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我在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日子

【按】茅於軾、陳平、孫滌等都曾在赫赫有名的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共事。留美經濟學會同改革開放息息相關，建立目的就是要促進中國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學會網羅了包括林毅夫、史正富等當時在美留學、日後成為中國本土經濟學界標杆的人物。熱衷於全盤學習美國製度的楊小凱、鼓吹改革體制猶如“壯士斷腕，要別人操刀”的許小年等學者也都曾是留美經濟學會的核心成員。那些歲月裏，他們關係密切，和而不同，在學術中恣肆汪洋。如今，隨着中國模式一步步邁向成熟，他們卻在各自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時值中國留美學會成立28週年之際，回首往事，我們祝願他們終能殊途同歸，為中國文明引領世界做出新的貢獻。

**觀察者網：**您能談談留美經濟學會的故事嗎？聽説茅於軾、孫滌、楊小凱、許小年等人都曾與留美經濟學會有過不解之緣。

**陳平：**留美經濟學會中最年長的是五十年代大學畢業的鐵路工程師茅於軾。留美經濟學會中除我之外，還有兩個“文革”期間的大學生徐滇慶和尹尊生。其餘多是1978年恢復高考後入學的大學生。

1985年5月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在紐約總領事館成立，並舉行首屆年會。那時，我因為在歐洲沒能出席。1986年5月24—25日在哈佛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年會我參加了，還競選上第二屆的理事會理事，開始參與學會的組織工作。1987年6月在密歇根大學舉行的第三屆年會上，我當選為第三任會長。在我的任期，發起國內主持經濟改革的政府官員與國外經濟學人的對話，擴大了學會資助的財源，創建了學會的顧問委員會。後來又和田國強等參與組建財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協助單偉建等創建《中國經濟評論》(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編輯委員會。我1997年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之後，逐漸淡出留美經濟學會的組織工作。

在美國研究、生活三十餘年，我感到美國的思想自由比歐洲小得多，但是珍惜在西方和世界學術大家對話的機遇。我深知個人再聰明勤奮，也改變不了社會。所以始終注意聯絡志同道合的學人，共同努力。問題是單靠獎學金和打工搞地區活動還行，搞全美學生組織的第一關就是籌款。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得以成立，初創的功勞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於大海。他從福特基金會籌到幾千美元，用來補貼各地學生到紐約開會的機票。於大海、楊小凱，錢穎一又爭取到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的支持，提供開會的場地和食宿。

楊小凱當時是位奇才。文革期間他是中學生，因發表激進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入獄十年，獄中他自學數學和經濟學，出獄後翻譯經濟控制論，受到普林斯頓大學華裔經濟學家鄒之莊先生的賞識，雖然沒有讀過大學，直接到普林斯頓做研究生。楊小凱的數學基礎並不好，但是經濟學研究基本問題的雄心極大，他試圖解決英國經濟學家Allen Yang提出的勞動分工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優化框架不兼容的問題。他後來得到芝加哥大學教授Rosen的欣賞，並把他的論文發表在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

我在學術上和楊小凱一直有爭論，因為我也研究勞動分工，但是走的不是新古典的優化路線，而是普里戈金的演化路線。我們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如果説於大海在籌款與註冊上為學會的運行立了開創之功，對留美經濟學會的會章設計貢獻最大的應當數楊小凱。楊小凱和於大海一開始就堅持經濟學會必須是學術組織，不得參與政治。會章明確規定任何人不得代表學會發表非學術見解。這讓我覺得他倆的立場富有遠見、非同尋常。

陳平教授與茅於軾教授

當時，我們堅持會章以學術為宗旨的理由有三。

第一，學會會員多數認同經濟學是科學，不應成為意識形態。個人可以直接從政，不必打經濟學的旗號。

第二，中國的改革從經濟開始，政治改革因有爭議而非常謹慎。雖然留學生中不少人關心政治，但是多數人厭倦“文革”的政治掛帥，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抱有極大希望，不願意讓經濟改革被新一輪的政治鬥爭所取代，學經濟學的學生尤其如此。在這一點上，留美經濟學會比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組織相對更具共識。

第三，學會財源不能自立，分散財務風險要求學術獨立和政治中立，否則立即會中斷某方資助。這是非常現實的學會生存問題。我也因此得以理解，三十年代海外留學生組織政治分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和學生組織接受單方援助有關。

經濟學會的會長工作量極大，風險極高，當選者在會員中有很高威信。為了防止元老利用苦勞換功勞換權威，楊小凱提出兩個辦法，第一，限制會長任期，會長不得連任，理事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第二，給會長髮適量的勞務津貼。第一屆會長於大海為500美元，第二屆會長錢穎一為600美元。雖然錢數遠低於實際付出勞務的影子價格，但是形象上是為學會服務的公僕，可以降低會長的道德權威。第二條規定不久就發生效力。因為學會競選時不時出現西方許諾式的人物，宣佈個人可以拉來贊助和不要補助。幸好多數會員對誇口許諾的真實性十分警惕，更關注會長人選本人的學術操守。楊小凱的深謀遠慮，對經濟學會的穩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觀察者網：您是如何成為學會第三屆會長的？

**陳平：**第三屆經濟學年會於1987年6月11—12日在密歇根大學召開。密歇根大學的理事，來自復旦大學的劉琍琍，在籌款上獲得巨大成功，她籌得28000美元，把年會搞得有聲有色。她原打算競選會長，人氣很高。另一位競選會長的人物是北大物理系出身的紐約大學商學院碩士生汪康懋，他當過第二屆理事。汪康懋是另一種類型的怪才。他的想象力和投機才能讓人難辨真假。我記得他的許多言論中有兩個特別出格的主張：其一，中國可以學拉美國家大量借債，錢借多了，不用擔心還不起，因為放債人怕借債人。其二，通貨膨脹無害論；中國的價格改革無需擔憂通脹，因為通脹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他同時給中美政府首腦寫信，收到感謝回函，就要求在學會刊物上發表，以此證明他是經濟和金融學的專家。我任學會通訊的編輯時，以“非學術資料”為由拒絕刊登。他就經常半夜打電話來嘮叨，搞得我頭痛不已。他在年會競選會長時用西方式的競選方式拉票，宣稱他如當選會長將不取分文，還要為學會募捐幾萬美元，想當第三屆會長志在必得。

 

   

我去參加密歇根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年會時，並無競選會長的打算。因為我剛剛胃出血出院不久。我雖然拿到物理學博士，繼續在普里戈金研究中心做博士後。我的經濟學博士委員會中有經濟學教授，他認為我的論文已經達到經濟學博士論文的標準，只要補修點經濟學研究生的學分，可以再拿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雙博士將來很好找工作。

這時楊小凱和於大海來動員我競選會長。當時學會有一個傳言，説領館教育組官員對經濟學會的政治傾向很不放心，希望經濟學會保持不參與政治的立場。此傳言引發學會成員中的左右之爭，首次出現政治分歧。楊小凱和於大海希望我出來工作，穩定學會的學術導向。我知道當會長的工作量挺大，不知身體能否吃得消。但是，經不住楊小凱和於大海再三動員，我答應出來報名會長競選，但是不去拉票，由會員投票決定。我的競選綱領很簡單，要努力把經濟學會從研究生的組織，提升到專業經濟學家組織的水準，同時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劉琍琍得知我報名後主動退出會長競選，轉而競選理事。汪康懋挑戰我的身體健康不適合當會長。別的會員則挑戰汪康懋的學術記錄言過其實。投票結果，我當選為第三屆會長，理事以票數當選的排列是：張欣，湯敏，劉琍琍，徐滇慶，韓曉躍，許小年。

我仿照西方學會慣例，設立學術顧問委員會，請有影響的前輩經濟學家坐鎮。萬一學會有人“走火入魔”，或者外來政治力量干預學術研究，年輕的會長理事如壓不住陣腳，必要時請老先生出來説話，對年輕人應當有影響力。於是我籌劃顧問委員會的名單，一一親自寫信聯繫。我希望的陣容是：一要有影響的獲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可以提升學會的國際知名度；二要有國內參與改革的老經濟學家，可以表明學會支持中國經濟改革的宗旨；三要邀請美國著名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才能和國內的改革家對話。

學會有一位在大學任教的中年美國經濟學家自願報名做普通會員，他叫Bruce Reynolds，非常熱心會務。依據他的經驗，學會最大的壓力在籌款。他建議還要邀請在美國經濟學界善於籌款的經濟學家當顧問，給學會增加人脈關係，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議。第一批同意擔任留美經濟學會顧問的經濟學家包括：Kenneth Arrow（斯坦福大學，獲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Herbert Simon（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獲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Robert Lucas（芝加哥大學，獲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Walt Rostow（德克薩斯大學，經濟史家），D. Gale Johnson（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元老），鄒至莊（普林斯頓大學），馬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童大林（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董輔秖（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Dwight Perkings（哈佛大學，中國經濟史學家），Robert Dernberger（密歇根大學，中國經濟研究專家）。後來繼任會長逐步增加的顧問還有：Lawrence Klei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獲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Leonicz Herwicz（University of Minnesota，獲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Abraham Charnes（德克薩斯大學管理學家），以及蔣碩傑（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等。

顧問委員會對提升學會的專業形象，促進兩岸經濟學家的對話，加強國內政府機構與大學對和我們聯合舉辦經濟學研討會的信心，邀請西方知名學者到我們在國內外舉辦的年會上講演，提高學會的吸引力，幫助學會後來的學報進入國際評價體系，並最終以成員組織加入美國經濟學會，提高會員的專業道德和眼界，都提供了很大幫助。

1988年初，華盛頓地區的學會成員通知我他們的籌款努力失敗，並取消了承擔年會的許諾。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海聞和許小年主動承擔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年會的組織工作。但是年會的資金從何而來？這成了學會存亡的考驗。福特基金會的傳統方針是提供啓動的種子基金。一旦啓動之後，就逐漸斷奶，逼受援者資金來源多樣化，以減少受資助者的依賴性。其對留美經濟學會是這樣，對後來林毅夫、易綱、海聞等創建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資助政策也是這樣。福特基金會已經對留美經濟學會的運作與年會資助三年。再要申請資助，沒有新概念就難以成功。

恰在我苦思苦想之時，學會顧問、中國國家科委副主任與體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到美國訪問。他從紐約打電話給我説，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人想加強兩岸經濟學界的聯繫。馬洪邀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在香港對話，沒有回應。估計不是對方沒有經濟學交流的願望，問題出在政治的敏感和風險。童大林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促進兩岸經濟學家的對話。我立即想到一個方案，可以減輕台灣經濟學家與大陸經濟學家會晤的政治風險。我建議由我代表留美經濟學會出面，在我們的年會上組織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的經濟學家加上留美經濟學者與學生的“四方會談”，研討中國經濟改革。如果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能派出高規格的代表團，我就有希望在國外籌集資金。童大林非常贊同這一建議，回國後就通知我，大陸可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名義派出代表團。我寫信和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蔣碩傑先生聯繫，也獲得積極的反應。

觀察者網：據説您之後因替學會籌款奔波，結果積勞成疾，落下病根。

**陳平：**1988年夏天，我們四個人結伴回國：包括我、於大海、徐滇慶和張欣。我發現國內國企改革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農村的包產到户。放鬆企業自主權使工人的工資大幅提高，引發通脹。領固定工資與獎學金的公務員與學生對通脹不滿，把問題歸之於腐敗，主張政治改革先行的呼聲日漸增高。主張漸進改革雙軌制和休克療法闖價格關的爭論在經濟學界也非常激烈。於大海回國之初對回國參政的預期很高，不知為什麼轉為失望，並淡出了留美經濟學會的活動。張欣回國對新興鄉鎮企業非常有興趣，似乎參與投資。我和徐滇慶則忙於廣交改革朋友，爭取對留美經濟學會的支持。

體改委領導幫我組建了中方赴美的代表團，由國務院發展中心副主任孫尚清任團長，團員包括當時任外貿部部長助理，後來負責財税改革的周小川（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中創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曉彬，體制改革研究所宏觀研究室主任張少傑、唐欣，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後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我萬萬想不到的是在最後階段，代表團的出國簽證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阻攔。

我多方打聽才瞭解到首要阻力來自教委。教委反對的理由是，孫尚清是部長級代表團，留美經濟學會算什麼級別，有什麼資格和部級代表團平等對話？要是開此先例，豈非承認海外學生組織的獨立地位，以後如何管理海外留學生？我利用所有可能的渠道宣傳我們的使命，爭取有關領導的支持。由於天氣炎熱，心情焦慮，結果十二指腸潰瘍復發，連牛奶也喝不下去，最後暈倒在科學院機關，被送到中日友好醫院做手術，把胃切了三分之二。那時，海聞和許小年已經動身到伯克利組織會場去了。福特基金會的錢還未到位，因為代表團的簽證未能放行。我做完手術無心休息，天天在醫院往外打電話託人。最後在離會期前兩週，代表團才拿到簽證，徐滇慶趕快去福特基金會領錢匯到加州。據説最後拍板放行的是最高國務會議，改革初年的舉步維艱，可見一斑。等到1988年7月15日年會在伯克利順利開幕時，我已經連主持會議講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中華經濟研究院”派了第一研究所（大陸經濟研究所）所長趙崗教授出席，他也是威斯康星大學中國經濟史的教授，我在研究中國農業史時，和趙崗教授有許多共同見解。大陸出來的代表介紹國內的改革激情飛揚，留學生的問題也是尖鋭多樣。一改國內經濟學界開會論資排輩的風氣。會議期間，美國方面的學會組織工作，全是我在德克薩斯大學的同學孫滌代我主持，會務海聞、許小年搞得井井有條。我們本屆理事會的籌款和會議規格也突破了前三屆年會的記錄。我正打算鬆一口氣，不料匹茨堡大學的老會員左學金出來發難，指責我這個會長沒有按照民主程序報告會務。許小年跳出來替我辯護，但是誰也説不清為什麼我平時發言滔滔不絕，年會高峯卻低聲少語。假如我當時尚有餘力，我會表態讚賞左學金的問責精神，藉機介紹我們走過的道路和收穫，表現本屆理事會的責任心。但是，我什麼過程都不能説。我一不能怪罪華盛頓地區籌委會的籌款失敗，因為他們是義務勞動，籌款本身的不確定性很高。我二不能透露代表團出國程序的複雜，讓不理解國內改革的聽眾對中國改革失去信心。我只能吞下苦果抱歉説我身體不好，以後再補書面彙報吧。

孫滌教授

大會選出了下屆會長孫滌。會後海聞和許小年熱心地組織留學生陪代表團參觀加州的經濟和社會。從此中國留美經濟學會逐步建立留學生與國內主持改革的政府部門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孫滌和張欣任會長時穩定了學會。易綱任會長時首次把年會移到國內，在海南的年會請去了鄒至莊、張五常。我和休克療法的鼻祖哈佛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就漸進療法和休克療法的得失進行了首次交鋒，併成為朋友。徐滇慶任會長時把國企改革的研討放到上海，尹尊生任會長時把研討會帶進了北京。留美經濟學會和國內改革部門的合作與信任，終於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會後我回到奧斯汀不久，又胃出血住院。醫生説我手術後沒有休息，結果刀口處產生新的胃潰瘍，從此成為我的病根。代價一是放棄了拿第二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也放棄在國外尋找經濟學終身教職的可能；二是回國後放棄任何行政職務的機會。後果是我專心研究經濟學的基礎問題，成了新古典經濟學意想不到的挑戰者。我的人生體驗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自由和機遇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