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來電：“奶粉危機”僅是開始-OmenaK

近來，水貨問題不時引發香港與內地民眾之間的矛盾衝突，其中也夾雜反對派帶有政治圖謀的參與。水貨問題帶來的社區擁擠、民生物資短缺等，都是值得關注並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但水貨問題背後，折射出香港經濟目前的繁榮，主要是依賴一套政治制度承諾下的免税政策來維持。

蓬勃生產力靠政治制度支撐

九廣鐵路上水站與羅湖口岸只有一站之隔，向來是水貨客頻繁進出、採購貨物的去處。近年水貨客越來越多，最近半年終於引發了矛盾衝突，激起地頭蛇、新興的內地同業者、本區居民權益關注團體、以及人數雖少卻最會“搶鏡頭”的反華分子之間上演“六國大封相”。最引人注目的，一開始是這些反華分子口中的“支那人滾回中國、光復上水”，還有他們手中幾支歪歪斜斜的港英旗。不久之後，市民對這些醜惡表演都看反胃了，而權益團體的正當呼聲也掩蓋了借題發揮的叫囂，把問題還原成“三國演義”。水貨客帶來的問題主要是社區擁擠、民生物資短缺，這些民生問題都值得去關注和解決。但在水貨議題上，反對派帶有政治圖謀的參與和一味反對，卻也需要冷靜分析，水貨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特首近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就有反對派議員扮水貨客拖着小拖車離開會場，以示抗議。

往更深一層想，水貨問題其實和港澳個人遊（簡稱“自由行”）差不多，主要建基於香港的低税免税政策，只是運作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種把人拉進來，一種把貨帶出去。而上水、羅湖與深圳在地理上的只尺之隔，更突顯了這種政治制度上、而非地緣經濟上的差異。香港的經濟體系，總是被説成“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府的存在感很低，私產市場決定一切。然而，財富分配製度是一回事，生產是另一回事，香港的蓬勃生產力，卻恰恰需要依賴一套政治制度來支撐。

免税政策創造龐大零售服務業

香港經濟起步於上世紀60、70年代。在內地解放初期，因冷戰封鎖，使香港的轉口貿易沒法做下去，適逢上海資本家、避戰逃荒同胞相繼擁至，資金和人力驟然充裕，於是做起了輕工業。香港過去的轉口貿易港低税政策，正好助長了輕工業的發展。到了80年代，港英政府繼續放任自由主義和低税政策，上一代的辛苦耕耘使第二代小市民手裏積蓄多了，而重工業和高科技又因為政府不管，欠缺初始投資而成長不起來，於是金融業一枝獨秀，連帶地價穩步爬升，使人人懷抱希望脱離打工生涯，投入金融或者地產市場撈一筆。香港的經濟就這樣與地產泡沫一同起飛。

在這裏，我們還是可以按照新自由主義解讀：香港存在穩固的輕工業或者金融業要素，而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給予這些要素最大的發展空間。可到了上世紀90年代，輕工業迅速北移內地，香港只剩下了金融業及少數專業服務業。這些行業但都由社會精英佔據，餘下了大量逐漸失去輕工業職位的普通市民。當經歷了1998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紀初的互聯網信息工業小陽春之後，香港的產業已經吸納了所能吸納的人口，可是“自由行”的蛋糕卻越做越大，相關職位一直增多，説明香港經濟已經需要靠免税政策來支撐。這與上述的“自由主義促進產業”已經完全不同，而是免税政策本身直接創造出龐大的出口（內地）零售服務業。

“自由行”激發香港產業有限

這種政策的傾斜，本身就是政治邊界造成的。筆者小時候覺得，一條小小的深圳河把一樣的人民分隔兩地，不免有些荒謬。顯然這樣想的不只筆者一人，上世紀90年代初的“大飛”（土製裝甲走私快艇），把一輛又一輛名貴轎車載回大陸，可謂貨真價實的“自由行”，如入無人之境。這可以解釋為：那時內地富裕階層還少，不足以讓走私客像今天這樣“擦邊”地在合法與違法之間捎帶水貨，薄利多銷，只能致力於單次的一錘子買賣，而不惜鋌而走險。迴歸後，港英時代因為冷戰戰略和殖民地政策帶來的低税制，因“一國兩制”的關係而“50年不變”，於是蕭規曹隨直至於今。當內地人民的消費力普遍上升，對高級進口消費品有所需求時，就產生了“自由行”的客源，也造就了水貨的龐大市場。

在這整個過程中，香港的產業基本沒有受到激發。“自由行”説白了就是一種低技術服務出口，而由於以零售為主，甚至於一般轉口商貿所需的法律、翻譯等專業服務，也沒有因此而長進太多。可以説，香港只是一個全國免税總店，而水貨客則是送貨員。這總店僱用了很大部分的低技術勞力，要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他們本應投身於電子廠、製衣廠、玩具廠等等。如果我們穿越回去，那時候還有扭轉歷史的機會，像“亞洲四小龍”的另外三小龍一樣，轉投重工業或者高科技，在國際分工中也獲得一技之長。可是時空穿越只能是小説，今天香港高企的土地成本使短期內的轉型基本上不可能。

應及早謀劃融入全國

長此下去香港將會怎樣？威尼斯是個好例子。這個水城原本也是無甚生產力的，幸得歷史的庇佑，也得益於創新的商業體制（後來發展成資本主義），在發現“新大陸”之前的四百年間，壟斷了羅馬正教世界與東方的貿易，一度成為地中海超級發達的城市，純商業支撐的商戰艦隊東征西討，還能洗掠拜占庭。可是一當美洲被發現，其地位即迅速下降。到17世紀，當荷蘭、英國相繼建立現代商業國家雛型時，威尼斯早已被人遺忘。香港與之類似，本地產業沒有特色——威尼斯尚有玻璃，香港可不能只靠臘腸。香港全賴金融和轉口商貿，還有歷史的機緣巧合。當香港失去這些條件，便無法再繁榮下去。事實上，今天的局面全因“50年不變、不向中央繳税”的政治保證，要不然，即使繼續保持國際金融城市地位，也無法同時保證免税政策，這樣的話，不論“自由行”還是水貨，都做不起來。

説起國際金融城市，香港還是有可能保持這一地位的，至於剩餘的勞動人口，如果註定要像威尼斯那樣，那麼從今天就應該謀劃後路，融入全國。香港的優良商貿傳統和專業服務態度，尚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領先內地，如果香港能培養相關的經理人才，輻射全國，也是解決勞動人口問題之道。

遊客與水貨都只是一事兩面

可是問題來了。回顧文章一開始提到的“支那、光復”，我們如何期望下一代在這種思想環境下，長大之後能夠融入全國？廣闊天地大有可為，可是我們的年輕人卻以為此即天堂，而紅色地獄就在深圳河的對岸。時間對誰都是公平的，“50年不變”的政治承諾將於2047年到期，政治邊界消失，香港必須融入內地，而這個日子距今只有35年。所謂三十而立，5年之後出生、10年之後入學的小孩子，將在而立之年面對這個巨大變化。香港為他們準備了什麼？在此已經不敢奢望改弦易轍了，就像威尼斯那樣吧，雖然最出名的船從威尼斯炮艦Venetian Galleass變成了河道觀光小艇Gondola，但也許還湊合，反正他們怎麼也不會罵別國遊客是“蝗蟲”，叫人家滾回去——觀光業挺滋潤的。

所以，不論是“大飛”還是接待內地客的維港觀光大渡輪，不論過深圳河的是遊客還是水貨，都只是一事兩面。香港目前的經濟，相當一部分構築於獨特的政治邊界，誰要推倒它，自己首先就要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