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高考改革不是為了追求公平
**【**高考改革的公平性是繞不開的話題。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中清研究發現，北大比哈佛公平得多，教育機會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中國高考是一個例外。
然而，公平顯然不是唯一的指標。“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正蜕變為“掐尖”，使頂尖大學選才異化為“招分”，大學教授則抱怨“學生越來越不聰明”。同時，自主招生中存在篩選順序錯置、多元評價被誤用的現象。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謝小慶剖析了中國教育的現實困境，認為高考改革的目的是追求效率，是為了挽救教育的“傳道”功能。短期內，教育不均衡無法扭轉，也許只有放棄“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合理使用招生自主權，才能給農村孩子創造更多機會；反對以“公平”為由，因噎廢食式地反對高考改革。
觀察者網首發全文，以供讀者參考，並預祝考生取得好成績。】
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人印象最深的改革信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見《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在三中全會《決定》中説：“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從根本上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端。”（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42條）
人力資源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均佔有自然資源非常有限的國家，開發自己的人力資源尤為重要。能否在人力資源的開發中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後所必須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
遇見困難繞道走，使許多問題累積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高考改革就是一個被“繞道走”了30年的難題。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學率”問題就曾經引起社會的廣泛批評，在《教育研究》雜誌曾經長期開闢專欄進行討論。從那時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門高度重視的問題。30年後的今天，儘管大學的升學率已經大幅上升，“應試教育”卻愈演愈烈。那時，應試教育從小學開始，到高中畢業結束。今天，“應試”已經向下延伸到幼兒園，向上延伸到大學本科教育。
需要為高考改革引入動力和優化機制
在高考改革方面，或許，我們可以從美國的“高考改革”中得到一些啓示和借鑑。
學術評價測驗（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簡稱SAT）是美國的“高考”，是美國大學招生和提供獎學金的重要參考依據。2013年有160多萬名高中畢業生參加了SAT考試。近年來，許多中國高中畢業生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參加SAT考試，不少人通過SAT考試進入了理想的美國大學學習，獲得了學校提供的獎學金。
SAT於1926年開考。SAT的主持者是美國的大學理事會，具體命題和考務工作的承擔者是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ETS）。ETS組織的考試還有託福、託業、GRE等中國學生熟悉的考試。
在2014年3月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大學理事會主席科爾曼公佈了SAT大膽的改革方案，宣佈將於2016年正式開始實施全新的SAT。大學理事會和ETS為什麼要對SAT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呢？這是由於市場發揮着決定性的作用。在大學入學考試這一領域中，ETS面臨着另一家考試機構美國大學考試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ACT）的強烈競爭。ACT於1958年成立，在60年代末期，每年有150萬人參加SAT考試，僅有40萬人參加ACT考試，那時，多數大學只承認SAT成績，只有美國中部的少數大學承認ACT的成績。今天，多數大學既承認SAT成績，也承認ACT成績。2012年，參加ACT的人數首次超過了參加SAT考試的人數。這是SAT下決心進行改革的最根本因素。
競爭導致優化，競爭帶來質量，競爭形成制約。今天中國教育發展固然受到投入不足的制約，但已有資源的利用效率也遠不盡人意。今天的情況是，不論多麼糟糕的校長或教師，只要不出政治問題和作風問題，就可以繼續當校長、當教師。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再多的投入也只能是“事倍功半”。與此相仿，高考改革長期“繞道走”的癥結在於缺乏必要的改革動力和優化機制。考試的科學化水平高低，考試質量的好壞，考試改革進度的快慢，與考試主管機構和主管人員的切身利益沒有多大關係。考試科學化水平再低、質量再差、改革進度再慢，有關的機構和人員仍然可以繼續主管考試。這才是高考改革遲滯不前的根本原因。
任何進步和改革都是有風險的。對於SAT來説，改革的風險是失敗，不改革的風險是滅亡。對於我國的考試主管機構來説，改革存在風險，維持現狀卻沒有風險。不同的風險機製造成了改革的不同進度。
據筆者瞭解，高考的主管人員們在改進完善高考方面是很努力的，也是很辛苦的。這種努力的動力是“覺悟”而不是“壓力”。我認為，僅有“覺悟”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機制”。
《行政許可法》亟待落實
根據2003年第7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於2004年7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國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改革開放以來，精簡機構搞了許多次，每次都下很大決心減肥，但不久又重新“發福”，原因就在於沒有轉換政府職能，在於政府權利存在太多“越位”、“錯位”和“缺位”的現象。一些需要政府進行管理的事情，政府卻沒有盡到管理職責。一些本來不需要行政干預的事情，政府又幹預太多。這種現象，在考試領域中尤為突出。
政府該管的是考試質量。考試是一個衡量人的能力的“天平”或“體温計”。這個“天平”或“體温計”，本身存在着質量問題。有的質量較好，可以基本準確地反映人的能力水平。有的質量較差，在測量的過程中存在很大誤差。“高分低能”的考試就是存在質量問題的考試。這個體温計的質量如何？這個考試的質量如何？何以見得一個人沒有通過某項考試就不能完成未來的學習任務？證據是什麼？理由是什麼？這些問題，是政府該管的，但是沒有管。以保護羣眾利益為己任的政府，雖然兢兢業業地監督着關係人民日常生活的冰箱、彩電、洗衣機的質量問題，但對關係一個人終生命運的考試質量卻在長達30年的時間中幾乎是不聞不問。
為什麼高考改革30年“繞道走”？原因就在於缺乏動力，缺乏優化機制
政府不必直接管的是考試的編制和使用。在美國，政府對考試的編制和使用幾乎是不聞不問。考試的編制和使用由大學理事會、ETS、ACT等民間機構承擔。這些機構需要接受市場的檢驗，需要憑藉自己的產品質量立足。
《行政許可法》的第十三條指出：“通過下列方式能夠予以規範的，可以不設行政許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二）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三）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機關採用事後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
《行政許可法》的第二十條指出：“對已設定的行政許可，認為通過本法第十三條所列方式能夠解決的，應當對設定該行政許可的規定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大學以什麼樣的方式招生？確立怎樣的招生標準？應該是大學“能夠自主決定的”，是“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是“能夠自律管理的”，也是“採用事後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並不需要行政許可。政府的過多幹預，違反了《行政許可法》。
三中全會《決定》中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學校依法自主招生”。應該允許大學根據自己的教育理念來選擇學生。
中國30年發展的最重要成功經驗是：改革為中國注入了發展動力，引入了優化機制。改革以前是幹好幹壞一個樣兒，改革以後則幹好幹壞不一樣。幹不好的要“讓位”，要“下課”，要“退出“。一樣的地，一樣的人，以往是打出的糧食不夠吃，現在是打出的糧食吃不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發展動力”和“優化機制”。為什麼高考改革30年“繞道走”？原因就在於缺乏動力，缺乏優化機制。
文理是否分科？學術型與技能型大學怎樣分流？高考與學業考試各自怎樣影響招生？高考科目怎樣調整？是否降低英語的分數比重？英語一年幾考？這些問題固然需要認真對待，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今天，高考改革首先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貫徹三中全會“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精神？怎樣落實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學校依法自主招生”。
高考改革需要“標本兼治”，改革動力和優化機制是“本”。只要在“治本”方面有所推進，“治標”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高考改革不是為了追求公平
今天，高考改革反對者的一個最重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所謂的“維護公平”。這些人認為，在今天中國的信用環境下，現行高考是維護社會公平的最好方式。但是，這些反對者並沒有認真思考過“為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這些反對者，並沒有想清楚，進行高考改革並不是為了追求公平。
世界聞名的科舉考試在中國延續了1300年。科舉考試是一種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試，許多保證考試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難做到。例如，科舉的“單間”施測，進場搜身，謄錄（為了避免閲卷人根據筆跡作弊將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錄），等等。17世紀傳教士將中國的“考試取人”方法介紹到西方，得到西方進步思想家的高度讚揚。今天在世界許多國家實行的公務員錄用考試，大都源於中國的科舉。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舉卻遭到近代幾乎所有進步思想家的切齒痛恨，嚴詞撻伐。例如，明末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之所坑者”。康有為認為“中國之割地敗兵，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梁啓超講“救弊之法歸之於廢科舉”。譚嗣同講“變科舉誠為旋乾斡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在朝野的一片批評聲中，清廷終於在1906年取消了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為什麼遭到進步人士猛烈攻擊？科舉為什麼最終被“改革”掉了？並不是由於科舉不夠公平。科舉被取消的原因是由於它既沒有為中國帶來政府人員素質的提高，也沒有帶來國富民強和國家尊嚴。科舉失敗的原因在於考試脱離實際，引導人死讀書，讀死書。科舉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書”取人。清廷是迫於“文無經世致用之臣，武無統兵禦敵之將”的局面，迫於“聖闕塗炭、祖陵震動”壓力，才取消了科舉。
1977年，我們為什麼要恢復高考？顯然是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與之前的“推薦方式”相比，城鎮居民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明顯提高，農村孩子進入大學的比例明顯下降。
從198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發表《對高考試卷的統計分析》一文以來，我本人從事考試研究已經30多年。作為一個職業的考試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試追求的目標並不是公平。多數情況下，考試都會造成社會的不平等。今天，國家政策明確規定不允許在小學和初中入學中採用考試，為什麼？就是因為採用了考試就損害了每個兒童與生俱來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損害了每個兒童都應平等分享優質教育資源的權利。儘管我本人是靠考試吃飯的，這種禁止考試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我的“飯碗”，但我一直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堅決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學、初中入學考試的政策。為什麼禁止考試，就是由於考試導致不平等。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呢？首先，是為了挽救中國教育的“傳道”功能。夏丏尊先生在他為《愛的教育》一書寫的“譯者序言”中批評當時的教育：“單從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從未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説四方形好，有人説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對於池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筆者歷來認為，教育的第一職能是發展學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發展學生的能力，再次才是傳授學生以知識。在上世紀80年代，筆者曾經批評當時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傳授知識而忽視發展能力，更不重視發展學生的人格。在這種教育狀況下，不僅學生知識面窄，實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差，獨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會責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負，審美能力低，興趣狹窄”。（謝小慶：《心理測量學講義》，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第6頁）近20年過去了，令人遺憾甚至沮喪的是，這種局面不僅沒有絲毫扭轉，而且愈演愈烈。這種忽視學生人格發展的局面，與30年來高考改革的腳步遲緩有很大關係。
在今天的就業市場上，同時大量存在“企業找不到人、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這裏固然有能力發展方面的問題，很大程度是人格發展方面的問題。今天，在我國的許多欠發達地區對大學畢業生有很大的需求。但是，相當數量的大學畢業生寧願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願到非常需要他們的欠發達地區去工作。顯然，這是人格發展方面的問題。
近年來，不僅越來越多的教育家、心理學家關注人格發展問題，關注“非智力因素”問題，而且有越來越多的管理學家關注人際關係因素在組織效率中的重要影響，有越來越多的人力資源專家開始關注“情商”或“情智”。對於那些能力達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決定其成就大小的因素往往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不論是治學、經商、從政，許多人取得成功的關鍵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
近年來，一些管理學家通過對豐田、索尼等成功企業的研究發現，市場營銷策略、技術開發、管理水平等固然是這些企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使這些企業保持長盛不衰的最重要因素卻是其“核心價值觀”，是其“服務社會”的企業文化。
但是，在今天高考指揮棒主導的應試教育，普遍存在着“重才輕德”的問題。“以分數取人”的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和強調知識記憶的高考，不僅損害着學生能力的發展，更嚴重的問題是損害着學生健全人格的發展；所損害的不僅是教育“授業”的效率，更嚴重的是損害着教育“傳道”的效率。在這種應試教育中，“核心價值觀”的培養成為當今教育最薄弱的環節。
其次，進行高考改革是為了保護青少年的好奇心，是為了發展青少年的創新能力，是為了改變青少年的普遍厭學狀況。
1949年以來，被世界公認非常聰明的中國人中一大批最優秀的年輕人進入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的物理系、化學系和生物系學習科學。近30年來，許多北大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物理、化學、生物系的畢業生進入美國最好的大學深造，進入了美國最好的研究機構從事科學研究。但是，迄今尚沒有一個北大、清華、復旦的畢業生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基礎教育出了問題，是孩子們的好奇心和創造力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被摧殘了，是孩子們從小就受了“童子傷”。“讀一本書、教一本書、背一本書、考一本書”的“應試教育”，不僅浪費了學生寶貴的生命，更嚴重的是破壞了學生汲取知識的胃口。
孩子的好奇心和創造力是與生俱來的，是培養不出來的。孩子的好奇心和創造力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小心翼翼地呵護下，才能存活，才能發展。非常不幸，中國兒童的好奇心和創造力早早地就被應試教育摧殘了。這是63年來北大、清華、復旦的物理、化學、生物系沒有培養出一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的主要原因。
近幾年，我國的主要領導人反覆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低技術含量、低效益、高污染的增長方式，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要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只能靠人才。培養人才，要靠教育。沒有可以培養傑出人才的教育，沒有傑出人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一句空話。
所謂“錢學森之問”，是問為什麼我們的教育培養不出一流的科學人才。今天，我們必須對“錢學森之問”做出回答。為了保護孩子的好奇心和創造力，必須對考試進行改革，必須逐步扭轉“學以應試、教以應試”的局面，必須弱化考試對學習活動的約束力。
我們進行高考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追求公平，而是為了挽救教育的“傳道”功能，為了保證學生健康人格的發展，為了保護兒童的好奇心和學習興趣，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
像百年前廢除科舉一樣，像30年前恢復高考一樣，高考改革是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今天高考中確實也存在一些公平方面的問題，例如地區間錄取率的差異問題，地區間名額分配的不平衡問題，等等。這些，都屬於高考改革的任務，都需要認真予以解決。但是，這些並不是高考改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想清楚了我們究竟為什麼要進行高考改革，才可能正確看待今天降低大學招生中考試比重的種種努力，包括引入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擴大自主招生比例，增加面試，校長實名推薦，更多地參考平時成績和成長記錄，等等。
堅定不移地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
在高校自主招生中，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個別的以權謀私現象。一些人以此為口實，反對擴大高校招生的自主權。這種反對是因噎廢食式的反對。
實際上，從2003年教育部賦予22所重點大學招生總名額5%的自主招生權以來，絕大多數大學對自主招生過程進行了高度嚴格的監管，保持了很高的透明度，出現腐敗現象的比例是很低的。
為了使高校合理地使用招生自主權，需要一條完整的約束“鏈條”。今天，在這個約束“鏈條”中還缺少一些環節。這是產生個別腐敗現象的原因。我們應該理解，“鏈條”的各個環節不可能同時形成，需要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予以打造和完善。堅守住“鏈條”中的已有環節，可以為其他環節的打造創造條件。實際情況是，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已經對高校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制約作用。2001年開始的“新課程改革”也已經將高考逼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對長期改革遲緩的高考形成了合圍之勢。約束“鏈條“的一些重要環節今天正在逐漸形成。我們應該通過加快改革來促成約束“鏈條”早日貫通，而不應該放棄已有的進展。
高考改革長期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大學缺乏“搶生源”的動力。很長時間中，國家包銷產品（畢業生），大學校長基本不對辦學質量承擔責任。那時，在高校中不僅沒有人關心“原料（生源）”的質量，也沒有人關心“生產過程（教學）”和“產品（畢業生）”質量。本來，一個“廠長”不該隨便將原料的採購權交給外人，但是，在很長的時期中，我國那些只要不出政治問題和作風問題就可以繼續任職的大學校長們，對基本放棄招生權力的狀況卻泰然處之。
這種狀況已經發生變化。在就業壓力下，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在高校招生中已經出現了“搶生源“的現象。在媒體上，也時而可以看到對大學“搶生源”的批評。今天，校長們已經感到了壓力。校長們開始關注“產品”的銷路問題，開始關注畢業生的質量，開始關注“生源”，開始致力於改變“原料採購”方面大權旁落的現象。
在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問題上，我們不可因噎廢食，我們需要以“前進”而不是“倒退”來解決今天存在的問題。
不要打着農村孩子的旗號反對高考改革
反對高考改革的另一種説法是：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將不利於農村的孩子。這種説法毫無道理。
高校中農村孩子比例的下降是不爭的事實。需要注意：這一事實是發生在高考“巋然不動”的情況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這是僵化、陳舊高考制度造成的結果，而不是高考改革的結果。1972年大學恢復招生，在1977恢復高考之前，大學中農村孩子的比例很高。如果這些人真是想為農村孩子爭取上大學的機會，就應該主張取消高考，而不是反對高考改革。
為了給農村的孩子創造更多的機會，必須放棄體現在現行招生制度中的“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如果僅僅以考試分數取人，農村孩子並沒有優勢。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等一流大學，絕不講什麼“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他們明確説，對來自經濟地位低下家庭的孩子，對少數族裔的孩子，對女孩子，要降低分數。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就是要保持學校文化的廣譜性，就是要為那些由於種種原因在童年沒有得到很好教育的人提供機會。
羅蒙諾索夫出生於俄羅斯一個普通的漁民家庭。直到19歲，他才第一次走進學校接受正規教育。正是這個小時候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的漁民的兒子，後來成為“俄羅斯科學之父”，成為俄羅斯的“文化彼得大帝”，創建了莫斯科大學，為俄羅斯民族的現代化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今天，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在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孩子中，也可能存在一些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能夠進入“重點高中”、沒有能夠考出高分的“羅蒙諾索夫”。只有賦予高校招生自主權，只有放棄“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才可能為這些潛在的中國的“羅蒙諾索夫”創造機會。
如果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基本解決了教育不均衡的問題，從城市到農村，從土豪的孩子到屌絲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樣質量的教育，那時，我們可以重拾“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那是很遙遠的事情。
農村的孩子們需要得到更多的關心，得到更多的機會。這應是積極推動高考改革的原因，而不是反對高考改革的理由。我們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扭轉今天高校中農村孩子、尤其是貧困家庭孩子比例下降的趨勢。
綜上所述，筆者殷切地期待着三中全會決定可以儘快得到落實，期待着《行政許可法》可以逐步得到落實。那樣，考試的主要功能將不再是一種基於權力的“管理”，而是一種基於考試自身質量的“服務”。伴隨改革動力和優化機制的引入，那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高質量的考試將得到鼓勵，那些導致學生“厭學”的、質量低劣的考試將被拋棄。那樣，使學生“厭學”的考試到處氾濫、使學生“愛學”的考試寸步難行的荒唐局面，將得到扭轉。只有使“愛學”的孩子們獲得更多的機會，中國才可能在今天激烈競爭、烽煙滾滾的世界上，獲得更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