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光只能偶爾離開歐洲-關哲
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於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10日13時（北京時間10月10日19時）揭曉。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的獲獎，讓我們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花落誰家倍加關注。最終，加拿大作家艾麗絲•門羅獲得殊榮。
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門羅
論及數次被提名而未得的作家，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必在其列。東歐作家中，國內讀者最熟悉的無疑是米蘭•昆德拉。經多次提名後，米蘭•昆德拉幾乎已被諾獎忘卻：20年前他獲獎不算冷門；而今年要是獲獎，就會是大冷門。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已連續五六年排在諾貝爾文學獎預測名單榜首，但年年與諾獎無緣。根據去年因押中中國作家莫言而名聲大震的英國著名博彩公司Ladbrokes公佈的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村上春樹在諾獎揭曉前已成最大熱門。日本《產經新聞》甚至發生烏龍事件，誤報村上獲獎。
美國作家也未能倖免落入“諾獎荒”。在連續20年無緣諾貝爾文學獎後，Ladbrokes2013年諾獎賠率顯示，有三位美國作家進入前十，成為獲獎熱門。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霍雷斯•恩達爾今年的一個表態應讓中國幻想家們猛醒，他説：“有一個事實是無法逃避的，那就是歐洲永遠是文學世界的中心。”邊芹女士在《荒唐的文學“世界獎”》中指出“西方利益永遠是諾貝爾獎的中心，就是這麼直白”。村上春樹也曾坦言“諾貝爾文學獎政治性比較強”。且讓我們管中窺豹，從東歐作家談開去。
儘管東歐文學有悠久的傳統，但近年來的諾獎的現實告訴我們，要想獲獎，就要按“規定”寫：要麼是詩人，要麼是對黑暗時代的深刻批判者，誰能寫得更慘，誰就更有希望拿獎。
被建構出來的東歐
東歐不完全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完全是一個文化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特指冷戰時期歐洲社會主義陣營中除蘇聯之外的國家。
讓米蘭•昆德拉憤憤不平的是，因為羅斯福的緣故，作為“歐洲文化之橋”的捷克被划進東方陣營，於是，卡夫卡、德彪西們突然有了一個嶄新的祖國，一個嶄新的文化身份，那是他們從來未曾夢見到的。
其實，未必有一個確定的文化意義上的東歐。
捷克人認為自己繼承的是波西米亞文化，既有西方的理性傳統，又有東方的抒情底藴，二者交匯為一種輕鬆、慵懶、反叛、犀利的風格，從哈謝克（《好兵帥克》的作者）那“快樂的拆台”的精神中，頗能體會出這種文化的特立獨行與才華。
描繪波西米亞銀礦業重鎮Kutna Hora的15世紀繪畫
而羅馬尼亞等巴爾幹國家則風格迥異，山區與平原構成了兩個世界，山區世界貧瘠、殘酷、勢利，嚴酷的自然條件逼迫着人們去經商，由於缺乏資本，大家依地緣、血緣等形成互相貸款、互相幫助的組織。而平原世界富庶保守，既歧視山區人，又對他們驚人的團結感到恐懼。
1920年前，大多數巴爾幹人沒有國家意識，只有宗教認同，因為歷史上這裏曾被阿拉伯統治數百年，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遠遠落後於西歐。巴爾幹地區也以小農經濟為主，在現代化過程中同樣遭遇了巨大挫折，在內心深處刻下了傷痕。
波蘭則有輝煌的歷史，一度據有基輔，也曾對俄羅斯人揮斥方遒。在宗教信仰上，波蘭與法國、意大利相同，文化往來密切。
東歐文化豐富多元，然而，它們卻被強制納入同一個文化身份中。
喪失了歷史解釋權的人們
東歐各國文化傳統相異，但合併為東歐後，情況逆轉，大家被強制一體化。
在文學為現實服務的口號下，作家們必須反映現實，卻又不能批判現實，他們不能寫身邊的“好與壞”的衝突，只能寫“好與更好”。為此，“紅色東歐”不惜砸爛人們的歷史記憶，將曾經的經典歸為反動、腐朽，或者進行有利於自己的重新解讀。
對此，真正的作家當然會選擇抵抗，然而，就在他們自以為取得勝利時，卻意外地發現，在西方的眼中，東歐的偉大傳統同樣不存在，作家的義務成了扮演“可憐人”和“鬥士”， 彷彿他們曾經的努力，不過是為了融入西方的文化傳統中。
東歐作家們喪失了歷史的解釋權，除了苦難，他們沒有過去，世界只想消費他們曾經的痛苦，而非他們的思想和創造力。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美國參議員看見兩個孩子在美國的草坪上奔跑，他抒情地説：“看！這就是自由。”彷彿捷克從沒有草坪，而草坪上從沒有孩子奔跑一樣。其實，這不過是自由的符號，並非自由本身。但不幸的是，我們生而媚俗，我們會主動去尋找這樣的象徵物，以為這樣才能獲得生命的意義。結果，以符號為藉口，一代代人拿起武器，在戰場上彼此殺戮！
自由、民主、愛、平等……這些詞實在太大，我們為它們激情萬丈時，別忘了，它們還會綁架我們！
諾獎悖論：東歐作家只有符合西方眼光才能得獎
在諾獎歷史上，共產生了7.5個獲獎作家（2009年獲獎者赫塔•繆勒是羅馬尼亞裔的德國女性作家，被認為是“半個東歐作家”），其中波蘭4人。
200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赫塔•繆勒被認為是“半個東歐作家”
東歐作家獲獎情況呈鮮明的馬蹄形，1924年之前，波蘭的顯克維支、萊蒙特獲獎，此後是長達37年的空白，1961年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獲獎後，又是19年的空白，而1980年後，東歐文學突然熱度躥升，32年中竟有4.5人獲獎。
顯然，“冷戰”為東歐文學留下了長長的陰影，東歐作家該寫什麼，已經被事先“規定”好：要麼是詩人，要麼是對黑暗時代的深刻批判者，誰能寫得更慘，誰就更有希望拿獎。
但事實上，東歐文學遠比此豐富得多。當代東歐文學的共性在於延續了歐洲文學的理性傳統，對自我與世界有極為深刻的思考，在受挫折和被誤會的環境下，這種思考顯得尤其沉痛，相比之下，當代西歐作家的批判能力往往顯得過於華麗、超然。
村上春樹果然繼續“打醬油”
在漫長的歲月中，東亞及印度文學創造了輝煌的傳統，可遺憾的是，它卻很少被諾貝爾文學獎所認可。村上春樹的諾獎之路最有代表性。在過去的7年中，他始終是超級熱門，今年的賠率達到創紀錄的5:1。可遺憾的是，他卻始終與諾獎擦肩而過。
在莫言獲獎後，今年中國作家再奪諾獎的概率幾乎為零。而在東亞其他作家中，村上無疑是最具知名度的。但瑞典學院的評委們沒有連續第二年青睞東亞作家嗎？
東西方都有漫長的小説史，但在西方文學中，小説居於主流地位，而在東方文學中，它長期無法與詩歌、散文爭鋒。當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敍事傳統遭遇時，過程充滿了戲劇性。初期西方人對東方文學講故事的才能極為折服，《趙氏孤兒》轟動歐洲，歌德曾感慨：想到中國還有幾百個同樣優秀的文學作品，老歐洲怎能不慚愧於自己的粗鄙？
1736年法文版《趙氏孤兒》的一頁
然而，隨着西方逐漸發現了這些中國作品粗鄙、世俗和因循一面，加之近代化城市的空前繁榮，為文學提供了新的機遇。相形之下，東方文學漸漸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作為邊境的東方文學
東方文學曾長期帶有中心情結，有自己相對完整的價值觀、審美範式等。然而，隨着天下體系的崩潰，中國、日本等先後被強行納入到全球化的體系，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傳統東亞文學顯然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
在風雨飄搖中，救亡圖存成了第一位任務，個體的感受、情懷與苦悶，也必然與時代的緊迫感相呼應。
因此，在過去的200年中，東方文學沒有主動提出荒誕的命題，沒有率先向科學主義發難，沒有更早預言理性包辦一切的風險，沒有及時對人的異化進行反思……總之，東方文學一次次錯過了時代的熱門話題，一次次站在了所謂的時代“主流精神”之外。
從東方文學的傳統精神出發，本有足夠的文化資源對現代化進行抵抗和反省。可問題在於，現代化並非東方社會內生出來的，而是被動加入其中，因此，東方文學不得不放棄中心感，自覺地站到了邊境的位置上。
任何邊境，都充滿恐慌，生怕有朝一日被踢出圈外，所以會主動去迎合中心，奉中心的價值觀為圭臬。這就上交了思想的權力，不會從本質上對中心提出質疑。
邊境的優點是更善於學習，反應更迅速，缺點是失去自性。其實，不僅是文學，今天東方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主動參照西方社會的尺度，我們曾經充滿恥感的濫性，今天已處之泰然，而曾經感到無所謂的隨地吐痰等，如今卻讓我們備感羞恥。
諾貝爾文學獎眼中的東方文學是另一回事
邊境地帶的種種微妙心態，很難被中心地帶深刻領悟。
每個中心都充滿動盪、懷疑和挑戰，需要不斷去證明自己的權威性。然而，隨着西方文學傳統在後現代社會的衝擊下，影響力、創造力日漸下滑，所以中心特別需要找到新的“亮點”，從而為接續傳統尋找新的方向，或者僅僅是為了給自己一個鼓勵。
所以，諾貝爾獎需要東方文學，但它需要的是一個被自己塑造過的東方文學——既滿足西方文化的“理想主義”傳統，同時又能支撐其對“他者”的想象。換言之，就是要把舊話用異國情調的方式表達出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會捆綁進在陌生國度中擴大諾獎影響力的功利性訴求。
做一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如果中國人主辦繪畫大賽，那麼我們肯定也會優先獎勵畫中國畫的外國人，如果誰能用油畫畫出中國畫的意境來，那麼，他就是我們期盼已久的大師了。
每種文化都需要從別人那裏獲取自信，因此會重新塑造對方，這個塑造必然以取締其本質並閹割其創造力為代價。
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總是出乎東方文學讀者的意料之外，其玄機就在這裏，因為它理解的東方文學完全是另一件事。
正如西方在政治層面想象東方，在那種世代積存的西方主義居高臨下，永遠以道德優勢審視其它社會和文化，包括中國，傲慢地並且隨意地凸顯它們的缺陷和醜惡，似乎西方永遠代表着光明、民主、先進，而東方卻擺脱不掉“黑暗、專制、落後”的標籤（鍾雪萍訪談）。諾貝爾文學獎也滿載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學夢幻般的的想象。
被諾貝爾文學獎冷落的美國作家
話説回來，西方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在諾貝爾文學獎問題上頗多齟齬。
過去30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和醫學獎的科學家中，美國人佔了一半以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被美國人壟斷，相比之下，美國作家的“表現”卻差得多。
美國共有9位獲得諾獎的作家，僅次於法國（共有13人獲獎）。但自1993年託尼•莫里森獲獎後，美國已近20年兩手空空，對此，美國文學界憤憤不平。
去年，瑞典學院常任秘書賀拉斯•恩格達爾曾指出美國文學“太封閉、太狹隘，作品被翻譯得也不夠多，又沒有涉及重大的文學議題——對這方面的忽視正在抑制美國文學的發展”。對於這樣“圖樣圖森破”的批評，著名書評人麥克•德達在《華盛頓郵報》立刻反唇相譏：恩格達爾不過是生活在一個人口和紐約市差不多的島國，也配批評美國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國家“封閉”？
麥克•德達認為，歐洲文化對美國文化抱有偏見，無法正確理解美國精神，將其誤會為簡單、粗魯和沒文化。
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老歐洲曾長期對美國文學持輕視的態度，認為那不過是歐洲偉大文學傳統中的一個支流而已，美國作家只是歐洲原創精神的模仿者，而美國文學內生出來的“南方文學”和“黑色幽默”，卻被歐洲人看成是通俗、粗鄙的，始終沒有得到主流的認可。
雖然上世紀初美國便已大國崛起，但直到1930年，諾貝爾文學獎才第一次授予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偏偏劉易斯的看家本事是挖苦美國人，説他們粗鄙、庸俗和市儈，他尖刻到如此地步，甚至歐洲人都感到很開心。
歐洲與美國的這種擰巴，或者可以從對《洛麗塔》的評價中看出來——美國人認為這本小説象徵着腐朽的歐洲文化引誘了單純的美洲，而歐洲人則認為這本小説象徵着輕浮的美洲把成年歐洲拉下水。
而今，世界秩序走向多極化，美國儘管仍佔據壓倒性優勢，但其霸權影響力不再如日中天。歐洲文學界，會因此而換一副眼鏡審視美國人嗎？
暫時看來沒有，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再度花落美洲，但對不起，是在加拿大。或許門羅的短篇小説“不封閉、不狹隘，作品被翻譯得也夠多，又涉及重大的文學議題”，因此獲得了青睞。反正短篇小説長不了，讀者可以自己閲讀判斷。
至於美國作家何時再次獲獎？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卡羅爾•歐茨、托馬斯•品欽、菲利普•羅斯、唐•德里羅、鮑勃•迪倫，他們幾乎年年上榜，卻年年鏡花水月，而更大牌的約翰•厄普代克已於2009年永遠退出了競爭者的行列。不知剩下的五位，會不會同樣等到死。
（綜合邊芹、鍾雪萍文章，以及騰訊文化觀察2013諾貝爾文學獎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