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香港會複製“台灣之春”嗎？

上一篇文章，筆者介紹了台灣大學生參加反服貿抗議如同參加嘉年華，這一現象不僅大陸人很少知道，香港人也多不清楚。至今在香港社會里，對服貿抗議的討論仍基於學生民主抗爭運動的性質。不過香港畢竟和台灣社會氛圍不一樣，關注的焦點也不盡相同。

雖然與台灣一樣存在着兩個對立的政治陣營，但在香港矛盾的焦點並非日常生活中的具體措施，反而更多表現為理念上的衝突，如普選、愛國等更為抽象的話題。此外香港社會普遍更注重法治和秩序，英治時代長期的灌輸，使得各界本能地對任何破壞秩序尤其是商業環境的行為表現出厭惡感。

因此，當台灣學生暴力佔領“立法院”尤其是強行衝進行政院並肆無忌憚的打砸搶之後，香港主流媒體立刻從無條件支持的立場上轉為對暴力行為的批判。除了這種行為違背了植根於香港人內心深處的守序原則外，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自由港，香港100%依賴外來的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一旦社會動亂，將直接導致經濟崩潰，而不會像台灣那樣尚能關起門來勉強度日。何況與台灣不同，中央政府在香港擁有駐軍，必要時特首可以直接請求中央政府幫助平亂，那豈非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即使台灣大學生的暴力行為遭到香港主流社會的一致反對，但仍至少獲得部分香港大學生自始至終的支持，上週日就有幾百名學生從銅鑼灣遊行至中環以示聲援。並非僅僅由於同為學生而產生的共鳴，與台灣大學生頗受其他社會羣體低看不同，憑借不到台灣1/4的錄取率，畢業後有較大機會拿到高薪和進入上層，香港大學生當下仍被視為天之驕子和未來精英。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言行相當重視，導致大學生們自己抱有頗高的自負和使命感，參加政治運動的熱情絕不是台灣“同行”們的嘉年華心態可以比擬。甚至在當下，部分香港大學生也早已是反對派“佔領中環”行動的重要鼓動對象。再鑑於各大學校礙於“造反無罪”的政治正確而不能壓制言行的現狀，屆時是否會學習台灣鋌而走險就很難説了。

當然，如果缺乏政治團體背後的支持，無論台灣還是香港的大學生都無力獨自成事。如果想複製“佔領立法院”到“佔領中環”，反對派團體的全方位支持必不可少。

時下香港的政治生態有從雙雄對立格局向四國軍棋發展的趨勢，原有的建制派和反對派（泛民派）逐漸分裂出激進建制派、温和建制派、温和反對派、激進反對派四個陣營。如果説激進建制派尚不成熟，還只能算作温和建制派的一個大嗓門夥伴，温和反對派和激進反對派由於要大量爭奪有限且重合的資源，相互間矛盾甚至不亞於同建制派的對立。

上週港島南區補選區議會議員，老牌反對派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不僅落敗於建制派新民黨新秀陳家珮，更輸給激進反對派人民力量黨空降來的前港姐袁彌明，只落得排名墊底。事後分析，落敗的兩位候選人得票之和並未低於上屆獲勝的反對派候選人多少，恰好反映出温和反對派在香港，尤其是反對派整體陣營的影響力每況愈下，支持者日趨流失。

隨着大陸整體實力的崛起和香港的相對衰落，老牌反對派靠所謂“民主自由”口號和代表港人哭喊鬧向中央政府要優惠的手段已經逐漸開始失效，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學習繞開他們直接面對普通香港人。過於執着“普世價值”又使得温和反對派在給予菲傭居留權和新移居香港人福利等事情上連續喪失下層港人的信任，傳統地盤日益丟失也算得上順理成章。值得注意的倒是激進反對派由於貧富差距拉大和底層民眾缺乏與大陸交流而迅速崛起。

新的政治局面下，雖然激進反對派尚不敢違背香港強調秩序和法治的核心價值觀，公開喊出暴力推翻現行制度的口號；但在全球“民主運動”街頭化、暴力化的大趨勢下，不能排除他們像台灣綠營一樣利用大學生的理想主義與熱血，通過協助學生衝擊政府機關，製造流血事件來牟取私利。畢竟激進反對派在立法會也是有成員的，帶領學生衝破守衞的阻攔也不見得比台灣更難。上週日晚間參與電視訪談的一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已經直言不諱地支持“佔領立法院”了，雖然他使用了非暴力的形容詞，但佔領政府機關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總之台灣反服貿運動尚未結束，香港各方仍在評估其得失之中。未來如果台灣政府因為學生的行為作出巨大讓步，則不排除香港激進反對派有樣學樣的可能。起碼“佔領立法會”比“佔領中環”更能體現政治含義，也更少綁架全香港的批評。若再考慮到香港大學生尚無台灣大學生參加抗議如參加嘉年華的心態，則港府如何妥善處置就值得思考了，也許提早告知社會各界將嚴厲處置反而是避免流血事件發生的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