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文稿》刊發喻中文章：中國夢高於憲政夢
上月，《紅旗文稿》刊發人大楊曉青教授文章，題為《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引發關於“憲政”討論。隨後《環球時報》刊發社論，認為部分人士“憲政”本質在於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綜合以上各文，基本認為“憲政”提法“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最新一期《紅旗文稿》再度討論“憲政”，除秉承上述思路外，着重討論憲政夢所具有的不同形態，並指出“憲政”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沒有固定的，以某國為標準的固定模式。同時，文章認為，從中華民族文化史來看，中國文化最終將會吸收、轉化作為“憲政”根基的歐美基督教文化，就像歷史上對佛教文化的吸收轉化一樣。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高於“憲政夢”。
以下為《紅旗文稿》原文：
民族復興中國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黨和國家未來發展的政治宣言。實現“中國夢”，需要選擇正確的民主政治道路。最近，在關於“中國夢”的討論中，憲政再次成為焦點。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夢”就是“憲政夢”：憲政就代表了中國的未來，憲政的方向就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憲政民主是最高的國家利益。在當前的輿論話語中，“憲政夢”也可能表達了一些立言者對於美好政治的憧憬。但是，憧憬是一回事，實踐過程是另一回事。“中國夢”顯然不是“憲政”一詞可以概括的，不是“憲政夢”可以指代的。
本文作者：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院長喻中教授
一、“憲政夢”裏有什麼？
憲政是什麼？“憲政夢”裏有什麼？有一種代表性的回答是：憲政的核心內容就是自由、民主、人權。從一般意義上看，抽象地看，民主是個好東西，人權是個好東西，自由何嘗不是一個好東西！如果把憲政理解為自由、民主、人權的匯聚，那麼，憲政當然也是一個好東西。但是，從實踐層面上看，從行為、過程和歷史來看，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人權，特別是憲政，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都沒有固定的模式。
例如，1899年，梁啓超在《各國憲法異同論》一文中認為，憲政是君主立憲政體的簡稱。英國式的有君主、有憲法、有議會的政治，就是梁啓超眼中最理想的憲政，甚至是唯一的憲政。梁啓超的“憲政夢”其實就是“英國夢”。再如，鑑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孫中山提出了“以俄為師”的口號。在孫中山看來，俄國的政黨政治比英法美的政黨政治更進了一步，因而，俄國式的政黨政治就成為孫中山向往的政治。按照孫中山提出的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路線圖，孫中山的“憲政夢”雖不等同於“俄國夢”，但在他的理論邏輯中，“俄國夢”實為“憲政夢”的前奏，“憲政夢”必須藉助於“俄國夢”才能實現。
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憲政夢”有時是“英國夢”，有時又是“俄國夢”，等等。這就表明，憲政的形態、憲政的實踐過程是多元性和多樣化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懷有截然不同的“憲政夢”：雖然都在説“憲政”，但你此時此刻夢想的憲政，可能完全不同於他人彼時彼刻夢想的憲政。可見，“憲政夢”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清晰的、具體的夢。
就世界範圍來看，民主政治的實踐不可能是單一的。任何國家的民主政治實踐，包括憲法的設計、議會的體制、司法的框架，尤其是對於民主和自由的表達、對於人權的保護等，都必須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必須根據特定語境下的具體情況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任何國家的民主政治實踐，都不可能像在一張白紙上畫圖那樣簡單、那樣隨心所欲、那樣天馬行空、那樣無羈無絆。
這樣一個再明白不過的事實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狀況，其實就是各種主體之間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博弈的產物，它受制於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規模大小、人口多少、經濟狀況、信仰方式等諸多因素。因此，嚴格説來，一國民主政治的具體形態只能在各種主體相互交往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達致。在民主政治建設上，試圖東施效顰式地模仿某個國家，很少有成功的；對於像中國這樣體量龐大的國家來説，尤其如此。
在一些立言者的筆下，只要建立了美國式的司法審查制度或違憲審查制度，就可以實現理想中的權力制衡，就可以消除權力腐敗，就可以建立清廉政治；只要建立了縣長、省長以及國家元首的直選，就可以實現理想中的民主政治，等等。這種“只要如何，就能怎樣”之論，看上去邏輯性很強，因果關係也很清晰，其實是把複雜的問題進行了過於簡單化的處理。政治體制的任何改革，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需要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那種一蹴而就的思維模式，那種以憧憬代替行動的思維模式，雖然很明快，也很痛快，但很可能是不得要領的。
二、“中國夢”高於“憲政夢”
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應當看到民主、自由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含義。在民主的旗幟下，有代議民主，也有協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間接民主，還有其他類型的民主；在自由的旗幟下，有積極自由，也有消極自由，還有其他類型的自由。民主、自由的這些不同提醒我們，要以差異、共存的思維看待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費孝通先生説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夢想，不同國家的夢想應當“美美與共”。在當前的語境下，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説，“中國夢”與“美國夢”就應當“各美其美”。那種以“美國夢”來代表“憲政夢”，再以“憲政夢”來代表“中國夢”的思維模式，既是一種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種“懶漢思維”。試看這種思維模式背後的邏輯：因為美國有總統與州長的大選，所以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大選；因為“美國夢”代表了“憲政夢”，所以“憲政夢”就可以代表“中國夢”……諸如此類的邏輯，實在是過於簡單化了。
那麼，“中國夢”到底是指什麼呢？從文明發展的角度回答是：“中國夢”是對中華文明的現實堅守和未來進行的想象與憧憬，或者説，是對中華文明未來形態的描繪。“中國夢”的內容，就是中華文明的方向。“中國夢”之所以是“夢”，就在於它還沒有最後完成，還沒有最後實現，還有待於中華民族去追求。這樣的“中國夢”，顯然不是“憲政”一詞可以概括的，不是“憲政夢”可以指代的。
在這個問題上，福山的“文明終結論”提供了不同的、同時也是頗具誘惑力的解説：美國式的文明形態已經展示了其他文明的未來或最後歸宿，中華文明的未來當然也不例外。福山的這種言論，實為當代中國的一些立言者以“憲政夢”指稱“中國夢”的依據。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治是多元化的，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之間的共存、競爭甚至衝突必將長期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夢”或中華文明的未來圖景絕不是福山的“文明終結論”所能夠解釋的。這既是“中國夢”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問題。
三、對“中國夢”的信心從何而來？
理解“中國夢”的一個必要前提，就是要形成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中國夢”就無從談起。所謂文化自信，就是要樹立起對於中國文化及其未來的信心。文化自信的依據在哪裏？對“中國夢”的信心從何而來？本文認為，中國文化的“大歷史”可以為“中國夢”的信心提供依據。
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兩次“西方文化”的衝擊。第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佛教大致是在公元二世紀傳到中國來的。從兩漢到魏晉再到隋唐，四五百年之間，佛教文化全面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與信仰世界。無論是在統治集團還是在民間社會，佛教文化都擁有廣泛而真誠的信奉者：每個地方都有寺廟，佛教大師備受尊崇。但是，即便如此，佛教文化是否從根本上征服了中國？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佛教文化雖然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本土文化，但中國文化並沒有因此而變成佛教文化。相反，佛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之中，使中國文化的內容更加豐富。因此，準確的説法是：不是佛教文化征服、取代了中國文化，而是中國文化轉化、吸納了佛教文化。
19世紀之後，中國文化第二次遭遇了外來文化，就是歐美基督教文化。在甲午戰爭前後，這次外來文化的衝擊給中國人帶來了“乾坤顛倒”般的震撼，中國人對於中國本土文化的信心開始動搖。從那以後，文化上的不自信，成為中國難以擺脱的一道陰影。但是，歐美基督教文化同樣不會征服中國文化，它同樣會為中國文化所轉化、所吸收，併成為中國文化在當代和未來自我更新、自我生長的添加劑或營養品。
在近期內，歐美文化看上去很有魅力，似乎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終結”或“終極形態”。但是，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從根本上看，中國文化雖然會吸收歐美文化，但中國文化不會變成歐美文化的複製品。中國文化在吸納了歐美文化之後，只會變得更豐富、更具包容性，同時也更有生命力。這就是中國文化自信的根據，也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前提條件。
四、如何認識“中國夢”？
我們以“中國夢”指代中華文明的未來，那麼，這個未來的圖景又是什麼呢？本文認為，對“中國夢”的認識，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首先，從“中國夢”的文化淵源來看，面向未來的“中國夢”是不同歷史時期多種淵源匯聚、融合的結果。這就像一條大河，總是匯聚、接納了多條支流才成為大河一樣。“中國夢”也是這樣。“中國夢”最早的源頭，書寫在像《山海經》這樣的典籍中。《山海經》中的夸父、刑天、精衞、女媧，承載了最早的“中國夢”。後來的周公、孔子、董仲舒，都表達了不同時期的“中國夢”。佛教傳入中國後，慧能表達了當時“中國夢”中最精微的部分。再往後，朱子、王陽明又在中國文化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大背景下，實現了對“中國夢”的重新表達。晚清以後，隨着中國邁入“萬國”時代，歐美文化全面傳入中國。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夢”作為中國未來的理想圖景，必然會打上歐美文化的痕跡。儘管如此，“中國夢”依然是“中國夢”。
其次，從“中國夢”的不同層次來看，“中國夢”是由若干層次疊加起來的。這彷彿我們熟悉的法律體系，其中既有位階最高的憲法，也有僅次於憲法的法律，法律之下還有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以及位階更低的其他規範性文件。“中國夢”也可以從不同的層次來認識：其中最高的層次是精神文化，這是“中國夢”中最隱秘的內核。接下來是“中國夢”中的制度文化。譬如，十八報告中歸納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最後是“中國夢”中的技術層次或技術文化，譬如，作為民主實踐方式的協商民主，作為糾紛解決方式的調解等，都屬於這個層次。
再次，從“中國夢”橫向涉及的眾多領域來看，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倫理、道德、法律、宗教等不同的方面來認識和描述“中國夢”。大致説來，在政治、倫理、道德、宗教、文化等領域，“中國夢”將會更多地延續中國固有的因素。但在經濟、科學、技術等方面，“中國夢”將會更多地吸納外來的因素。在法律領域，情況則較為複雜：政治、家庭方面的法，可能會更多地延續中國固有的傳統（包括新近形成的現代傳統）；經濟、科技方面的法，則可能會更多地吸納外來因素。因此，從橫向展開的各個領域來看，“中國夢”的內容將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色彩。
當然，“中國夢”作為對中國未來的探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大問題，絕不是這篇小文章能夠解決的。以上簡略的分析，只是一孔之見，希望引起有識之士更多、更深、更有見地的思索。
（作者喻中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