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要説背景我也是紅二代 真靠這個有今天麼
繼幾天前再談“行賄未遂”的往事後，一再標榜自己“不行賄”的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在近日《中國新聞週刊》對其的報道中再次談到自己的這一觀點。他否認自己的成功是靠家庭給背景，稱自己的父親是紅軍，“我也是紅二代啊，我(當時)岳父是省委副書記。但我要是真靠這個背景做，我有今天麼？”他透露，在向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凱博文教授談到自己的企業經營理念後，後者回答他説：“哈佛歡迎你，來吧！”
這位曾表示遠離政治是自己對生命定位的商人表示，現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這句話了，他認為“在商言商絕不意味着在商不參政，在商不關心政治，兩回事。”
作為中國最大房地產公司老闆，王石稱“（富人，很容易成為仇富者的反擊對象，）這個我是有思想準備的，關鍵是你反什麼東西……”，他對在汶川地震捐款風波中，以80後為主體的年輕人對自己的語言暴力感到沮喪，“現在年輕人變得(越來越躁動和不理性)……”
以下是《中國新聞週刊》採訪全文，作者：劉炎迅、丁塵馨。本文相關素材基於該刊記者對王石的隨訪、專訪以及論壇錄音，部分內容取自王石自傳。
王石：要説背景我也是紅二代 真靠這個有今天麼
王石穿着一套深藍色的西服，白色的襯衫，沒有花紋，簡簡單單。助手拿來幾瓶礦泉水，他立即説，換玻璃杯吧，那樣更環保一些。他反覆要求助手調整他身後落地窗的窗簾的開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強，干擾他説話。
採訪中，他試圖掌握主動，無論是面對質疑，還是讚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邏輯，展開敍述或者反思。
王石説，他的自我省思是從2008年開始的。這之前，他是另一個王石。
在三年內，他比自己的計劃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峯的計劃，2007年萬科更是銷售業績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無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兩次“失言”，把飄在雲端的王石瞬間“歸零”，那之後，57年的人生才進入了一個向內思考的階段。
2011年開始的出國遊學，為這個內省的視角增加了另一個旁觀自己和中國企業的維度。遊學3年、一本《大道當然》，仍不足以道盡這幾年來他對自己細細的審視。
4月12日，在萬科的大樓裏，王石主動向《中國新聞週刊》提出，“先把他的光環去掉，帶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對他和企業的自我成長，才更有意義。”
你狗屁都不是
(一)
黃仁宇的那本《萬曆十五年》，是王石最喜歡的讀物之一。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的時間裏，他不止一次提及此書，頗有感慨。
2014年4月12日這天上午，北京東三環，在萬科大都市27樓一套暗黑系裝修風格的樣板間裏，王石提及萬曆往事，唏噓之餘，不過是在鋪墊另一個年份。那是2008年，對王石來説，這或許可以稱為他的“萬曆十五年”，一個“最危險的時刻”。
這一年，王石和他的萬科，已經走過24個年頭，一路也有坎坷，但走得總體很順。也算是見過風浪之人，對自己駕馭風浪的能力，很自信。
但王石想不到的是，這一年隨後的麻煩，讓他差一點翻船，他也開始對自己的“應對能力”和“心理適應力”，重新“審判”。
首當其衝的是“捐款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動全國。剛剛成立的萬科企業公民辦公室緊急向災區捐款200萬元人民幣。
晚上9點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網友提問。
5月14日，有網友跑到王石博客裏質疑：“你也太虛偽了，面對這麼大的災難，在各界紛紛解囊的情況下，仍一毛不拔，還談什麼社會責任？”在眾多網友看來，萬科此前捐出去的200萬，對於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產大佬級企業而言，依舊被視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覆：“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覆：“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過1000萬的企業名單，呼籲萬科再多捐點，”“但作為董事長，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合適的，這是董事會授權管理層的最大單項捐款數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合適的數額。”他還説，萬科內部還規定，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
王石顯然誤判了當時的局勢，一天之內，“王石成了十惡不赦的吝嗇小人”，“雖然登上珠峯，但是你的高度還沒有墳頭高”，作為一個資深網民，王石這時感到，這是“萬科史上最大一次輿論危機”。
網民攻擊名人，我已經很熟悉了，比方説餘秋雨啊，比如其他人，其他人或許説我不上網了，但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不對的。不能封閉自己。
**（富人，很容易成為仇富者的反擊對象，）這個我是有思想準備的，關鍵是你反什麼東西……當時有人恨不得把你打死，這個就已經不是語言暴力了，你可以感覺到。**而且當時關於捐款的問題有人已經開始圍攻一些跨國公司、實體的(公司)，已經有實際的暴力了。你可以感覺到現在年輕人變得(越來越躁動和不理性)……真正讓我感到沮喪的，是對我捐款的帖子鋪天蓋地的謾罵。因為這裏主要是80後，這讓我非常非常沮喪。我發現這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阻力不是來源於權力機構，不是來源於老一輩，而是來源於年輕人。我們再回顧一下這個帖子，我到底説了什麼？你們這樣直接罵祖宗八代。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就是：你雖然登上了珠峯，但你登上的是物理高度，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這是年輕人説的啊。
(二)
王石2008年的危險時刻，除了“捐款門”，還交織着“拐點論”引發的麻煩震盪，這個麻煩，從2007年底就開始發酵了。
200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十週年，正是從那十年前，時任總理朱鎔基大刀闊斧全面啓動了中國商品房住宅市場，作為刺激國內投資消費的主要手段。這之後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破裂、美國經濟衰退、“非典”等事件，這些不利因素，都沒有阻擋中國住宅市場的迅猛發展。房價也一路瘋長。
萬科也在瘋狂生長，這一年，根據萬科公開的年報，“公司去年全年銷售面積合計613.7萬平方米，銷售金額合計523.6億元。”相比三年前，翻了5.7倍。
這看起來是王石最好的年份。此時，時任戰略和投資管理部總經理的劉榮先，經過市場調研，交給王石一組數據：“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武漢等大城市都出現了市場開始下行的明顯信號，成交量環比下滑20%-30%……結論：全局式市場調整不可避免。”
12月，王石對外宣佈，萬科不拿“地王”，管理層也調整了開工計劃：全集團將2008年的計劃開工調低近20%，不久，再次壓低23%，同時，萬科開始調價，最開始的一個樓盤，是廣州萬科金色康苑項目，每平米均價比周邊樓盤低3000-4000元。
4天后，王石參加清華大學“中英低收入人羣住房解決方案比較研究的活動”，有記者問：“樓市拐點是否出現了？”
王石説：“我認可你關於‘拐點論’的説法。”此言一出，觸動很多人的蛋糕，一時輿論譁然。地產圈內的反彈最明顯，很多開發商大罵王石“胡説八道”。
另一層壓力，來自各地政府。2008年5月，某城市召集開發商開會，沒有請萬科。王石知道，會議的內容不過8個字可以概括：不許降價，遠離萬科。同時，在幾個重點城市，政府派出調查組，進駐萬科查税、查賬。
在杭州，因為降價，已經買了萬科房子的業主，衝砸售樓處。
“拐點論”一出，我已經感覺到公司的生存危機了。我們是房地產開發商，一講到降價，在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城市已經開始有人在砸萬科的售樓處了，我們感覺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關部門，有關部門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邊袖手旁觀……很明顯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態度。
你想這是個法治社會，法制是基本的底線，有人在破壞公共秩序，他卻站在旁邊不干涉。當時萬科全部樓盤都被砸成這樣，這公司還怎麼做？
我感到這樣下去會出現大問題的。顯然這不僅是一個地方政府對你公司的表態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談房地產行政問題，召集房地產商來座談，一定是請萬科去的，現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開會，排除萬科，而且是明確地講，就是要遠離萬科。你公司的這個業務本來就是千絲萬縷跟政府有關係的，你説如果地方政府是這樣的態度，這樣公司還怎麼生存？政府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你，當然不是每個政府，你的擔心是，它會蔓延。因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確，那時候大家都不希望降價，你降價了！往後咱可怎麼幹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歡降價，可萬科降價了，要麼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還説我，作為大哥你怎麼把我們拋棄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開場合已經是公開指責，説萬科怎麼樣、萬科怎麼樣、萬科怎麼樣。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萬科一直是行業裏的領跑者，一直屬於各個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這時候非常不被認可了，還有一種無形的被孤立。這是我從來沒感到過的，孤立、無助……但是這個還不讓我覺得沮喪。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給萬科開了四千萬罰款單，為什麼，因為降價。這就是物價局開的。我們一般認為你物價局更應該管的是哄抬物價啊，但物價局説你降價是為了壟斷。這就是萬科當時的地位。
這就是那一年，你原來自認為在社會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個蕩然無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過了500億，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審視，就覺得這個情緒是到了非常戲劇性的(時刻)。
這個就是我當時的一個情緒。我沒有隱瞞，也非常明確抱着準備辭職的心態。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辭職，我唯一的保護傘就沒有了！
當時還交織着“拐點論”，地方政府會保護你麼？你的同行會保護你麼？一旦你辭職了，你所在的公司(會保護你嗎？)因為你的言論已經影響了公司的正常經營，影響了公司的整體形象，公司就是想保護你，可公司還自身難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辭職，我的社會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麼事兒都是帶有偶然性的，你的社會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關於萬科的謠言時有泛起，有的風傳萬科資金鍊斷裂，有的説萬科向銀行申請30億貸款遭拒，還有些網絡帖子直接説“萬科破產”“負債110億元資產，多處財產被銀行查封，各地已經低價放盤”。
5月15日，網絡上的爆烈情緒繼續蔓延，包括麥當勞、可口可樂在內的諸多跨國公司，也遭到謾罵，與萬科一樣，它們也被認為捐的太少，“這麼吝嗇？”甚至開始有人發起號召，去砸店，讓這些“鐵公雞”企業統統滾出中國。
王石看到這些消息，十分悲觀，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亂棍打死的心理準備”。
已經有很多朋友勸我，你這時候就避一避吧，我説“我避什麼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剛好公司安排專門的人跟我三年拍紀錄片，從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記得很清楚，在北川回來的路上，攝影師忽然對我説，“你要不要對網民，做個道歉？”我即刻反駁，“我道什麼歉？我沒什麼錯，為什麼要道歉？”而第二天，鳳凰衞視正好對我有一個採訪，採訪當中，沒有任何的預示下，主持人突然説，“哎，王總，如果有個機會讓你向觀眾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馬上跟他説，“我不介意”。當時的情況下，張口就説出來了，就是“無條件道歉”。
這很戲劇性。就在一念之間，昨天還是很情緒化地説，根本不考慮道歉，怎麼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為我感到了鳳凰衞視的誠意，非常明確。他就希望你講出來，換句話説，他在替你做公關，你感受到了那種誠意。
你看看我是怎麼道歉的：我説，第一個來講，因為我的言行紛擾了大家的注意力，影響了抗震救災，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幾個道歉，但是完全沒有就這個帖子道歉。到現在，我對這個帖子也沒有道過歉。
捐款門後，王石依然頻繁上網，但公司對他的博客、微博設置了看守系統，避免他的不慎言論，再次影響萬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翻閲蔣介石日記，看完後心有所感，就在網上發表了對蔣介石的評價，原本想一評、二評、三評，結果一評剛發送出去，就被公司相關同事刪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開説了一些話，其中有“三個感謝”，他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那些罵他的網民，“給我歸零，讓我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了這個社會。”第二個感謝，就是那四千萬的罰款單，“讓我們知道如何來認識現在這個社會，如何來面對政府的政策，面對消費者的情緒。”第三個感謝，是拐點論風波，“讓我們萬科經歷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驗，讓我們知道下一步應該往哪走。”
經歷這些之後，2008年對萬科的意義是什麼呢？總結來講，第一，從公共關係來説，這一次緊急公共關係的處理，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你不是個獨立知識分子，要去堅持自己的觀點，否定了自己的觀點就沒有了存在價值，不是的，你是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你的言論可能影響到股價，可能影響到銷售，可能影響到公司的正常運轉，這種情況就必須要緊急公關來處理。顯然當時你沒太在意，覺得它就是個言論，等意識到的時候再來採取措施已經來不及了。所以作為一個董事長，這事兒不可以隨心所欲，因為它可能是顛覆性的。
對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審視。重新審視了自己，你會發現，你可能因為一句話就狗屁不是了。
這些事剛開始時你的情緒是失落的，但反過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你發現，是不是自己太自以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覺得因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反而也許在這個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當你認識到了這樣的一個社會，它是這樣一個狀態以後，反而會從傳統文化去反思：我們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麼地方？那我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這樣你就更知道，從某種角度上説，這個民族的啓蒙遠遠沒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啓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該扮演什麼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個一呼百應的人。因為不但你沒有一呼百應，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應的對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礎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學商業院的邀請，開始在香港科技大學商業院講課。那之後也逐步減少了在大學或是論壇上的公開講演，而更多是先來完善自己，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和理論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學生交流，去重視下一代。這種交流不是你一個公開講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認識自己，同時和下一代和學生進行交流，挑戰自己——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對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堅持，更重要的是要講策略，策略地做你認為對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所做的別人不理解，你卻硬要往上面湊，那叫魯莽。對於年輕人，要更有耐心：為什麼他不理解你呢？為什麼不但不理解你還要反對你呢？除了你公共關係失敗之外，你還要知道這個民族文化傳統的東西。你要意識到，並從另外的角度進行反思。簡單來講就是一種平均主義，而平均主義的背後就是同情弱者原則。從這個角度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就理解了現在的一些社會現象：你萬科，你王石，是弱者呢還是強着呢？很簡單，你是強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個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問題。比如説從利益衝突來看政府關係，在消費者砸你售樓處的時候，誰是強者誰是弱者，當然你是強者了，消費者是弱者。
通過中國傳統文化，你就試圖梳理，那中國的傳統裏，中國的企業精神是什麼？中國的企業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書，人家書裏講得很清楚了。
這其實是個文化的問題，而你卻鑽牛角尖把它鑽成了政治化的、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開朗了。你會覺得，首先還是修煉不夠啊，要學習啊，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就去西方學習了。
所以，這樣大背景下的2008年，對我個人、對萬科都非常的關鍵。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原來很多情況下我潔身自好，比如不行賄，可你發現光潔身自好是不行的，因為你王石的言行，你對社會的影響比你想象的要大；萬科對行業的影響、對社會的影響比你想象的還要大，你必須要有社會擔當，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不是顧忌，更多感到一份責任，得有點擔當。你必須和這個社會、和這個時代共進退，而不是你跟別人講我就是這樣，就是潔身自好，你們企業這樣做，我不這樣做。
如果説我和一般企業家有什麼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發覺得，中國目前這個轉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氣，不是需要什麼新的見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觀點，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四)
3月30日，晚7點，王石和馮侖坐在北大東門附近的英傑報告館，與周其仁教授一起，對談。
周其仁教授是個名人，早年遊學美國，一肚子學問，説話還幽默，是個可愛的老頑童。他當着王石和馮侖的面，對着台下近千名觀眾這樣説：“今天來聽王石講座的都是很正確的。你得看看這個人，他講什麼不重要，他不講也可以，因為他的故事擺在這裏。你見精神能量大的企業家，你靠近他會受到感染會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傳《大道當然(2000-2013)》，記錄着他過去13年裏面臨的“放下與堅持的選擇”，很多年輕人追捧此書。能容納近千人的會館，客滿，兩側過道也站滿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馮侖的書，躍躍欲試。
十年前，王石出過一本自傳，記錄自己與萬科的最初20年，該書定名為《道路與夢想》，顯然受到了威廉•曼徹斯特的經典之作《光榮與夢想》的影響。
在《道路與夢想》裏，能看到文藝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寫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畫面感：“施工空閒去了一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過，內地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擺放着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從1988年萬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長兼總經理。1999年，48歲的王石，終於決定，辭去總經理一職。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王石深思熟慮的決定。
20世紀80年代創立企業時，我的目標很明確：建立一間新型公司……對於如何開拓業務和建立新型企業制度，我的大腦每天都充滿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層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時時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壓力。畢竟沒有受過工商管理的專業訓練，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機會。當時沒什麼危機感，畢竟80年代下海經商一族的文化層面都不高。“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後，經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層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南巡”講話的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形成了以陳東昇、田源、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等為代表的企業家。92派企業家被認為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權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市場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開始有危機感——腦中的想法越來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構思的週期要長達半年時間。怎麼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吳曉波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維爾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當時吳曉波並不能真正理解，王石為何會有如此“疾病的憂慮”。後來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從1994年到1997年間”，他的心肌功能嚴重有問題，腰椎還有個血管瘤，壓迫左腿神經，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覺，醫生説他隨時可能癱瘓。
但病人王石在辭去總經理的最初日子裏，“作為一個習慣了強勢，又願意親力親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揮一把的衝動，如果繼續在公司待着，肯定會沒事找事。”
他選擇了疏遠自己和管理層的距離，離開公司，去遊歷西藏，登山探險。而登山者王石，其實早在1998年就誕生了，不過從此時起，他登山之旅更為頻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關係的，想着趕快去趟西藏，一旦癱瘓，你坐輪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餘，也有內在的邏輯驅使，“現代企業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團隊”，你不會放手了就還在那兒坐着，不會的。
其實因為登山它太顯性，登珠峯呢它太引起大家的關注，我最好的成績，其實是飛滑翔傘，我2000年創造的滑翔攀高紀錄，現在還沒人破呢，喜歡探索，喜歡冒險，不僅僅是登山，還有滑雪，還賽艇，還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傷，一個是滑雪，一個是滑翔傘，登山來講那都……除了那書裏描寫的，瞬間的很危險之外，都克服過去了。
這從心理學上來講呢，誰都無法否認，誰都有自卑的一面，當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強健體魄，我的自卑也恰在於此，體現在兩點，一是我個子不高，二是我體育不好，雖然我很愛運動。比如説喜歡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歲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邊鋒。但是我踢的這個水平呢，是中學校隊……板凳隊員。整個我的印象中，在中學時期我就只進過一個球。因為你是板凳隊員你沒有機會的，上場時間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樣的。而且進的那個球還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賽的時候那個對方比較弱，踢左邊鋒的那個主力隊員又遲到了，只好就讓我上，上了還蒙進一個球。糊里糊塗，就是在那個門前的混戰當中，球跑到我這兒來，我就把它踢進去了。這個球是這樣進的。所以主力隊員一來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還喜歡打排球，我是二傳，因為個子低。所以我後來就發現，雖然我的體型啊，反應能力都不行。但是組織能力還行，因為二傳是核心。
籃球根本就沒打。跑中長跑，介乎於長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發力之間，最辛苦，但我的成績最多也就代表班隊。
處於那個狀態，就是特別憋屈的那種……所以在學校的那些體育運動的尖子，我很羨慕。當然後來在體育運動方面就特別要表現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當然你説這裏面有沒有自卑的心態，當然有，那毫無疑問的。
我感覺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減法。
你去登山探險，豐富了生活，顯得你與眾不同，甚至實現你兒時的一種夢想，到野外去探險，去實現個人自我的價值，去和大自然親近。從這點來講，這是個人自我的一種表現，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種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2002年，北大山鷹社五名隊員，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馬峯時，遭遇雪崩遇難。引發了社會對登山價值的討論，而王石堅定的選擇了站在山鷹社這一邊。
如果説探險對這個社會有什麼積極意義？那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到了現代社會，已經是很缺乏探險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鷹社年輕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後，社會不理解他們，90%的帖子都是譴責的，完全把這當成非常負面的東西，説你們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父母，無論哪方面你們做的都是錯的。這不但不是探險精神，都成了一種實用主義——你做這個事情是沒用的。而我個人的英雄主義，如果對社會有積極意義的話，就是讓大家不要太實用主義。人要有一點對自我的不滿足，對未來的好奇，這個行為多少是有點正面意義的。
但這個意義，也是自我表現的一種副產品，而不是説我為了這個。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邀請王石去給EMBA學員上課，前來邀請的商學院副院長陳慧珠女士説：“你個人的經歷和萬科的經營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這時的王石，經常在各地論壇講演，分享萬科故事和自己的商業經驗，講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經找所大學，做個商學院老師。這次陳慧珠邀請，一拍即合。
但教了兩個班的課，王石漸漸感到，“僅憑企業家的個人魅力來掩飾學識不足，是對自己、對學生、對學校的不負責任，”於是有了“百戰歸來再讀書”的念頭。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的機會，7月，王石在香港會見了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凱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爾先生。交談中，萬科的經營理念，尤其是“不行賄”是經營底線的理念，得到凱博文的認可：“哈佛歡迎你，來吧！”
早在2003年，他去雲南彌勒參加一次企業家論壇，探討企業倫理，他在發言中説，萬科誠信守法，絕不行賄。
但與會的一位民營企業家很坦率地説：“王石先生不行賄，我佩服，但那只是個案，因為在中國不行賄，一事無成，比如説我自己就行賄。”話説完，台下掌聲一片。
你當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後你可以解釋説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賄，可在我這兒，你拿不到，不能説是因為你沒行賄，有可能就是沒本事拿不到。
我記得有一次和一位老總在一塊，他年紀比我小，他説大哥，你看，我這(地)做不完，你來挑一個！我知道他當時就是一種顯擺，但我是感到恥辱的。我沒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時候有什麼問題，我只是很明顯覺得，無論從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遠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麼趾高氣揚。我感到受了侮辱。僅此而已。
我沒有考慮，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為這些是你本身骨子裏的東西，你堅持你認為對的去做。事後總結，説就因為你不行賄，別人都不相信，當時，我不認為不行賄是我獨有的，我以為大家都是這樣。
一些商業非常成熟的發達國家也會有行賄，但這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更不能成為一種堂皇而之的東西。這是讓我感到非常非常詫異。當時一些開發商和政府官員，直接稱兄道弟，吃飯吃鮑魚那種，我都懶於應付這種，我超級不喜歡這些東西，你讓我幹這個然後我拿了一塊地，我不屑於做這個。我寧肯栽在買地上。那咱之後比產品、比專業，所以為什麼，我們最後成功了。
要説家庭背景，我父親是紅軍，我也是紅二代啊，我(當時)岳父是省委副書記。但我要是真靠這個背景做，我有今天麼？
一旦你確定了要做企業家，顯然就會把日本戰後的索尼、松下、豐田，這些企業的成功作為標杆。不僅僅是你的產品得到消費者的認可，提供好的服務，也對這個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起到一種積極的引導作用，這就是我的理想主義。
作為萬科，雖然偶然成為了中國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種目標遠遠沒有達到。而且還是在打基礎階段。
(六)
哈佛學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聽課，也不是週末考試，而是晚飯後的公寓作業。波士頓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氣不足，王石寫作業前，先燒好開水，泡壺咖啡，暖身提神。
為了弄懂英文課堂筆記，王同學不免經常熬個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臉，熱一杯牛奶，兩片烤麪包，半個西柚，三分鐘早餐，背上書包，去上課。
在很多人看來，王石這是何苦？放棄舒適的董事長生活，開始寒窗苦讀，生活上做着減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説：“對我來講，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時間，我有機會，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過來的，而不是説是因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學夢，到了60歲才真正開始。去學校學習，完全是因為我知識不夠，尤其是現代企業方面。因為你到了學校去當老師講課，講的是現代企業制度，而它的邏輯就是西方的，對你來講需要把案例從管理學的邏輯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當老師，而是要先去當學生，去學習。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瞭解嗎？剛才説的那個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為什麼要這麼做，這需要從更深的一個層次哲學、宗教，從文化的層面去理解。
因為我沒有這個學歷，這是我要補課的。我到哈佛選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課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級、四年級才是去學如何去做的問題。
我比較擅長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夠的。他們説功成名就就夠了，我會説什麼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標準是什麼？你反省會發現，是這個大時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較有運氣而已，但你真的與你的地位相稱麼？舉個簡單的例子，你現在已經是國際化了，國際化未必你一定是業務做到國際上，中國已經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維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國際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語言去溝通，與對方互相瞭解，這個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誠不懂英語，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資非常成功。可我的邏輯來看，就覺得這個很不爽，我就會很想改變，就要過語言關。
第二點，你到西方學習，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實際上你發現語言的能力怎麼樣是一回事，你的記憶力怎麼樣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試圖用他的語言來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讀書期間，王石經歷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園集體裸奔，危險的比如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而現在回憶起來，他似乎對另一件事兒更津津樂道——“佔領華爾街”。
整個運動到最後發現，美國是講民主，但是他公權就是公權，講民主絕對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後官方怎麼來清除華爾街1%佔領行動？我只要到紐約都到那兒去看看，因為我對這個感興趣。最後以公共衞生為由，一夜之間全清光，清光了怎麼辦？
清光之後我又去了，還是那個三角地，當然還是公共的，你不能説一封閉誰都不準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臨時的圍柵欄，圍的跟迷宮似的，你想進去很不好進去。拐來拐去，像個八卦圖，但是沒有不讓你進。
你帶標語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帶帳篷、睡袋和擴音器。此外，不準商業運營，商業運營什麼？很多人得吃喝，吃喝還不準送，比如説志願送，你不能一罐可樂一罐可樂的送吧，你總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這有商業經營嫌疑。
我就發現西方，中國且學呢，不但學習怎麼民主，還得學習怎麼對待民主。
在美國學習期間，王石同學與各種老師聊各種話題，其中一類，是社會和政治類，比如他會到與哈佛大學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學院，與研究中國問題的託尼•賽奇教授聊天，“談得很投機”，談文革，談改革和“摸着石頭過河”。
中國工商界的企業家沒法迴避的一個話題，就是在這個社會中，你這個階層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柳傳志前段兒在那兒説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體議論和反彈。
應該説在商言商是我曾經的口頭禪，中國1949年之後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麼東西都要和政治掛上鈎，工農兵學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峯造極，全部談政治。
甚至到現在，很多人習慣性的一談，就是下一步怎麼辦，現在政府怎麼樣，政策怎麼樣，為什麼我們非得關心他們呢？他們的決策對我們產生影響，那我們自己怎麼想法，我們自己怎麼做法？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無改變。
但是我現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這句話了，不是説我回避什麼，我認為在商言商絕不意味着在商不參政，在商不關心政治，兩回事。
比如説咱們再看看這個政協、人大的構成，有多少商人在裏面，那不是參政麼，那不是議政麼。你本身是個政協委員，你説我在商言商，那不對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個，因為我沒有參加政協會，沒有參加人大。
現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種聯繫，在他看來這首先是種榮譽，其次是個保護。榮譽可以理解，但你為什麼要尋求保護呢？我們應該獨立我們卻不獨立，已經缺少工商階層的獨立人格了。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面對未來我們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更多聯合提案(議案)，開始關注自身的保護利益，比如醖釀的這個提案——現在沒法來説把這個非法集資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國再往下走當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適應這樣一個潮流：既要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又要面對現在全球的一個西方文化、一個東方文化，各種各樣的文化怎麼融合的問題。對我們自身呢，我們是什麼？在這樣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要不要反省我們自己？
(七)
2014年，萬科30週年。王石從劍橋大學回國，幾乎連軸轉的參與各種活動，3月31日，在參加清華大學舉辦的“致敬1984：征程與夢想”論壇上，王石與柳傳志等老友相聚一堂。當着幾千觀眾的面，70歲的柳傳志和63歲的王石比試下腰，柳傳志笑着説：“我相信我柔韌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眾人一片笑聲。
而王石的偶像，86歲的褚時健，也通過視頻，與他們隔空對話。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憶起那次與褚時健的哀牢山之會。當時褚時健還在栽苗，和王石暢談5年後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這個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裏犯嘀咕：“5年之後你就80歲了……”
當時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歲我在哪？75歲在哪？”
他曾經對自己有一個規劃：“75歲是在一個島上，有一棟房子，孤零零的。旁邊有一架直升飛機，這個是對退休生活一個不詳細的規劃，就是一個想象，一想到就是覺得與眾不同。”但當他遇見哀牢山帶着鄉親們種橙子的褚時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於這個村。”
王石曾讓人帶着攝像機，去雲南哀牢山，找他的商業偶像褚時健做個訪談，視頻裏，褚時健站在山坡上，風吹動白髮，他緩緩地説：“做企業，靠拉關係，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與柳傳志的對談中説，他將會去以色列學習，包括西方文化和農業育種技術，以色列就是工程師、園藝師、律師在搞農業，那樣一個巴掌大的地方成為歐洲的後花園，種蔬菜，種花卉，“70歲如果我還活着，就到戈壁上面辦農場，中國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萬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國的前景會非常好的。這個是對褚老先生的致敬。”
現在我歸結有兩點，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長，你可以到60歲70歲還很健康。但是不要説你老年了，因為老年的概念就是個消費，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來講，你沒有貢獻消費就是個負擔，從生理上來講你已經是多餘的了，你對社會的資源是消耗的。
為什麼我60多歲重新在學習，我就要證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見我，問哈佛有老年大學麼？扯。哈佛有中文班麼？扯。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認為？顯然這個觀念要改變。我也在用自己的行為告訴你們，60歲學習新的東西是來得及的，因為你學這個東西掌握這個工具對社會就還有意義，有貢獻。
另一方面你要給年輕人機會，創造一個新的平台去給社會做貢獻。這是我對死亡、對社會進入老年化的一種解讀，談的更積極一點就是推動這個社會。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隨一支登山隊，抵達大本營。進山後幾天，王石和當年那支北大山鷹社希夏邦馬峯登山隊的隊長劉炎林一起，為6年前的遇難好友，建了一個紀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顯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沒法迴避，那種兇險的環境，雪崩，冰裂縫，滑墜，高山缺氧，都可能會讓你致命的。你會半夜頭疼欲裂，睡不着覺，你會想到死亡。
中國人的傳統，死亡是陰陽兩相隔。你在追悼會上就感受到那個氛圍，那個哀樂，是多麼悲哀，給你傳遞的信息就是，這死是太可怕了，這死是太痛苦了，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禮，就不一樣，我記得美國WWF的發起人(美國的第二任環保部部長，是尼克松時代的)的追思會上，他的一個老戰友，回憶起他們給尼克松的報告是怎麼來講這個環保法，尼克松把他們叫去了，看了報告，(一拍桌子)，就説這是他媽哪個狗崽子寫的東西，寫成這個樣子！然後那個人説，我就是你説的那個狗崽子。
你想想，這是在葬禮上，大家鬨堂大笑了，特別的幽默。
我認為從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個過程，對生命來講，你如果沒有其中的某個過程，你就缺少了一份體驗。你都應該去面對。
需要墓碑嗎？骨灰灑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還有父母，我們在一起。生命是什麼？這個可能就是無字碑，對我來講就是這樣的。
萬科博物館9月23日就開張了，我們博物館有一個特色，可以透露一點：沒有王石一個單獨頭像。
(本文相關素材基於本刊記者對王石先生的隨訪、專訪以及論壇錄音，部分內容取自王石自傳《道路與夢想》和《大道當然》。實習生劉晉榮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