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企業家怎麼倍感委屈了？
近日，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商人在中國應該有重要的地位。柳傳志説：“有的時候覺得是不是有這個(社會)地位，仍然有懷疑。企業家首先還是很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特別是黨和政府的承認，是用法律的形式來保證和完成的。”
身為一個大企業家，這樣的呼籲大概也無可厚非。雖然不知是否微言大義，或者另有所指，看完通篇採訪，想到之前的“在商言商”，相比於許多房企老總的言論，無論如何是穩重妥帖的了。在今天的媒體薰陶下，這大概也講出許多企業家普遍的心聲了吧。比如某位首富的女兒，滿腹的委屈和對政府的牢騷，揚言要學李嘉誠“搬出去”。
現如今，把自己的生活和社會描述得水深火熱，好像變成某些企業家的獨特愛好了。社會不認可？黨和政府不承認？法律上沒保障？這跟咱們普通老百姓的常識合不攏嘛。再瞧瞧他們平日裏的言行，給真愛做一碗紅燒肉，跟着氣功大師調養身心，找個寺廟信個密宗就再別無所求了，對生活要求那麼低，怎麼就會對社會地位和法律“仍然有懷疑”呢？
既然談到法律了，我們當然首先看看憲法。
企業家最在乎的，應該是財產權了吧？在“七八憲法”中，第9條還是這樣規定的：“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資料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八二憲法”則改為13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並且，還規定了“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
此後，“八二憲法”在私有產權的相關規定上有過四次修正。直接針對私有產權的修正，則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將13條修正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有此基礎，民營企業的地位也通過“八二憲法”的四次修正案逐漸獲得確立。
1988年《憲法修正案》，對憲法原第11條增加第3款，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1993年《憲法修正案》，原憲法第15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修正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9年《憲法修正案》，通過“非公有制經濟”的提出，確立了其與公有制經濟的平等地位。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則確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麼，是不是有了憲法還不夠？像有些人宣揚的，我們國家有法律無法治，有憲法沒憲政，所以企業家才擔心呢？是不是憲法太空泛，落不到實處呢？
現如今，把自己的生活和社會描述得水深火熱，好像變成某些企業家的獨特愛好了，圖為柳傳志
我們無法面面俱到，對於企業家而言，土地使用權大概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也與企業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們就以此為例好了。
在1988年之前，我國是禁止土地的出租和轉讓的。1988年憲法修正案中，去除了禁止“出租”這一詞，並添加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的條款。此後，1990年國務院頒佈的《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與1998年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土地管理法修訂》，則分別直接承認民營企業可以享有國有和集體土地使用權。
縱觀三十年改革，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要求不可謂不滿足，除了憲法和土地使用法律，還包括諸如產權交易、刑法、知識產權、反壟斷等各方面的法律頒佈和修訂。倘若不是我國經濟還以“公有制”為主體，簡直要誤以為後三十年的法律法規就是專為“非公有制經濟”而立了。特別是從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就試圖通過一系列（成功或者不甚成功的）具體的法律或規定的確立，防範地區封鎖，部門分割，竭力防止行政干預。比如1990年的《國務院關於打破地區間市場封鎖，進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和199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就有效地保障了企業的自主經營，維護了市場公平競爭和商品正常流通。
那麼，如果立法逐漸滿足了要求，是不是我們黨和政府還不夠關愛企業家呢？在某些媒體和經濟學家的筆下，似乎如此。比如80年代著名的傻子瓜子與年廣久的經歷，就被某些媒體視為政府幹預經濟的典型，更被某位經濟學家視為中國從“草根資本主義”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犧牲品，最終使我們走向了“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歷史被嚴重簡單和抽象化了。**如果“草根資本主義”真的走得好好的，我們幹嗎要走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呢？在經濟/政治，企業/政府的簡單兩分法中，一個劇烈動盪的時代背景被無視了；一個企業家管理能力的嚴重不足被無視了；偷税漏税、以次充好、家族恩怨被無視了；傻子瓜子在逐漸做大過程中出現資金、場地、管理、技術等難題接踵而至，以至尋求政府的幫助也被無視了。在規定僱工人數不能超過8個的時候已經僱傭過百人，鄧小平不讓動；在偷税漏税被查處後，萬里和姚依林表態支持；甚至能讓胡耀邦説出“有多大問題也不能抓”，無論如何也不能説這企業家的沉浮都是政府的錯吧？
是不是這些法律和行政手段效果不佳，才引得企業家們擔心他們的地位呢？
在整個1980年代，民企的數量從幾乎沒有發展到9萬多户。1990年我國民營企業9.8萬户，1991年10.8萬户，1993年23.8萬户，1994年43.2萬户，1995年65.5萬户。到1997年，全國平均每天誕生387家民營企業。到2000年，僅全國私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就達108.7萬户，比1999年同期增長23.4％，淨增加20.6萬户，註冊資本額達到1126.7億元，比1999年同期增長31.4％，
沒有一箇中立的、能施行良政的政府，“草根資本主義”有可能嗎？千千萬萬的企業家，特別是中小企業，到底應該怕什麼？看看這些法律和數據，怕黨和政府嗎？還是首先應該害怕，那些提倡小政府大社會，意圖回到叢林法則的大資本呢；或者其次，既然法律逐漸完善，那麼顯然應該害怕有法不依，破壞法律的人。
哪些人呢？過去他們説是違背程序正義打黑的人。如今，恐怕要屬那些覺得現有的憲政必須推翻的人；那些覺得體制必須顛覆的人；那些覺得自然法高於成文法的人；那些認為嫖娼嫖出英雄，殺城管不必伏法的人；那些不允許幾米維權，認為侵權有利，“人性高於法律”，蔑視知識產權受法律保護的人……
比比咱們普通老百姓，看來企業家還是挺受法律保護，也挺受黨和政府關愛的。那麼，企業家的委屈是不是文化原因，社會認可度不高呢？這就見仁見智了，我到香港一個多月了，覺得在香港，大概有這可能吧。
拿我親身經歷來講好了。租住下來以後，旅店老闆娘幾乎要對來的每個客人説：“你看我們這裏很好的，還有博士願意長期住宿。”有一次喝下午茶，我終於忍不住問：“你總是介紹我有什麼用？博士不值錢，還能打廣告麼？”受寵若驚，她説：“你是大學裏來的嘛，除了很少豪門，我們做生意賺錢再多，社會地位也不能比啊，等你當了教授，又有錢又有身份嘛。”
難怪內地啓了蒙的公共知識分子那麼熱愛香港，或者憧憬民國的大師了。我頓感羞愧，也沒好意思説自己成長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環境裏，那裏挺“專制”的，知識分子曾經要接受貧下中農改造，而且直到現在，論及社會地位，普通老百姓也不會覺得自己比教授就矮個頭。
那麼，內地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誰社會地位高點？不太好説。開句玩笑，姑娘們會愛富二代還是博士呢？反正在我看來，很難理解到底哪裏委屈到企業家了，這恐怕只能慢慢體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