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堅持獨立外交與相互尊重

五十年前的1月27日巴黎時間中午時分，一份同時在兩國首都公佈的僅44個漢字的聯合聲明，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今天我們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問題是，中法建交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精神遺產？

談到中法建交，不可能不論及戴高樂將軍。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中法建交的精神遺產也是戴高樂的遺產。當時中國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敵對國”，與此同時中國也與霸權主義的蘇聯交惡。戴高樂將軍“承認中國”，從某意義上來説，確實為中國打破“光榮孤立”提供了契機。

戴高樂

但人們往往淡忘的是，“承認中國”也同時為法國外交的獨立精神提供了最佳佐證，甚至大大提升了法國在冷戰期間的國際戰略地位。事實上，戴高樂邁出這一步絕非偶然。確實，戴高樂領導的法國在當時是西方陣營中的一員。但戴高樂既沒有忘記羅斯福、邱吉爾在二戰期間對他個人的羞辱，也沒有忘記法國在二戰後承受的國家羞辱。美、英蓄意將法國排斥在戰後佈局的國際談判格局之外是眾所周知的。羅斯福與邱吉爾刻意將戴高樂先後排斥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峯會之外，戴高樂對此始終未能釋懷。美國甚至在戰後試圖將法國置於盟軍佔領和行政管理之下。只是因戴高樂搶先回到巴黎併成立臨時政府而未得逞。但美、英拖了整整六個月才承認法國新政府……這些，都是導致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走向“偉大和獨立”的重要內在因素。

事實上，承認中國，是法國向當時的西方“盟主”美國霸權發出的一個明確信號：法國並非所有事務都以美國馬首是瞻。戴高樂當時實際上已經向美國一再表明了這一點。但只有“承認中國”，真正使美國對法國從此刮目相看。法國的國際地位一舉飆升，成為冷戰兩霸格局中的一個“異數”。戴高樂自己也承認，“從此，法國再也不被視為一個跑龍套國家了”。因此，用今天的套話來説，“承認中國”是一個雙贏之舉。其中最重要的則是這枚“外交原子彈”使中法兩國的“獨立外交”聞名於世。這也許是兩國建交留給我們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今天半個世紀過去後，中法兩國處境已大大不同，世界也早已走出冷戰陰雲，邁向全球化、多極化。但只要兩國繼續奉行獨立外交精神，遵循戴高樂和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中法兩國便能夠通過緊密的合作，繼續在今天的世界上發揮不尋常的作用。包括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非洲建設、在對多極世界的追求等諸多重要領域。在但五十年的中法歷史亦表明，獨立外交精神需要建立在尊重對方、特別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的基礎上。

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中法之間發生過嚴重的外交危機，特別是九十年代初的售台武器風波和2008年的奧運—達賴事件。兩者均因一方介入了另一方的核心利益而導致衝突。所幸的是危機及時得到抑制。應該指出的是，這兩次外交衝突都是源於法國對中國的誤判，前者因當時中國出現了天安門事件而判斷中國政府已經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法國當時的總統曾召回其駐華大使進行諮詢，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是否還能堅持三個月”。第二次衝突則與當時的法國總統本人之個性有着密切的關聯。這位過度關注輿論動向的總統誤認為將拉薩事件與其是否出席奧運開幕式聯繫在一起將能夠為其在民調中增分，因而貿然介入中國內部事務。

近年來在中國也出現某些“輕視”法國的聲音，認為法國國力衰退，地位下降，已不再值得重視。這同樣是一種誤解。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法國在軍事實力上並不比今天奧朗德總統主持的法國強多少。法國外交從來不是以實力著稱，而是着眼於某種精神力量，是一種建築在“想象力”之上的外交。從戴高樂開始，法國人在外交領域確實做出了不少遠超其國力的行動。西方G8峯會的前身“爐邊會談”G6是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首倡的、“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是希拉剋1997年對北京進行國事訪問時提出的、國際“反對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共同陣線是法國率先主導的、金融危機應運而生的G20峯會是薩科齊建議的……法國的“獨立外交精神”及其“想象力”確實讓法國“執二等車票乘坐一等車廂”。中國應該重視法國的這種外交能力。

更重要的是，法國仍然擁有足夠的軍事、外交和科技實力，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國軍事介入馬裏和中非，都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做出決策並採取軍事行動並取得成功的。一些美國軍事問題專家對法國軍事行動之迅捷和有效均感到吃驚和欽佩是有原因的，因為就是美國要在短短48小時內做出軍事幹預一個非洲國家並以最小的代價獲得巨大的軍事和外交成功也是不容易的。這證明法國在其非洲前殖民地確實有着非同尋常的影響力和軍事存在。僅憑這一點，當我們需要非洲的能源和市場時，就不能不重視法國，就不可能繞過法國。在非洲問題，與法國合作是取得雙贏的最佳途徑。當然，我們並不害怕對抗。但合作總比無謂的對抗有益。

今天法國很多人知道戴高樂在加拿大曾高呼“自由魁北克萬歲！”但卻鮮有人知道戴高樂在承認人民中國後曾在三天後的記者會上大談中國這個“偉大的人民”和“比歷史還要古老的國家”。戴高樂承認中國之舉，從某種意義上是因為他與毛澤東主席“英雄所見略同”。戴高樂正是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對“獨立”始終孜孜以求的國家；中國在“成為共產主義之前就已經是中國”，因而承認中國現實就是承認歷史。由此可見，戴高樂對中國、對毛澤東主席確實是高度尊重的。戴高樂在逝世前一直想親訪中國。他向在北京擔任外交官的侄女戴高碧表示，那將是“中國和法國以戴高樂和毛澤東為代表的交談”……

英雄相惜，毛澤東也非常敬重戴高樂。他曾親口告訴戴高樂的特使、描述中國革命的《人的境遇》的著名作者馬爾羅，稱戴高樂是他“遙遠的朋友”。在戴高樂逝世後，毛澤東在唁電中稱之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而在毛澤東逝世時，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在他親自擬定的唁電中稱之為“人類思想之燈塔”！相互尊重，是中法奉行獨立外交的基礎。回顧這五十年，凡偏離這一原則時，雙方就出現問題。這也許是戴高樂和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另一份精神遺產。

相互尊重，在今天世界日益面臨共同挑戰的全球格局面前，日益呈現出其重要性。無論是在應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或資源問題，或是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都需要各國在相互尊重、特別是尊重對方核心利益的基礎上，通過磋商和談判的和平手段來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從這一意義出發，紀念中法建交五十週年，就是在紀念獨立外交及相互尊重的精神！

（本文刪節版刊於《文匯報》2014年1月25日，題為《堅持獨立外交相互尊重 特別尊重對方核心利益——我們如何紀念中法建交五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