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海：日本“集體自衞權”（下）——安倍心中的中美日“三國殺”
在上篇文章中，筆者提到日本政府無疑會在不遠的將來獲得使用“集體自衞權”的權力。而美國國內親日勢力，多年以來一直希望放鬆束縛在日本脖子上的鏈條，讓日本替美國頂在制衡中國的第一線。那麼安倍會甘心作美國的馬前卒，甚至炮灰嗎？會不會利用美國的相對虛弱和迫切需求，來實現更多的“理想”呢？
安倍對待美國的“神邏輯”
2007年2月，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所做“第二次阿米蒂奇報告”（該報告的正式名稱為《美日同盟正確引導亞洲通過2020年》），鼓吹要使美日同盟像美英間那樣緊密。
可是，與今天大相徑庭的是，2007年時的第一屆安倍政府並沒有對阿米蒂奇的喊話報以什麼積極的回應。這是因為安倍明白美國想讓日本單槍匹馬地去應付中國，他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替美國人火中取栗。
此後直到安倍重新執政，歷屆日本政府均未主動響應美國的號召去正面挑戰中國。民主黨鳩山由紀夫執政時，甚至明確表達了減少對美日同盟的依賴，在中美兩國之間謀求等距離外交的意向。
民主黨政權倒台後，安倍晉三開始第二次執政。儘管不可能找到事實佐證，日本國內有很多人都認同民主黨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得不到美國的信任。所以，安倍晉三在重新上台之後，必將挽回美國的信任放在與振興經濟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從這個邏輯出發，安倍積極承擔制衡中國的責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儘管美國一心要把日本頂在前面制衡中國，但安倍似乎並不在意。他在日本國會就“集體自衞權”答辯的時候，一再強調“集體自衞權”意義在於讓自衞隊能夠承擔起從為美軍艦船護航到協助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提供早期預警和早期攔截支持等戰術性和戰略性任務。安倍看似急於向美方表態輸誠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美日同盟的依仗。
誠如日銀前任總裁福井正彥所説，日本經濟的再次復興需要鞏固日本的海洋資源基礎，而現在為了確立海洋開發的基礎，就必須在安全問題上“取得先機”。
如果日本本土沒有受到直接威脅，而是在像釣魚島等遠離本土的海域，與我國這樣的地區大國發生衝突，美國將會作何反應，是否會像其一再承諾的那樣履行盟友的協防義務？這些問題讓安倍政權乃至日本朝野煞費苦心地尋找對策。
安倍的答案是：要讓美軍支持自己就必須首先主動做出貢獻。這也是自民黨多年來在處理對美關係時雷打不動的策略。但安倍的“神邏輯”在於，要做出貢獻，就要創造相應的舞台，就要渲染中國的威脅。
日本右翼眼裏的中美日“三國殺”：兩個版本
另一方面，安倍多次表現出對美日戰略軍事合作的重視。説穿了，“集體自衞權”什麼的只不過是表面文章，安倍根本的着眼點在於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將日本從美國的附庸，提升到“三國殺”的枱面上，才是他的根本野心。
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他外公岸信介在50年代就圍繞“安保條約”的修訂和美國人進行過不懈地公關。但是，今天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政治精英究竟想通過什麼方法，來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位置呢？他們對未來日本戰略地位的基本訴求又是什麼？對此，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當下最主要的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明顯偏離了自民黨保守親美的主流意識，代表了自民黨內部少數偏右政治勢力的立場。拓殖大學教授川上高司近期在日本《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為“集體自衞權與日美同盟的牆壁”的論文，系統地論述了這一派的基本觀點。
這篇文章大膽建議（或要求）日本政府把與中國在釣魚島海域持續對峙的“膠着狀態”，視作把日本變成強國的良機。日本可以名正言順地利用這種緊張狀態完成行使“集體自衞權”所需要的法律和體制上的準備。川上毫不掩飾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不信任，他指出美國政府雖然不斷地表態“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在日本”，但始終沒有觸及最根本的主權問題。
另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因為大幅削減軍費，而積極尋求與中國和睦相處。川上認為，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美日同盟機制能否靠得住是值得懷疑的。目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規定，美日同盟啓動集體自衞機制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受到攻擊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請求。鑑於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現實處境，這勢必造成日本單方面向美國提供支持，而美國則在是否保護日本一事上保留了選擇的餘地。
川上因此主張，必須參照對《美日安保條約》中有關“集體自衞權”適用的條文進行修訂，建議不僅要將原第5條規定的“集體自衞權”的適用範圍從“日本國的行政範圍”擴大到與《美韓相互防衞條約》相當的“太平洋區域”，還應該參照《北大西洋公約》第6條，將這個範圍延伸至所有公海及其上空的日本船舶和航空器。
總之，必須要讓美國承諾在日本受到攻擊的情況下，美日的“集體自衞機制”將會自動啓動。這也是對被捲入中日爭端一直態度遊移的美國的考驗。
安倍明白美國想讓日本單槍匹馬地去應付中國，他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替美國人火中取栗
如果實現此類修訂，就意味着日本升格到了美國的北約歐洲盟國的位置，而且是英國、加拿大這樣的高級盟友。毋庸置疑，這將強烈地改變“美日同盟”和亞太秩序的重新定位，牽涉所極其複雜的利益糾葛。
事實上，川上文章所反映的是自民黨內以石破茂為代表的少數強硬派的觀點。但是，公開表達對美日同盟效力的懷疑，則是以往所罕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派已經在思想層面玩起了“三國殺”，直接對美國提要求，甚至“訛詐”。
另一種更為主流的意見，以原日本駐聯合國代表佐藤行雄的觀點為代表。佐藤認為，奧巴馬政府在大幅削減軍費的情況下，有意弱化了對中國的核抑制戰略，轉向使用高性能戰略性常規武器代替核抑制，同時維持與中俄兩個非同盟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最佳選擇是盡力按照美國的期望加強自身的防衞能力，以自身的貢獻換取美國降低對日本的核保護門檻。為此，日本政府有責任説服國民恢復對美國軍事保護的信心。
這派雖然還是基於日本的現實地位，但最終目的，仍是儘可能提高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並加強防務。
雖然這兩種意見看上去大異其趣，但實際上都反映了日本政界希望美國對日本迫切的安全保障需求做出承諾。只有站在這個基礎上，日本人才能有足夠的底氣與中國進行軟硬兩手的較量。區別在於，前者認為日本人應該理直氣壯地向美國提出要求，而後者認為應該以更加“出色”的“合作”來換取美國的支持。
戰後，岸信介藉着由美國水兵吉拉德強殺日本農婦的惡性事件激起的民憤，向美國提出了一攬子以平等原則修改《美日安保條約》的要求。他先將美國一軍，然後軟纏硬磨地向美國索取好處。這種手法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同意改善日本在美日關係中的地位，將其從僕從國的位置提升為一個相對平等的合作伙伴。而在1980年的鈴木善信政府時代，日本主動響應了美國總統里根提出的增加國防開支的要求，作為交換，美國同意讓日本承擔菲律賓以北1000海里範圍內海域和空域的防衞責任。這就是後來有名的“1000海里海上生命線”的由來。
總之，先滿足美國，然後再兼顧自己，這是戰後日本從美方套取利益的不二法門。對於在從屬地位的日本來説，這也是無奈之舉。可以想見，川上高司那種明目張膽地要訛詐美國的方法，打破規則，結果只能是得到美國的棒喝。
至於安倍，在國會答辯時，充分迎合了自民黨主流的意見，強調如何為美軍服務。但另一方面，更多“吸收”了強硬派的利用緊張局勢的訛詐策略，結合成了他的“神邏輯”。他通過咄咄逼人的姿態，維持中日間的緊張，以圖增強美國對日本的“需要”。
但對於日本近來的某些“蠢動”，美國日本問題專家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精闢地指出，與冷戰時期不同，目前日本將美國捲入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強了。隨着中國的日益強大，加強美日同盟基礎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一個容易引發問題的盟友是這個同盟龜裂的內在因素。
**現在的日本給美國人的感覺，是一個一邊整天叫喊受到威脅，一邊卻不願意承擔自己應盡義務的夥伴。一旦發生日本將美國捲入無益的戰爭這種不測事態，這樣的一個夥伴便極其的有害。**所以，當安倍等自民黨政客一邊忙不迭地在世界各隊宣揚“來自中國的威脅”，一邊又對中國劍拔弩張的時候，美國也該越來越沉不住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