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緒回：記者收受50萬元震驚之餘

今天，10月26日，是中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一早，打開央視新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看守所認罪懺悔的新聞赫然前列，他向長沙警方爽快供述了收受50萬元發佈抹黑上市公司中聯重科不實報道的事實。

相信關注此事廣大讀者與筆者一樣，聞之震驚色變。

50萬，一個年輕一線記者5年的全部收入未必能達到。而此前幾天，這家報紙以中國新聞史上罕見的頭版頭條通欄粗黑大標題“請放人”為題，發表情緒激昂的“救人”社論，為被抓的陳記者籲情，被喻為“頭版戰書”而必將載入中國新聞史冊，全國各大新聞網站無不以要聞轉載刊出，將此事件激為全國輿論焦點，全國記協也出面向長沙警方施以壓力，讓無數善良的人們為陳記者的命運懸心擔憂。

但是今天，陳記者承認了收受50萬元，我們震驚了；他竟不採不寫就發了別人的抹黑稿件，我們震驚了；該報編輯部不作核實如此輕率刊出負面新聞，我們震驚了；記者一紙虛構報道造成這麼多普通股民這麼大金錢損失，我們震驚了；一向與黑暗勢力鬥爭、呼喚法治與道德、甚至是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最後的正義化身的新聞工作者，他竟然在看守所光着頭懺悔，我們震驚了！

接下來，警方當會按照陳永洲提供的線索，找出其背後提供稿件和錢財的單位或個人。《新快報》方面，想必也不會再作出頭版要求放人的事情。不過，這幾天圍繞“頭版要求放人”產生了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仍然在震驚之餘作一點反思。

首先是“先抓後審”的問題。

在《新快報》第一次頭版要求放人的當天，新華社就對事件做了報道，其中採訪了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曾任廣東省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的範以錦。範教授表示，判斷新聞報道失實與否，必須經過調查研究，並非所有的報道失實都等同於“損害商業信譽”。至於懷疑陳永洲“本身也有問題”，這屬於偷換概念，如果警方掌握了陳永洲涉嫌敲詐勒索或受賄的證據，應使用這兩個罪名刑拘他，而不能“先抓後審”。

這個批評也被《新快報》及其他媒體和個人微博所引用，引起不少爭議。筆者認為，儘管範教授作為資深媒體人，在判斷新聞報道失實與否的問題上有豐富經驗，但在理解法律問題時可能存在偏差。

分兩點來説。

第一，“先抓後審”並不意味着有罪推定。刑事訴訟的程序，就是警方在掌握一定證據的情況下，立案偵查，符合條件的再羈押嫌疑人並從中獲得更多線索。當然，這並不意味所有被羈押的嫌疑人都會被最終證明有罪，這仍然有待於檢察院審查起訴及法院庭審質證。**如果嫌疑人最終被證明無罪甚至在偵查或起訴階段就被釋放的，仍然是刑事訴訟的題中之義。**被羈押的嫌疑人事後可以申請國家賠償。陳永洲的供述也驗證了這一程序的合理性。

第二，範教授提出，即使警方掌握了陳永洲涉嫌敲詐勒索或受賄的證據，應使用這兩個罪名刑拘他。這個問題涉及到警方刑拘陳永洲所用立案事由。警方認定陳永洲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這個罪名在《刑法》中是這樣規定的：捏造並散佈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也就是説，個人可以構成這一罪名。而且據媒體報道，中聯重科報案是因為“新快報對於共同機械行業長期只關注中聯重科一家，十幾篇報道一篇比一篇厲害，把中聯重科股價從十幾塊錢最低打到4塊多，股民和投資人遭受重大的損失。”因此，警方以“損害商業信譽罪”拘留陳永洲，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至於受賄或敲詐勒索，並非中聯重科報案事由，警方當時也未必掌握相關證據。

其次，陳永洲的職務行為是否可以令其免責？

《新快報》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稱陳永洲報道中聯重科屬於職務行為，“如果陳永洲報道有問題，我們非常歡迎中聯重科通過正常渠道和程序跟我們交涉。可以和我們打官司，如果官司輸了，我們該怎麼賠就怎麼賠，該關門我們就關門。”

這個説法在法律上如何理解呢？

上面引用法條的時候，我們提出個人可以構成這一罪名，按照規定，單位也可以構成該罪。《刑法》規定單位犯損害商業信譽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之前規定處罰。也就是説，如果證據充分，《新快報》及陳永洲本人可能同時構成該罪。長沙警方從調查陳永洲本人入手，在程序上並無問題。“職務行為”不意味着警方不能調查直接行為人。

從陳永洲的供述來看，他收受他人錢財，發佈不實報道，且一發就是十幾篇，不得不讓人疑惑《新快報》內部審核是否過於鬆懈或是有其他隱情。陳永洲説希望新聞從業者以自己為戒，這話沒錯，《新快報》尤其要聽。

再次，《新快報》頭版要求放人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嗎？

當天《新快報》頭版社評一出，迅速登上新聞門户網站首頁，更是贏得微博上眾V不少喝彩。稱自己“二兩窮骨頭還是有的”，再以“言論自由”之名要求警方放人，不得不承認，這在當下中國沒有理由不獲得稱讚。但《新快報》祭出“言論自由”大旗的同時，大概忘了還有法治以及報紙作為“公器”的神聖性。

**自己的員工被警方帶走，報社為之做點事情，這是應該的。但報紙因其公共性而享有巨大影響力，以整個頭版為自己涉嫌犯罪的員工背書，已經失去了報紙之為報紙的品格。**退一步來説，即使報社想為員工證清白，也可以羅列報道事實、採訪依據，以專業和證據來説，而非一味煽情。

更不要忘了還有法治。涉嫌犯罪被警方拘留後，家人或單位按照程序聘請專業律師或者有些律師會不請自到，甚至“死磕”而來，都不失為一種可行做法，從普通小販如瀋陽夏俊峯到被媒體爆炒的“貴胄子弟”李某某，雖然律師不怎麼樣，甚至有可能坑了當事人，但結果也都在公眾預期中，甚至可以説符合了法治的要求。

《新快報》是廣州有名都市報，實力不俗，為員工聘請律師當非難事。據報道，報社負責人也曾提出要聘請“敢言善辯”律師，這個思路是對的，但也善意提醒這位委託人，不要所託非人。

最後是一個小問題，跨省刑拘。

“跨省”是個網絡用詞，能反映出部分網民對某些黑暗情形的不滿情緒，但它終究不是一個有清晰法律內涵和外延的用詞。只要我們還是一個國家，跨省乃至追兇千里，就會一直存在。據報道，長沙警方抓捕陳永洲時，通知了廣州警方並得到對方配合，這是我國刑事訴訟中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本不至於成為一個話題的。

總而言之，員工拿錢發文損害他人名譽，報社還頭版要求放人除了反映當下的新聞倫理亟需得到關注外，還反映出一個老但又很突出的問題：喜歡呼籲法治的媒體常常自己不遵守法治。陳永洲在看守所中説，如果還有重新做新聞人的機會，他一定會遵守新聞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實、客觀、全面去報道新聞。

這些要求陳永洲或他的領導平時想必也會提到，但可惜陳永洲沒有説到做到。這是一個令全中國新聞人蒙羞的極為慘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