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美國的領導癖加速其衰落

做領導難，做世界領導更難，做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領導更難。奧巴馬領導的美國現在就遭遇這三難。

先説做美國領導難。在國內，共和黨尖鋭批評奧巴馬對外軟弱，對內無方：社保改革勉強過關，移民改革則難以指望，重返亞太恐怕也要帶着遺憾告別。在國外，國際社會對奧巴馬外交也是大跌眼鏡。數起來，奧巴馬內政外交遺產，其實不多。堅定地從阿富汗撤軍，成為日前在西點軍校演講的主題之一。可這是在給前共和黨總統布什擦屁股。

“美國將耗時最長的戰爭負責任地結束。”美國總統奧巴馬5月27日突然宣佈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數萬駐阿富汗美軍2016年底將和他一起“離任”。結束兩場戰爭（另一場為伊拉克戰爭）一直被奧巴馬視為核心“外交遺產”。不過，在批評者眼中，即使本·拉登被成功擊斃，代價高昂的海外反恐日益成為整個美國的負資產。奧巴馬宣稱撤軍使“美國外交政策翻開新一頁”，但美國國內給他貼上的“軟弱”標籤此刻愈發清晰：從“稜鏡門”醜聞到敍利亞化武事件，從亞洲領土爭端到克里米亞危機，奧巴馬帶着他的外交團隊狼狽應付。美國媒體稱，國內外的批評聲迫使美國總統接下來幾個月發起外交宣傳戰，“外交領域的奧巴馬主義可能出台”。28日，奧巴馬的第一站選在西點軍校，這裏是他的前任小布什明確反恐戰爭的地方。

美國總統奧巴馬5月27日突然宣佈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數萬駐阿富汗美軍2016年底將和他一起“離任”。

再説做世界領導難。解決世界熱點問題，不用武力，霸權誠信遭殃，盟友狐疑；用武力，美國財力又力不從心，還對不住諾貝爾和平獎。這就是奧巴馬悖論。在敍利亞問題、烏克蘭問題上，奧巴馬一再被普京奚落。其實，奧巴馬悖論，何嘗不是美國霸權悖論？！

“代價高昂的失敗”。美國《天堂郵報》27日以此為標題稱，“9·11”恐怖襲擊後美國入侵阿富汗，美國納税人最終為此付出的代價可能高達數萬億美元。英國《獨立報》28日援引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院的一份報告稱，英國干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本近300億英鎊，這些錢足以支付146.4萬護士的費用或者40.8萬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諮詢師的費用。

最後説做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領導難。冷戰時期，美國學者曾發明霸權穩定論，為美國領導世界提供冠冕堂皇的説辭——美國提供國際體系的公共產品！當然，此樹由我栽，此路由我開，要從這裏過，留下買路財。美元是美國霸權的最大體現之一，從美國軍事、制度霸權獲益良多，也導致其放縱，釀成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不斷推行量化寬鬆政策，美元誠信不斷遭到打擊。為此，美國學者又整出全球公域論——美國要維護諸如公海、太空、國際空域及網絡的自由，因為全球公域不為任何一個國家所擁有卻為所有國家所依賴。這就超越了美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理所當然享有世界霸權的狹隘，背後也反映出美國無法獨自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能力，又不希望中國等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分享其世界領導權。這就是在網絡安全、南海自由航行等問題上美國對華的策略：鬥而不破。

體現在亞洲地區，美國悖論就表現為亞洲悖論——亞洲國家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這些亞洲國家只好在中美間騎牆。奧巴馬在西點軍校演講時誓言，要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其他地區遵守國際“通路條規”。但他也強調，任何動武的決定必須是謹慎的。他説：“如果我們以身作則，美國將能發揮更大影響力。” 奧巴馬指出：“儘管美國軍方將領不斷強調，批准海洋法公約有助於加強美國國家安全，但若是美國參議院拒絕這麼做，要中國根據海洋法公約化解其海事糾紛，將會更加艱難……這不叫領導，這是在迴避；這不是力量的表現，這是軟弱的表現。”當然，每當美國校園發生槍擊事件時，禁槍的呼聲在美國就會不絕於耳。但是兩百多來美國還不是生活在槍支氾濫的陰影下嗎？

 

   

奧巴馬悖論在接下來兩年任期能得到解決嗎？在西點軍校演説中，奧巴馬主義出籠，似乎想通過解決奧巴馬悖論而解決美國領導世界的悖論。“未來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如何領導世界，”奧巴馬28日對台下的西點軍校學生説，他的底線是，美國必須領導世界，如果美國不行，別國也不行，而軍力是這種領導力的支柱。他警告美國不能捲入對外戰爭，稱並非所有問題只有軍事一個選項。

不管風吹浪打，美國領導心思巋然不動。這就是美國的執着。美國的領導衝動從何而來？J·L·奧沙利文1845年7月在紐約《民主評論》的一篇文章中發明了一個詞——“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該名詞典型地折射出美國作為基督教國家的特質。“天定命運”觀廣義指美國人民命中註定是建立樣板社會的上帝的選民，狹義指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宣揚的美國領土不斷擴張是天命註定的這樣一種思想。後一含義最初指對得克薩斯的兼併，但不久又用於美國與英國對俄勒岡的爭端，用於因墨西哥戰爭和美西戰爭而產生的領土兼併意圖。

然而，與“天定命運”觀相伴生的還有所謂“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它國家區別開來的顯著特徵。它們包括美國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它獨特的歷史軌跡、制憲結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美國例外論》一書中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國家，這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市場經濟等一整套美國價值觀。因此“成為一個美國人”不是出生的問題，而是對理念的承諾。

這種執着的理念和天註定觀念，在美國實力上升期曾是鼓舞人心的；在美國霸權實力不濟時，則矛盾重重，終究露餡。可以説，正是這種美國領導癖，加速其衰落進程。

美國衰落，特指美國霸權衰落，涵義是美國的結構性霸權和結構性實力衰落，體現在：

1、盟友體系難以為繼，霸權誠信質疑。所謂重返亞太，就是全球收縮、局部加強，其結果，美國的全球盟友體系開始鬆動：中東地區的沙特、埃及不買美國賬，轉而向遠東看；歐洲盟國普遍對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上的表現感到失望；亞洲盟友日韓間也齟齬不斷……這就不難明白，當中國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時，美國尤其不能接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這一條，因為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會妨礙美國在中日、中菲領土（海）爭端中保護盟友的能力。對南海、東海島嶼爭端的擔心，就是怕經濟專屬區（EEZ）妨礙美國抵岸偵察和軍事航行自由的權利。因此，所謂南海航行自由特指美國的軍事航空、航海自由，對商業航行自由的關心倒在其次。

2、霸權經濟底氣不足，調結構、保增長任重道遠。華爾街金融海嘯，暴露出美國經濟結構的畸形和泡沫。金融創新在忽悠世界的同時也忽悠了美國經濟，助長了美國產業空心化、金融虛擬化。沒有真正的再工業化，就業率的普遍提升是難以為繼的。靠TPP、TTIP訂規則、保增長，恐怕又是在製造國際泡沫。

3、霸權道統遭戲。美國常常以替天行道自居，底氣就在於作為基督教世界的普世價值代言人。然而在當今世界，美國霸權道統一是遭遇基督教文明內俄羅斯的挑戰，二是遭遇基督教文明外中國的挑戰。作為一種世俗文明的復興，中國崛起考驗美國所領導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包容性。中國威脅論何時消停，何時才能顯現這種包容性足夠強。

當然，作為國家的美國仍然具有創造力、競爭力、吸引力。中國國內辯論美國衰落問題上，常常混淆美國作為霸權的衰落和作為國家的強大。如何不讓美國霸權（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美國，可稱之為“公美國”）的衰落，導致作為國家的美國（可稱之為“母美國”）衰落，正是奧巴馬主義所憂心勞思的。成就之，奧巴馬仍不失為一位偉大的領導；否則，奧巴馬主義將隨風飄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