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務員：租房花了工資一半糾結要不要回老家
“基層公務員工資到底高不高？”今年全國兩會上，這一話題激起了熱烈討論。與以往公務員一貫被動捱罵不同，今年兩會提高基層公務員收入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駐美大使崔天凱直言：“光靠工資，外交部公務員在北京買不起也租不起房。”《中國青年報》近日採訪一名入職不久北漂公務員，講述了她的合租故事。作為一名機關新人，一個月工資3000出頭，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幾乎一半工資都用在了房租上。中青報如此描述青年公務員的茫然狀態：“回去還是留下，這是個問題。”
北漂女孩兒的租房生活（資料圖）
以下為全文：
2014年3月10日，張倩（化名）在朋友圈發了一個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調動要離開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還被某黑心中介剋扣了4個月的房租。剛回家一看，隔壁已經換人了。中介迅速找到了兩位新室友，又得重新適應一遍了。可能生活就是這樣吧，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因為年齡最大，在這間合租屋內，剛剛搬走的住客被稱為“大哥”。
合租房裏的火藥味
2013年7月，張倩畢業於北京某高校國際貿易專業，目前就職於北京一市屬機關。
和絕大多數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樣，她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原本兩室一廳的房子，客廳被打了隔斷。南向主卧租給了一對夫妻，張倩選擇了面積較小的北向次卧。“採光差點，但是比主卧便宜幾百塊錢。”這是主要理由。
已經選擇離開的“大哥”，原本住在客廳的角落。中介用自制的隔斷圍了一個半封閉的空間，一張牀、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連同“大哥”，一起被圈在其中。
來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會產生各種摩擦：公用廚房和洗手間帶來的不便、水電費均攤引發的口水戰、“夜貓子”室友大半夜放音樂影響了睡眠……很多時候，張倩都對這幾位合租者充滿無奈。不久前，她剛剛同“大哥”爆發了一場無言的戰爭。
這次局部衝突的導火索是採暖問題。這套不足80平方米的兩居室並非集體供暖。在冬季漫長而寒冷的北京，自供暖帶來很現實的問題：費用較高，而且要租户個人承擔。
“粗算下來，如果從早到晚一直開暖氣，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塊錢。要是晚上回來開，也得多掏400多塊錢。”張倩算過這筆賬，“開着，的確費錢；不開，冷得要死。”
作為一個月收入3000元出頭的機關新人，她很心疼這筆開支。不過，室友似乎比她更心疼。於是，一向摳門兒的“大哥”與怕冷的江南姑娘間開始了明爭暗鬥。
一個週日上午，張倩在自己的小屋裏貼着暖氣包取暖。10分鐘後，暖氣變得温熱；半小時後，微涼；1個小時後，張倩覺得“我比暖氣還熱”。“開關又被大哥關了。”查看時，她發現閥門處於關閉狀態，便又打開了暖氣。
午飯過後，寒意再次襲來。張倩再打開。於是，整個下午，你開，我關；你關，我再開。“不記得重複了多少次。”她回憶道。
晚飯時分，倆人同時出現在了廚房。張倩明顯感覺到了“尷尬的氣氛”。因為賭氣，她故意將水龍頭開到最大，目的是“讓摳門兒‘大哥’心疼得牙癢癢”。“大哥”也不示弱，把菜葉子摔在地上，讓有潔癖的張倩很不自在。
“一個好好的週末就這麼攪和了。”她説，“這樣的矛盾幾乎隔幾天就會出現。可能在他們眼裏，還覺得我是個‘刺兒頭’呢。搬家計劃醖釀了無數次，但最終泡湯。我和父母商量過，他們説的有道理，再怎麼換室友，都會有摩擦，何必瞎折騰呢。”
10月的一天，張倩在家洗澡，洗到一半燃氣沒了。後來她用冷水洗完，第二天便發燒了。“房子的水、電、燃氣卡都在中介那兒，他們忘了充錢。”她説，“真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誰。”
更讓她“上火”的是房屋的門鎖。“有一次回家我拿錯鑰匙了，居然用辦公室的鑰匙打開了我的房門。我想和室友一起向中介反映問題，結果沒人理我。還有就是窗簾的問題。到現在為止，因為牆上沒打洞，我的房間連窗簾杆都沒有。後來我在牆上貼了一排掛鈎，拉了根繩子，總算把窗簾掛起來了。”張倩説。
“挑了半天，還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張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屬機關的上班通知。電話裏，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集體宿舍？”對方告訴她，沒有分房，沒有集體宿舍，也沒有租房補助。這個答案讓她很失望。當時，她還暫住在同學家裏。好友和同學都在六七月入職了，張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規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而且中介費也很高，所以我只能在各種網站、論壇上找房子。”那幾天，她將能想到的常用網站翻了個遍。“我的策略就是地毯式搜索，找個便宜的好房子。有幾次電話打過去，那邊的人就説，‘你不是早上才問過嗎，怎麼又打來了？’找得太多，自己都糊塗了。”
最初，她堅持要為自己尋找一套獨立的居所。第一次選中的房子是一套單身公寓。房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張牀、一張桌子，但是擁有獨立的衞生間、廚房，月租1200元。地點位於東五環外，距離最近的地鐵站步行大約10分鐘。
不過，實地看房後，張倩發現了很多問題。“安全性不好，公寓裏面的人特別雜。要是晚上自己回來，還挺害怕的。而且水電費都是按商用計算，整體費用挺高的。”她説。
這次看房下來，她大概明白了行情。“按照我的預算，要想住在地點好、治安好的地方，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雖然極不希望選擇合租，但隨後，張倩還是開始尋找合租信息。她第二次選中的房子位於東四環外，發佈消息的是二房東。這名二房東從房主手裏租下了整套房子，自己住在主卧，次卧出租。“1600元一個月，我覺得價格、地點都不錯。”張倩説。
但是看房那天，張倩又打了退堂鼓。剛進門，她便被二房東大聲呵斥“請換鞋”；走進洗手間，後面的人又大喊“別碰我毛巾”；想看看卧室，身後又傳來“別開窗户，風大”的指令。“相處了幾分鐘，我覺得壓力好大。第一次見面都是這樣的情況，以後住在一個屋檐下肯定難免爭吵。”她認為。
之後看的幾套房子，要麼價格便宜房子差；要麼地段好裝修好，但嚴重超支；要麼性價比整體不錯，但室友很不友善。那一個星期，張倩覺得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轉，忙碌卻毫無成果”。“前前後後看了不下10套房子。”她回憶道。
一天晚上，她很失落地撥通了父親的電話。“其實也不知道説什麼，就是覺得委屈。”她説，“如果這個時候在家，應該剛吃完飯，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呢。”
張倩是家中的獨生女，在浙江老家，她有一間很寬敞的卧室，從沒想過“在自己家，還要小心翼翼地與別人相處”。
最終，張倩倉促地選擇了現在居住的房子。“當時就是着急了，因為馬上要上班了，還得搬家。後來才發現，挑了半天，還是被中介坑了。”她説。
那條房源信息來自某網站。帖子裏描述稱：全新房源，月租金1000元，集中供暖、地鐵沿線。“看照片，房子確實很新，像剛裝修過的。我覺得價格也合適，就想去看看。”
誰知，見面後，張倩便陷入了被動。“房租一下漲到1600塊錢。我説，不是説1000塊錢嗎，他們説‘打錯了，就是這個價’。”一旁陪她的同學勸説：“這已經是我看過最新、最好的房子了。”加上第三天便要入職，張倩急忙交了100元訂金。
搬入這套房子後，問題接踵而來。這套面積不足80平方米的兩居室，張倩是第一名入住者。籤合同時，中介信誓旦旦地説：“放心，我們找的合租户一定都是女的。客廳不會打隔斷，加上你最多住兩户。”很快，新的住户到來：一户是住主卧的夫妻；另一户就是住在客廳隔斷的“大哥”。
為了這個事，張倩不止一次打電話質問中介。但對方説：“這事我們控制不了，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絕。”
2014年3月，一份《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狀況調研報告》顯示，在京工作的青年中，居住自有住房的佔23.5%，與父母親戚同住佔24.3%，租房居住佔52.2%。其中，租房者居住狀況相對較差，租房市場侵權現象嚴重。
“違約、侵權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沒有任何話語權。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張倩很清楚自己在這份合約中的地位。
新裝修的房子，油漆味特別大，沒幾天她便感覺眼睛刺痛；第一個週末，她被樓上裝修的轟鳴聲驚醒；小區還未完工，每天進出，都要穿過一條泥濘的便道；廚房沒有抽油煙機，因為中介説“要等人住滿才給安裝”，所以前兩個星期只能煮麪；洗手間裏有一台很髒的二手洗衣機，在洗衣服前，張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麼情況，客廳‘大哥’的隔板牆居然裂了，裝修質量令人擔憂。”“兩個電梯都停用了？我可是住在17層啊！”“窗户壞了，中介到底什麼時候來修啊。”……苦中作樂，張倩不時將自己的合租囧事分享到朋友圈。“居然有不少小夥伴點贊。”她調侃，“估計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搬家？買房？回老家？
搬家？這個想法在張倩的腦海中醖釀了無數次。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和房租，她便放棄了這個念頭。
買房？這個想法從未出現在她腦海裏。“至少5年內會是這樣。”她説。
單位沒有福利分房，唯一的優惠是購房時一次性資助一部分首付。“這也是從同事那裏打聽到的，不知真假，而且據説補助很少，還得自己出絕大部分。”對於公積金貸款，張倩則是一頭霧水，“因為根本沒想過買房，何必瞭解這些給自己壓力呢？”
北京市住建委網籤數據顯示，2014年1月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價為29502元/平方米。目前，張倩的月收入為3000元出頭。身邊同事告訴她，在機關工作，隨着工齡增長工資會上調，但也別抱太大希望，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
為什麼會當公務員？張倩覺得就和當初選擇這套房子一樣，是迷茫中的決定。
本科畢業，她的第一選擇是攻讀高級翻譯的碩士學位。2013年年初，張倩參加了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筆試結束，她覺得自己發揮失常，八成考不上了。
當時，宿舍6個女生嘰嘰喳喳聚在一起對題。“幾個人越説越傷心，都覺得自己肯定要落榜，後來就一窩蜂報考了北京市公務員。”張倩回憶，“這個過程中，我壓根兒沒有作決定的感覺，像是被大家推着，迷迷糊糊報了名。”
幾乎毫無準備的公務員考試，進展卻很順利。“我是去打醬油的，結果，‘醬油’居然打上了。”她很意外。不過，在她的心裏，一直有一個首選職業。“最想做的還是翻譯。”
2013年2月，研究生考試筆試成績公佈，但分數線遲遲沒出。張倩將成績和往年分數線一比較，認定自己落榜了。“按照往年的分數，我沒過。”
隨後的這段時間，張倩接到了公務員複試通知。此後一個多月，她沒有再碰過翻譯書一次。“因為賭氣，幾本書已經被我扔了。可誰知，今年的分數線降低了，我超過了兩分。” 説到這裏，她的眼角流露出一絲遺憾。
不過，她已經沒有退路。一邊是毫無準備的考研複試，一邊是奮戰了一個多月的公務員考試，她選擇了後者。後來，她總安慰自己：初試只超過分數線兩分，參加複試也很可能被淘汰。
“當翻譯這兩年肯定沒戲了。公務員入職前要籤協議，規定了服務期。這樣做也是為了避免政府人事流動過大。一般服務期都是5年。如果5年內離職，要承擔違約責任，而且以後也不能再考公務員了。”她説。
張倩承認，自己的很多決定都帶着“半推半就的茫然感”，留在北京也是如此。
2013年，她也報名參加了家鄉公務員考試。為什麼選擇留在北京？她的答案是：“我也想問自己。”再問，她會笑笑説：“大學4年在這上的，同學都在這邊，就是不想回去。”
她還給出了更具“偶然色彩”的理由。在老家的公務員考試結束後，一位監考老師過來問她：“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學麼？”她點點頭。“那還回來幹什麼，那邊不是更好？”她無語。
從考場出來，引領考生離開的工作人員和她閒聊：“別回來了，在咱們這麼小的城市，碌碌無為的，真沒什麼意思。你在大城市待慣了，肯定受不了。”
這位領隊異常熱心地向她講述了自己的“無為史”。“他告訴我，工作十來年了，還是科員，提不上去，因為單位的一把手也只是處級幹部。小地方機關事務相對較少，想找到忙碌的狀態都很困難，下午4點多就可以回家了。”張倩説。
這番話嚇住了張倩。她想象中的自己，應該每天穿着光鮮擠進地鐵；在乘車間隙舉着手機頻繁刷屏，生怕漏下一點信息；來不及吃早飯，就隨便買點，繼續趕路……每個細節都應該充滿忙碌的氣息。
於是，張倩決定留在北京。現在想想，她覺得這個選擇稍顯草率。曾經立志一起當公務員的舍友，一個去了香港留學，兩個去了銀行，兩個去了私企。
“大家的軌跡都不同。”她説，“不過也有相似的，比如剛入職場的待遇都差不多。住房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最大問題。”
對於張倩的生存現狀，家鄉父母的意見很明確：5年滿了趕緊回家，或者現在辭職也行。作為家裏的獨生女，回老家至少不必擠在一個巴掌大的房間裏，深陷於各種瑣碎的矛盾之中。可她又會不甘，“為什麼這個逃兵會是我？”
張倩也向身邊同事瞭解過，在住房問題上，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家在北京，雖然也買不起房，但可以和父母同住；一類是家境較好，已經擁有了獨立住房；第三類則與她相似，仍然糾結於各類房源和室友之間。
一直以來，分房被視為公務員的最大隱形福利之一。在北京、上海等房價居高不下的地區，這一福利帶來的職業優勢尤其明顯。
然而，1999年，國務院下發《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規定要求“從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
到目前為止，雖然部分中央國家機關仍可通過經濟適用房、集體購買、歷史房源等方式獲得住房，但像張倩這樣的地方基層公務員，幾乎無望享受這項福利。
“通知我入職的人告訴我，肯定要自己租房。而且工資不高，沒有外界傳言的豐厚福利。最大的好處是穩定，能拿到本市户口。”她説，“當時腦子一熱，覺得租房也沒什麼。但其實住房是最大的問題，至少要花費一半的收入。有個同學，已經在北京成家了。他説自己特別後悔，如果回老家，就不用拿一大半工資養房了。我説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3年12月發佈的《2013年租房市場報告》顯示，在全國36個大中城市中，北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達1479元/月。
每天7點半起牀，8點準時上地鐵，9點之前趕到單位；因為是新人，張倩會在上班前完成打水、清掃辦公室等工作；晚上6點下班，便鑽進幾平方米的小屋，在室友使用的間隙做飯、洗漱……這些畫面，和她最初想象的生活狀態相去甚遠。
談到現實與理想，張倩的臉上再次寫滿茫然，“回去還是留下，這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