滅。中國的確沒有普遍的奴隸制度、種姓制度。甚至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西漢初年的異姓王同姓王、唐五代的藩鎮割據，還有各種過渡時期的軍閥割據，統統都已經成為歷史。當今的中國，和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段的中國一樣，上面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它所控制的全國各級行政機構，然後下面就都是編户齊民。人民的身份真的沒有什麼差別。在絕大多數的時段，農民也好，市民也罷，都可以自由遷徙，就是佃農僱工，都有人身自由。像第二共和前半期中國農民被僵硬地固定在集體土地上，以及後半期被相對地固定在承包土地上，實屬例外。像古希臘羅馬那樣的大規模奴隸制度，（還把奴隸拿去與野獸相鬥，供自由民取樂。）印度那樣的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出來。

但是，歷史上的中國既然是一個充分發展的農耕文明，社會上自然還是會有結構，就是在中央之下，齊民之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依然有着強大的士紳勢力。比如在廣大農村，政權一般只到縣級。鄉村裏面，都是鄉紳們在自治。富裕的農村階層，是中國曆代皇朝的中堅基礎。他們維繫着廣大農村的基層統治，並通過科舉制度，為政府的各級統治集團提供血液營養。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還是有一些美化。其實那些登上天子堂的士子，絕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田舍郎，而是鄉紳的子弟，至少也是耕讀世家。城市裏面的情況也類似，不細説。

這個社會結構，其實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把世襲貴族的權力推翻以後，只保留了資本或者説錢的權力以後的情形類似。

接下來想要推翻“錢”或者説有產階級的權力的革命，就不像以前推翻貴族權力那麼順遂了。

筆者來舉個例子，上點歲數的人都會記得文革年代的“萬票”。香煙肥皂白糖糧油自行車手錶……，萬般商品，在鈔票之外，還要另外的票才能買到。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飛速發展，那一萬種票中，9999種都迅速地從歷史上消失，只剩最後一種就是鈔票，大家都明白，那是無論如何也消滅不了的。

説到底，要想消滅有產階級，就像要想消滅鈔票一樣，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筆者説《中共的原錯是共產，改革的原對是走資》。當然現在官方的説法是用“市場經濟”這四個字來代替“私有制”這三個字，但問題的實質並不因此而有任何改變。

這下面所説看來就是筆者和寒竹先生基本分歧點了。

第二共和前三十年的幾乎所有的實踐，似乎都可以用寒竹先生揭示的平民主義來解釋。共產革命當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平民的革命。

但是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用平民主義來解釋，就很困難了。如果説，改革開放解放了一個什麼力量，才取得了現在的成就，一言以蔽之，那就只能説是解放了“錢”的力量，資本的力量，人民發家致富的力量。從社會階級結構而言，就是解放了在前三十年被消滅殆盡的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如果筆者説，除了共產黨的始終如一的強有力的領導（和前三十年不同，這後三十年基本上都是正確的領導）這一最大因素外，企業家階級的崛起，是第二大的功臣，不知寒竹先生是否會同意。

城市裏的平民，以前都在國營企業中以主人公的身份做工，現在則大多在私營企業中以完全的僱員的身份做工，他們的法律和社會地位有很大的實質性的改善嗎？經濟地位大有改善倒是毫無疑義的。

倒是農民，前三十年像不像農奴我不好説，後三十年至少有了承包土地的完全經營權，這倒是巨大的改善。其效果不用説，所有跟農產品相關的票證除了鈔票不是都不用了嗎？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第二共和的第一份憲法性文件是新政協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它的總綱確立的是一個階級共和國，沒有任何地方提到要消滅私有制。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國旗五星紅旗的意涵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擁戴共產黨的領導。

這個階級共和的概念從1954年憲法開始就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和逐步消滅私有制的宣言。

改革開放以來，1982年有了一個新的憲法，以後還有四次修改，私有制的合法地位逐步恢復。但專政和“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提法依然宛在。

不過大家就是閉着眼睛也看得見，中國現在已經在事實上，國體上恢復了階級共和。四個階級都有了合法的地位。

筆者十分感謝江澤民前主席前總書記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提出了“三個代表”。（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資本家據此（他們肯定比工人更多地代表先進生產力）也可以加入共產黨了。而在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的小資產階級自然也可以以先進文化的代表的身份加入共產黨，無論他們是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從此，中國共產黨就變成了一個全民黨，他要代表全體人民而不僅是工農聯盟了。

自胡温上台以來，重新強調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顯然是在朝着公平的方向回覆。這在前二十年效益優先的正確政策實施之後，最終導致嚴重貧富分化的新形勢下，當然合理。我也完全支持。這倒是可以用寒竹先生的平民主義來解釋。但從憲法學的角度看去，這還完全沒有觸動事實上的階級共和的國體現狀。如果要觸動，那就會走回“僵化保守的老路”了。

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就是西方發達社會，窮人也總是比富人多。如果徹底推行算數民主，數人頭，政策過分左傾，富人的利益就會受到過分擠壓。他們也有一個對策可行，就是“用腳投票”。想必大家都觀察到，無論在今天的中國還是今天的歐洲，都出現類似的動向，就是有產者攜資出走。法國聞人大鼻子情聖德帕迪約近日加入了俄羅斯籍，普京親自給他頒發新護照，在法國引起輿論譁然。在中國，政府制定嚴厲政策，對付把妻子兒女都送出國外的“裸官”。但對付“裸商”，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人家難道沒有人身自由嗎？就是轉移財產，海外投資，你又有辦法制止嗎？他們擔心財產不安全，你是能用“打”還是“拉”的政策可以讓他們放心呢？或者他們的放心還是不放心根本無關宏旨呢？

筆者有一個創新的提法，主張在歐洲大陸福利型國家把全體公民分為納税多過吃福利的積極税民，和相反的消極税民。主張積極税民有多一點的財政權利，以抵制導致當前歐陸大難的“公眾貪慾”。

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福利有限，消極税民想必也就有限。但那些納税大户是國家的寶貴財富還是社會的寄生蟲？這樣的問題，經過60年的折騰，應當不會再有爭議了吧？

究竟是企業家的才幹為工人們提供了工作機會，還是工人們的血汗養肥了資本家，這個老問題，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公認的答案了吧。筆者認為還是大家在互相養活。但企業家人數雖少，卻顯然處於主導的地位。

再舉個比較極端，但顯然有表達力的例子。劉德華開演唱會，肯定要僱用數十上百的工作人員。最後收入的數千萬元，劉德華肯定要拿大頭。請問這公不公道？

法國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政體，尚且在經濟困難壓迫下出現新課題。（擬對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的人收75%所得税，現被憲法法院至少暫時否決。）中國的制度一切都還在建設之中，出些差錯自然難免。但那個階級共和，各個階級的利益都必須照顧到的總原則（三個代表），應當是不可以觸碰的。

現在出現一個最新的話題是第二共和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傳承問題。我覺得就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至少是大多數人民已經達成一個牢固的共識，就是：前三十年當然有很多成就，但也有太多非常嚴重的錯誤。（反右和“三年自然災害”為首，不堪回首的“文革”為甚。）而後三十年雖然也有很多的錯誤，有些也很嚴重，但成績絕對是大大的，總是比前三十年好得多。我相信這個共識，一定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今天就説這麼多，只是給討論提個頭。我的中心意思是：一個好的正確的共和國，一定是階級共和國，它必須顧全社會所有階級的利益。既不能過分地偏向於有產階級，也不能過分地偏向於平民。因為那樣都不會符合這個政體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

想與寒竹先生商榷的地方是：整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主導思路是不是平民主義？

下一次，我或者可以和寒竹先生來討論兩種革命：平民的革命和富人的革命，看看各自有多少勝算。

謝謝寒竹先生事前已經答應與本人進行建設性的磋商。

題外話：今天見到一個來自葡萄牙的前企業家朋友。他以前和我合作有不少生意。2006年賺夠了錢回葡萄牙已經7年。現在回到法國是因為他感覺到現在的葡萄牙對有錢人太不安全。他説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人破窗而入，向他逼索錢財，或者把他吊死。為什麼會這樣？他説，現在葡萄牙的狀況一塌糊塗。警察都有6個月領不到工資，公共汽車都停開了。好多醫院都關了門……他把那裏的大豪宅丟棄，到法國來租房居住。説至少晚上可以放心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