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尼係數淪為“政治棍棒”-魯寧
上週五國家統計局發佈2012年中國經濟年報，令輿論頗感意外的是，國家統計局挾帶公佈了2003年至2012年共10年的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
國內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每年公佈基尼係數至2000年，2001年起中斷公佈，直到這次意外打包公佈10年的基尼係數，相隔達12年之久。
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十年來基尼係數均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
分析這10年官方版基尼係數的變化可看到一個趨勢：2003年至2008年的前六年間，基尼係數在0.473至0.491之間波動並呈總體上行狀，其中2008年達到0.491的歷史峯值；2009年至2012年的後四年，基尼係數下始步入緩慢下行通道，四年累計已下行了0.016。
基尼係數2003年至2012年間的世界平均水平是0.44，這説明中國這10年基尼系統年年超過國際警戒線，也明顯高於世界平均線。
公佈敏感數據是政府勇氣的迴歸
但是，由於此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自稱公益性社調機構）課題組剛公佈的中國基尼係數達到0.61，導致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基尼係數在網上引起了一片噓聲。
國家統計局對輿論的質疑早有預料——針對“為何在多年統計數據中均未公佈基尼係數”的記者追問，馬建堂局長坦承：“基尼系統不發佈是因為感到偏低。我們經過認真研究評估，感覺到靠我們現在的城鎮住户調查所測算的城鎮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偏低，原因主要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的真實收入信息，所以就沒有公佈。”
馬建堂的解釋是否省略了別的隱情姑且不論，但有一條是明確無疑的，那就是在相隔12年之後重新公佈這一敏感數據，對政府而言是勇氣的某種迴歸。
循着馬建堂的“偏低”説，人們已大體可作判斷，更逼近事實的基尼係數，很可能比官方公佈的基尼係數要高一些。但倘若高到如西南財經大學所公佈的0.61，那肯定也是荒謬的。
官方數據和民間數據誰更有理？
據實解疑釋惑，就必須明確甄別國家統計局的基尼係數不同於西南財大的基尼系統。
國家統計局的基尼係數是沿用國際慣例，以廣義居民收入作為測算依據的。西南財大的基尼係數則僅根據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存款）作為測算依據的。因而，後者數據採集面過窄是不言而喻。
西南財大的數據被冠以“家庭金融基尼係數”，本質上形似於“存款基尼係數”。可問題在於，通常以廣義收入作為測算依據的基尼係數，是否可作類似西南財大般的率性狹義化？至少人們很少讀到過可以這麼做的相關實證報道。
此外，測算基尼係數的原始收入數據收集有賴專業人員入户調查，其相對測算精度首先取決於樣本數量和樣本的分佈。如果樣本數量過少，樣本分佈過窄，所測算的基尼係數則很難靠譜。循此原則再看西南財大的“家庭金融基尼係數”的樣本來源和分佈，實在離“相對準確”相距甚遠。
西南財大的樣本總數才區區8400餘個家庭（中國的家庭總數超過3.5億户)。樣本分佈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80個縣（區、市），320個村（居）委會。天哪，中國有2800多個縣（區、市），近百萬個村（居）委會。如此稀少的樣本數量，即便分攤到320個村（居）委會，平均每個村（居）委會的調查家庭不到30户——這哪裏稱得上相對科學嚴謹的入户統計調查，分明如同小孩過家家。
當然，西南財大也有難言之隱，那就是若深入全國各地、各省、各縣，在樣本數量和樣本分佈均有足夠代表性的前提下，紮實進行入户調查，需要天文數字般的資金支持。很顯然，西南財大下轄的所謂“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沒那個支付能力。有道是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磁器活，這再次印證了國內高校多如牛毛的“調查研究中心”譁眾取寵的調查研究風氣。
不過，也必須公允指出的是，由西南財大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並未刻意渲染“0.61”，也未將此基尼係數與彼基尼係數相混淆。甚至該“金融基尼係數”壓根就不是《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報告的主要內容。
為何該“金融基尼系統”會被國內媒體單挑出來，並有意無意將其與官方的基尼係數性質“劃等號”，然而再由網絡跟進起鬨，成為敲打政府和體制的一根“政治棍棒”，這難道就不值得人們如質疑官方版基尼係數那樣也做一番必須的質疑和拷問？
世行數據比官方數據還低0.017
嚴肅講，基尼係數並非統計數據，而是研究機構依據統計部門提供的基礎統計數據所測算得到的“再加工數據”。由於基數數據的選擇在不同研究機構往往根據其所測算基尼係數想反映和求證什麼有關——也即，基數數據的選擇不可避免的、有意無意地挾帶有研究機構甚至課題負責人的政治傾向，故而，它所反映的社會貧富差距天然地帶有一定的主觀傾向。
拿基尼係數來求證貧富差距不能迴避兩大問題：“一是其非惟一性，而只能作為參考的一個向度；二要大體掌握至少應該瞭解基尼係數發佈者的研究背景、測算方法以及發佈動機。”
在新聞發佈會上，馬建堂就基尼係數還作了如是坦言：“無論官方統計還是民間調查，都應該是統計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規範的民間調查，應該是官方統計的重要的、有益的補充。”“無論是官方統計，還是民間調查，我們都需要建立一個科學的統計制度，都需要一個規範的抽樣方法，都需要一個適量的、妥當的樣本數目，都需要一個嚴謹的發佈態度。”“至於中國基尼係數哪個高、哪個低，哪個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不想做具體的分析，我想舉幾個國家的例子，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比如和中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幾個國家的數據，2009年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羅斯0.40，墨西哥0.48……”
頗耐人尋味的是：一方面，連馬建堂都坦言“我們經過認真研究評估，感覺到靠我們現在的城鎮住户調查計算出來的城鎮居民收入基尼係數偏低，原因主要是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的真實收入信息，所以就沒有公佈。”另一方面，本週五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08年基尼係數是0.491，而世界銀行同年度測算中國的基尼係數卻只有0.474，比中國的官方數據還低了0.017。就這種頗顯意外的差異，難道我們能得出世界銀行也甘願充當中國的“五毛黨”麼？毫無疑問，答案是絕對不可能！
這就又涉及到兩個關鍵問題必須進行分辨：一是誠如馬建堂所強調，基尼係數的測算及發佈，的確有賴規範抽樣方法、適量妥當的樣本數目以及嚴謹的發佈態度：二是國家統計局不妨率先全盤公佈現有官方基尼係數的抽樣方法、樣本數目、具體測算數學方程式乃至數學模型，以及測算的大致誤差，甚至於國家統計局自認為相對真實的基尼係數與所公佈的測算值之間的大體差值，也不妨如實向社會公開。
無休止炒作基尼係數是過度渲染貧富懸殊
毋庸諱言，中國眼下的貧富差距的確超過了輿論所能容忍的程度。但是，較高抑或很高的基尼系統所反映的社會貧富差距，並非全部是政府的政策失誤、既得利益團體的過度攫取、資本的過於強勢及工會組織的欠作為等人為因素造成的。其中另一個支撐了30餘年快速發展但常常被知情的學界批評者有意遮蔽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它還囿於特定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的歷史背景。
今天的論者如果是實事求是的就不該無視，1978年啓程的改革開放是從搞活經濟起步的，其基礎邏輯是打破低效和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因此才有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正確選擇。這就意味着，當時的政策大取向是允許分配的差異化來刺激發展，先把蛋糕做大。歷史早已證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選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政策就是放在今天重新審視，其偉大的歷史價值也不容否定——當然也否定不了！
國外的分配政策模板同樣值得人們認真思索。拿日本和美國比較，日本基尼係數這些年大體維持在0.22左右，但日本基尼係數之所以比較好看，在於政策層面首先選擇公平優先效率次之。反映於個税政策，日本中低收入羣體的個税税率大體在15%左右，高收入羣體的個税税率最高則達到75%。而美國則正好相反。由於政策選擇的不同，結果則完全不同：其一，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的經濟活力遠高於日本，各個領域的創新尤其如此。美國個税政策包括薪酬制度設計，更注重激勵而非公平，因而社會割裂和破碎化比較突出；其二，日本個税政策和薪酬制度設計則更注重前者，全球金融危機來襲，日本雖然再遭重創，但社會卻保持了相對平穩，可日本社會的活力和創新近20餘年一直裹足不前亦是鐵的事實。
一路高速發展30餘年，作為“追趕型發展”副產品的貧富差距在中國，的確已到了必須調整分配政策的最後時間節點。若政策再不作毅然決然的必要干預，這個國家遲早會出大問題。但是，有一條也必須明確並堅定不移，政策干預乃至重大調整，決非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即來一個效率與公平的“翻燒餅”，而只能是通過持續的、逐步逐年的小幅調整，尋求效率與公平之間新的動態平衡。
當下的中國，人們已就貧富懸殊若遲遲不予糾偏將撕裂中國社會達成高度共識，卻很少有人正視，過度渲染貧富懸殊包括無休止炒作基尼係數，同樣不利於收入分配改革平穩有序推進。炒作不但於事無補，還會增進社會階層之間的互相仇（敵）視，平添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和操作難度。
筆者的論述是否在理，敬請觀察者網的諸網友和諸粉絲評頭論足。但不管諸網友是否認可筆者的論述，有一條是肯定的：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同樣需要有一個相對包容的社會輿論環境，若動不動將基尼係數當“政治棍棒”敲打體制和政府，改革的決策者自然會有更多的顧忌，更顯縮手縮腳。果真如是，這對誰有利呢？説輕了這是幫倒忙，説重了這叫為收入分配改革製造另類新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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