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峯:G2——政治陷阱與經濟現實
卡梅倫們的低頭
10月13日,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倫敦市長鮑爾斯·約翰遜同時訪華,這本就已經出人意料了。沒有想到,兩位英國高官在中國接下來的舉動更出人意料。先是乘地鐵,誇讚北京一號線乾淨又便宜,然後在演講中比賽一般爭相誇讚中國。奧斯本甚至説出了英國需要向中國學習進取精神,這種在西方“很不正確”的實話,引來了英國媒體的好一番抨擊。
這是自去年卡梅隆縱容重要閣僚高調會見達賴之後,中英之間再次握手言和。這一年裏,英國被中國堅決地冷落在一邊,只能看着身邊的德國、法國在中國得到一個又一個的大訂單,滿心的苦澀和失落。
為此,卡梅倫不得不改轍更張,主動向中國一再示好,尋求諒解。這次奧斯本和約翰遜除了言語的恭維之外,引入中國資金進入英國的核電工業,特批中國的銀行在倫敦設立分行而不是子公司,以及其它一大批高層次合作協議,都昭示又一個歐美體系的核心國家在事實面前認識到,在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上,除了平等交換、各取所需的互惠互利外,用其它正面硬壓或是背後使絆的手段,都再討不到什麼好了。
與經過幾年折騰才終於走回正途的卡梅倫相比,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更清楚地感覺到了崛起中國的份量。於是在中國新一屆政府剛接班的第一年裏,就出現了外國首腦們幾乎是排着隊,接連不斷訪問中國和邀請中國領導人訪問的情景。行程之密集,在不久前甚至出現了三個鄰國,包括俄國和印度這樣大國的總理,一天內同在中國訪問的巧合。
在本月連續舉行的亞太和東亞地區領導人峯會上,一些國家精心醖釀許久,想將會議變成一場聲討中國,迫使中國低頭的圍攻,結果卻被中國的共同發展願景全面擊敗。**這再次表明,大多數週邊國家即使對迅速崛起的中國確實略有忌憚,但是與抓住機會,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利益相比,這些顧慮仍然只是次要的。也證明了在經濟領域,中國於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唯一能與美國初步分庭抗禮,比較影響力的國家。**對此,筆者想到個一度曾流行的詞彙——“G2”。作為中美兩國聯手統治世界的一個政治構想,無論在道德性還是可行性上,都是一個不可接受的陷阱;但如果是作為對世界經濟、貿易乃至社會當今及未來狀況的一種描述,卻是越來越向着不可爭辯的客觀事實方向飛奔。
貿易即力量
根據美聯社統計,2006年,美國還是世界最多國家與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一共有127個經濟體,而同期只有70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僅僅過了五年到2011年,情況就幾乎正好調了個兒。美國只是76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的數字則是124個。同樣在2011年,對於77個經濟體而言,中國是比美國更重要的市場,而在2000年時還只有20個經濟體。
在當代,貿易就是力量。在大國間的直接全面戰爭幾乎不可想象後,貿易已經不僅是財富的來源,更是輸出和保持影響力的主要方式之一。沒有什麼人可以對自己大顧客的要求總是置之不理,更不用説是最大、最重要的顧客了。美國這兩年來一直吭哧吭哧的折騰“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去年安倍上台後,日本更是積極策動對華遏制與包圍圈。但除了美日互相比較合拍之外,其它國家,包括美國的主要亞太盟國們,幾乎都避之唯恐不及。理由可以説許多,但中國是東盟和東盟大多數國家以及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絕大多數週邊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肯定要排在最重要的理由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在2012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注),對於確立G2格局的意義,要遠強於2010年登上全球GDP第二的位置。
當然美國還可以安慰自己,如果計入略超過1萬億美元的服務貿易,美國2012年總貿易額達到了4.93萬億美元,而中國去年的服務貿易額僅約4700億美元,居世界第三,總貿易額仍然明顯低於美國。而且美國去年的貨物貿易進口額高達2.28萬億美元,而中國也還只有1.82萬億美元。但是以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中國在總貿易額和進口貨物總額上超過美國,不出太大的意外變故,同樣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今後澳大利亞的五年計劃就是祈禱中國的五年計劃取得成功。”
輸出繁榮的引擎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正為世界提供着最大的增量經濟空間。凡是能搭到中國發展順車風的經濟體和國際企業,稍加努力就能賺得盤滿缽滿,甚至一舉克服原來長期無法跨過的攔路巨石。這種用貿易推動朋友發展的強大能力,自近代以來,只有二戰後美國用馬歇爾等援助計劃和開放國內市場,扶持起了西歐、日本、四小龍經濟奇蹟的先例可以比擬。
一直留意國際時政的網友,應該對巴西前總統盧拉還留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他是巴西歷史上極少數幾位左翼總統之一,更是第一位出身普通勞工階層的總統,在任期間深得民心,連選連任八年後,離職時的支持率之高仍然創下了巴西曆史紀錄。但在他2002年剛當選時,巴西國內國外的金融家、投資人和企業經理們都覺得他的政綱如同洪水猛獸一樣可怕。著名的金融投機者索羅斯更公開預言:盧拉會讓巴西如同世紀初的阿根廷一樣,面臨金融崩潰。當盧拉就職時,巴西股市已經跌掉了60%以上,雷亞爾大幅貶值,而巴西國債幾乎無人問津。
當然我們都知道,索羅斯那次“預言”開始時雖然氣勢洶洶,但最後卻讓他丟盡了臉面。盧拉時期巴西不但沒有發生金融或經濟危機,反而被稱為巴西歷史上最為黃金的發展時期。不但經濟高速增長(以巴西或拉美的標準看),而且多年來始終被認為幾乎是巴西不治之症的貧困問題也得到了很大的緩解——通過大規模的扶貧計劃,八年間巴西的貧困人口減少了50%,這在巴歷史上是破天荒的。而支撐起盧拉政府能遊刃有餘的,同時討好了市場和中下層民眾的底氣,除了在近海發現了超級油田外,最關鍵的便是在2002-2010年間,中國與巴西的貿易額增長超過了10倍,躍居巴西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巴西同期向中國的出口更增加了整整12倍,超過了300億美元!
巴西不是一個孤獨的個例。實際上對比近年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和與中國貿易額增長較快的國家,就不難發現兩份名單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印尼、馬亞等東盟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國家;俄羅斯及主要產油國;甚至長期處於邊緣外邊緣的非洲,和自許為世界大國的印度。最近一輪經濟高增長的週期,與它們各自與中國貿易的急劇擴大期,都有着強烈的正相關關係。
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也多遵循了這一規律。例如,澳大利亞是近些年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西方國家,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仍然堅持有3%左右的增長,這在西方國家中幾乎是獨無僅有的。而眾所周知,澳對中國經濟依賴程度也是西方中最深的。有一幅諷刺漫畫就藉此嘲諷了澳大利亞:諷刺他們對未來的計劃,就是祈禱中國的新五年計劃能獲得成功,不過這大概壞不了澳大利亞人的好心情。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領先,同樣被認為是德國在全球經濟蕭條和歐元區危機中仍然表現良好的重要原因之一,深受其它歐洲國家的嫉妒與羨慕。
尤其當去年以來,中國為了調整經濟結構而主動放慢增長速度,這些原本的“經濟優等生”也紛紛以更大幅度的速度減速。更從另一個方向證明了,中國確實就是當下全球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牽引能力甚至超過了美國,至少在一定範圍內如此。對於許多經濟體而言,“G2”甚至不是對未來不遠的預期,而是已經需要面對的現實了。雖然西方媒體依然堅持抨擊“向東方皇帝磕頭”的任何“怯懦行徑”,但形式終究會比人強。中國現今既不輸出貧窮,也不輸出“折騰”,輸出的是互利和繁榮,概不強求,願者上鈎。不知有多少人能忍住不上這個“鈎”呢?
(注)根據中美的官方貿易數據,2012年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是3.866萬億美元,而美國是3.822萬億美元。但中國商務部公開拒絕承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貿易國,宣稱根據世貿組織的商品衡量標準,中國去年貨物貿易總額仍然比美國低156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