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季倫思、本傑明·佩奇：美國政治理論檢驗
【據普林斯頓大學4月10日官網報道，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的聯合研究顯示，富裕的個人和企業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本已經遠遠超過普通民眾，而4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國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這將進一步增強富裕階層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季倫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傑明•佩奇（Benjamin I. Page）考察了美國30年間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在收入分佈中處於第90個百分值的富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最大；利益集團也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季倫思説，當普通人與富人的政策偏好出現分歧時，富人往往可以達成所願。“如果民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擁有政治參與權，那我們的發現對美國政治的民主性提出了質疑。”
自從詹姆斯•麥迪遜時代以來，美國的政治觀察者們一直希望，普通民眾的多元利益訴求可以通過不同的利益團體表達，民主能夠因此正常運轉。但季倫思説，他們的發現摧毀了人們的這種希望。企業、或者以商業為目的的利益團體，其政策偏好往往與普通民眾背道而馳，並且這些利益團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那些非商業的羣眾團體。更有甚者，即使是那些非商業的羣眾團體，它們的訴求也並非總是與普通民眾的訴求一致。
佩奇説，最高法院近日取消了美國政治競選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會進一步增強富裕階層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削弱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已然甚微的影響力。“這非常令人不安。”佩奇認為，最高法院以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為由的這一裁決，將為“錢主政治”大開方便之門，讓美國的民主走上邪路。
觀察者網特約譯者閆靜雅全文翻譯，以資讀者參考。原標題：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在美國，富裕的個人和企業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普通民眾。
誰來治理？誰真正實行着統治？美國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治、半自治或基本失去政治權力的？對這些問題的探究產生了美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成果。
儘管此類研究豐富多樣，但可以大致分為四派理論：多數選舉民主（Majoritarian Electoral Democracy）、經濟精英統治（Economic Elite Domination）和兩種利益集團多元主義——多數多元主義（Majoritarian Pluralism）和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Biased Pluralism），前者指所有公民的利益都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平等表達，後者指商業團體和專業羣體主導政治。這些觀點對於個體對美國政治的影響都做出了不同的預測，主要考慮四類行為主體：普通公民/“中等選民”、經濟精英、以羣眾為基礎的利益集團或商業導向的利益集團或行業。
每種理論的文獻都如汗牛充棟，都有諸多經驗性證據支持，包括量化的、歷史的或觀察性的，考察了美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多種行為體（或通常是某一類行為體）的重要性。這些文獻為我們理解美國政治如何運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助於闡明我們或民主或不民主的政策制定過程到底是怎樣的。然而直到最近，仍然無法通過一個能夠分析每一類行為體對政策輸出的獨立影響的統計模型，來驗證這些理論的相互齟齬的預測。
在此，我們初步嘗試提出這種檢驗方法，用獨立數據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方法遠非完美，但希望能拋磚引玉，激發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索——在我們看來，這些是美國政治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研究的基點是，經濟精英和代表商業利益的有組織的集團對美國政府政策有實質性的獨立影響，而以羣眾為基礎的利益集團和大眾選民幾乎沒有獨立影響力。我們的研究結果為經濟精英統治和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卻沒有證據支持多數選舉民主和多數多元主義。
接下來，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構成我們分析框架的四種理論學説，並重點分析每個理論相關的最主要的經驗研究。隨後將描述我們的數據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最後我們將討論本文對於理解美國民主和未來深入研究的方向的意義。
四種理論傳統
我們提到的每種理論都有大量相關文獻，在此不一一列舉，只提每一理論的幾篇核心著作。並且我們必須承認，一位學者的著作通常不能完全歸為某一類。有些學者進行的是跨理論研究，或者獨立於我們所提出的理論分類，傾向於討論政策制定的多重影響和複雜進程。在此，我們集中討論理想型理論。考慮到數據的性質，我們重點研究這些理論所假設的影響力的社會來源，而不是影響力的機制。
多數選舉民主
多數選舉民主理論，作為實證或經驗的理論，將美國政府的政策首先歸因於普通民眾的共同意願，視普通民眾的權力來源於民主選舉。這種觀點可以上溯到托克維爾，他（在傑克遜時代）認為美國的多數是“全能的”，特別是在聯邦層次上，而且擔心“多數人的暴政”。這在亞伯拉罕•林肯對政府的界定中被稱為“民有、民治、民享”，而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稱之為“民粹主義民主”。
這種理論在現代的重要典型是選舉民主中的理性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兩黨制下爭取選票的政黨和候選人傾向於彙集在選民政策偏好的中間地帶。如果偏好是連續的單峯態分佈的以至於可以能夠在單一維度排列，“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認為，爭取選票的兩黨會採取相同的立場，即選民最偏好的立場的中間分佈區。“中間選民理論”由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提出，鄧肯•布萊克（Duncan Black）證實，安東尼•道恩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制度的經濟理論》一書中推廣。在相關假設之下，符合大眾選民偏好的公共政策不僅是經驗性預測的兩黨選舉競爭的均勢結果，與“孔多塞勝者”一樣，也有“最民主”政黨的規範成分，因為它優於任何全民投票的均勢多數規則下可能產生的替代性政黨。
以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為首的社會選擇理論家認為，隨之而來的“混亂”後果表明，中間選民的預測只有在單一的政治維度下才符合邏輯。如果公民的偏好排序不是單一維度的，而是多樣的，那麼多數決原則以及隨之而來的兩黨的選舉競爭可能根本不會帶來均衡的結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理論上可能出現並不意味着實踐中必然會發生。現實世界的結果依賴於機構如何組織以及偏好實際是什麼樣的。
儘管有這樣“混亂”的結果，儘管許多人批評中間選民理論過於簡化或在實踐中無法應用甚至錯誤，但仍然有許多學者——其中經濟學家可能多過政治學家——仍然堅信中間選民的政治偏好塑造着美國政治制度的運行結果。學者們舉出了相當多的經驗性證據來支持中間選民決定許多甚至大部分政策制定的結果這一觀點，這些學者包括艾倫•夢露（Alan Monroe）、本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與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Shapiro）、羅伯特•埃裏克森（Robert Erikson）與邁克爾•麥庫恩（Michael MacKuen）以及詹姆斯•史汀森（James Stimson）（非常有影響力的《宏觀政體》[Macro Polity，該書尚無中文版]的作者）等。這些證據表明，美國聯邦政府的政策有約三分之二與多數的偏好是一致的；公共政策轉變的方向也有約三分之二是朝向大眾偏好的；選民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與各州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政策緊密相連；民眾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政治“氣氛”的波動都與政府三個分支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政策變化明顯相關。
美中不足的是，這些證據對於一些變量的影響缺乏考慮或者沒有明確的評估，比如富人的偏好、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偏好與行動，這些可能對公共政策有獨立的影響，同時與大眾意見正相關，因此造成了公共意見與政策關係在統計上的偽相關。
近期，由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和本文的一位作者季倫思（Gilens）所做的研究明確引入了“富有的”美國人的偏好和低收入羣體的偏好，結果表明公共政策與中間選民偏好的顯著相關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是假的。
通過選舉進行民主控制的“選舉獎懲制”或許會提出不同的預測。根據這種觀點，選民投票的依據是反觀過去政府政策對其基本利益和價值的滿足程度，而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是對民眾判斷的預期，而民眾根據凱伊（V. O. Key Jr.）所説的“潛在”公共意見做出判斷。“選舉獎懲制”認為，政策更可能符合公民的基本需求和價值，而不是迎合他們目前的政治偏好。我們無法驗證這種假説，因為我們沒有也想象不到如何獲得個人內在基本利益或價值的數據，是否與他們表達出來的政治偏好相反。但公眾政治偏好在長期來看通常是相當穩定的，這表明公眾表達的政治偏好通常和隨後證明的“潛在”偏好沒有顯著差異。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明顯偏差，如經濟蕭條或災難性戰爭。如果是這樣，民主理論的選舉獎懲製做出的預測也是大多數時候，公共政策將回應目前大眾選民的政治偏好。
經濟精英主導
一種很不同的理論認為，美國的政策制定是由掌握大量經濟資源的個人主導的。這些經濟資源如很高的收入水平和（或）財富水平，包括但不限於商業公司的所有權。
不是所有的“精英理論”都關注這樣的人。有些強調社會地位或制度性地位，比如佔據公司關鍵的領導位置、政黨中的高位、政府的行政或立法或司法機構、軍隊中的最高級別。一些精英理論討論的是混合型精英，指的是兼具社會地位、經濟資源、制度性地位的人，他們通過共同的背景、一致的利益和社會互動達成一定程度上的聯合。
例如，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他的重要著作《權力精英》中，對美國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精英在歷史上是如何改變主導結構的，進行了詳細入微的考察。米爾斯提到，他所説的精英來自上層社會的實際構成，包括非常富有的團體執行者，但是他們的精英地位並非取決於他們的財富。本文的關注點集中於，強調政策制定中經濟精英的重要性理論。
以經濟精英為中心的美國政治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他主張美國憲法制定者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私有產權，有利於富商和種植園主的經濟利益，而不是後來成為多數的農民、勞工和手工業者的利益。該學説的里程碑式成果是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所詳盡闡述的，儘管存在民主選舉，精英是如何（通過基金會、智庫、“意見形成機構”和他們資助的遊説集團與政客）主導美國政策制定的主要議題的。菲利普•A.伯奇（Philip A. Burch）極其詳盡地記錄了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官員的經濟背景。托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對“主要投資者”的政治重要性的分析也可被視為經濟精英理論。近期，傑弗裏•温特斯（Jeffery Winters）提出了“寡頭”的比較理論，認為最富有的公民，甚至是像美國的“公民寡頭”，主導着與財富或收入保護相關的重大政策。
我們要討論的第三及第四個理論假設，公共政策總體上反映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和商業公司之間鬥爭的結果。
多數多元主義
“多數主義”利益集團的多元主義理論可以追溯到詹姆斯•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他在其中用“派系”（factions）分析政治，這個有點含糊的概念明顯包含政黨和普通大眾，以及我們今天會考慮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商業公司和行業部門。麥迪遜論證道，在共和國中普遍存在的不同派系的鬥爭，一定程度上能使政治代表公民整體的利益和訴求，或者至少更可能戰勝“暴君”政治，包括令人擔憂的貨幣超發，這可能迎合地方農民債務人佔多數的派別，但是不利於商業債權人。
在二十世紀，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的《政府過程》和戴維•杜魯門（David Truman）的不朽著作《政府過程》將集團置於政治分析的中心，詳盡展示了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是如何隨心所欲的。杜魯門列舉了全面且有趣的遊説技巧以及利益集團施加影響的其他手段。他在麥迪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增加了多數主義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可行性和規範性分析：宣稱所有利益都會在利益集團主導的政策制定中有哪怕最小的影響力，因為決策者（為了避免隨後的懲罰）必須留意所有一旦利益被侵犯就會聯合起來的“潛在”組織。
羅伯特•達爾對紐黑文市政治的分析是麥迪遜或杜魯門式的，他堅信許多（或全部？）差異性利益都得到了代表，儘管他在關注利益集團的同時也一樣關注大眾中的活躍成員。達爾用“多頭政治”或“多元民主”描述美國政治，他的分析也接近我們所説的多數多元理論的理想型，因為他們默認平民大眾的需求能夠通過利益集團的鬥爭結果得到合理滿足。一些關於利益集團政治的現代分析家同樣（至少含蓄地）接受這一情境——利益集團爭論導致多數主義的結果。
然而，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提出了對多數多元主義理論的主要質疑，他認為，大量分散的個體有着各自微小但總體巨大的利益，他們的集體行動可能受困於“搭便車者”的問題。排除特殊環境（選擇性激勵、副產品、強制），能從集體行動中獲益的個體可能沒有激勵發起或參與有組織的集團。這種邏輯表明，杜魯門所説的“潛在的集團”可能事實上不會形成，即便上百萬人的利益被政府所忽視或損害。意識到集體行動的困難，官員們可能會隨意忽視大眾，採取違背大眾利益的行動。
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
奧爾森的論述指出了多元主義理論的另一種重要思考方向：“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強調不具代表性的普遍利益集團的鬥爭，沙特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將其描述成帶着“上流社會口音”的神聖合唱團，近期又被凱•雷曼（Kay LehmanSchlozman）、西德尼•維伯（Sidney Verba）和亨利•布雷迪（Henry Brady）稱為“不神聖的合唱團”。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通常認為，利益集團衝突的推動力和有結果的公共政策都傾向於迎合企業、商業和專業集團的意願。
沙特施耐德認為，政策結果因“衝突的範圍”而異。例如，當範圍較小、透明度較低時，商業集團更可能優先於普通大眾。格蘭特•麥康奈爾（Grant McConnell）補充道，政策制定者的實際“選民”包括權力集團。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明確表達了一些經濟學家譏之為“芝加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根據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分析了監管政治：被監管者捕獲監管者。查爾斯•林德布羅姆（Charles Lindblom）概述了許多商業公司及其同夥能夠影響公共政策的方法，包括商業的“優先地位”。托馬斯•弗格森提出政治中的“投資理論”，即“主要投資者”，尤其是特定工業部門的代表，資助政黨來獲得適合自己經濟利益的政策。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的“新波蘭尼”分析強調集團。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對“贏者通吃政治”的分析，強調金融業的權力，被視為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文獻的新貢獻。
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認為，經濟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即生產資料所有者，主導政策制定，用國家維護其物質利益。如《共產黨宣言》所説，“資產階級……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裏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我們無法準確檢驗這種理論的預測，因為我們缺乏檢測經濟階級政治偏好的好方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收入和財富都不能準確表示階級立場。）然而，我們注意到，某些“工具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拉爾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提出的重要流派，做出的預測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很類似：代表“大型商業”的利益集團與企業傾向於占主導地位。
從關於利益集團的經驗證據來看，有組織的集團確實定期遊説並結交政府官員，在公職部門與私人機構的旋轉門之間穿梭，向官員提供自利的信息，起草法案，在競選上投入很多資金。而且，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相一致的是，證據明顯表明，大部分美國利益集團和遊説團體代表商業公司或專業人員的利益。只有相對較少的代表窮人或者普通工人的經濟利益，特別是如今美國工人運動已經變得如此虛弱。
但是利益集團真的能影響政策嗎？大量的案例研究有詳細的例子證明利益集團的影響，除了最有力的一個質疑案例。這一經典案例就是沙特施耐德對1928年斯姆特-霍利夫關税法案的分析，一次令人震驚的政治獻金案例。仍有許多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政治學家似乎忽略或捨棄了這些非量化證據。還有其他研究試圖證明利益集團對政治根本沒有影響（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當時對美國政治坦率的描述會被視為不愛國）。雷蒙德•鮑爾（Raymond Bauer）、伊希爾•普爾（Ithiel Pool）和路易斯•安東尼•德克斯特（Lewis Anthony Dexter）論證道，商業對貿易互惠權的恢復幾乎沒有影響。麥爾柏（Lester Milbrath）記錄了與説客及國會成員的訪談，説客的影響力排名極低。近期，弗雷德•麥克切尼斯（Fred McChesney）提出獨到論點，得到利益團體資助的競選可能並不代表利益集團試圖提出條件進行賄賂，相反是威脅要損害集團利益的政客勒索的結果。
只有極少數的研究提供了基於大量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利益集團的影響的量化證據。其中重要的研究包括馬克•史密斯（Mark Smith）的著作、弗蘭克•鮑姆加特納（Frank Baumgartner）、傑弗裏•貝里（Jeffrey Berry）、Marie Hojnacki、大衞•金博爾（David Kimball）和貝絲•利奇（Beth Leech）的成果。
馬克•史密斯考察了四十年間2364個“商業協會”的議題，這些是美國商務部（商業團體整體的代理人，在特殊議題上幾乎所有行業都達成一致）公開贊成或反對的。然後他計算了商務部從國會得到行動或不行動的授權“成功”的平均比率的六種方法。商務部在推動或阻止法案的“成功”比率似乎是非常高的，但是史密斯認為這並不必然意味着會有影響。（平均成功率説明影響力的前提是採取立場與對成功的預期是無關的。更進一步講，為了檢測商業的獨立影響，避免偽結果，其他行為體採取措施的數據也需要包含在內。）相反，史密斯將精力主要集中在分析成功率高低的額外相關變量，如公眾“情緒”和國會中的政黨構成。
弗蘭克•鮑姆加特納和他的同事詳細調查了98個利益集團活躍其中的國會政策制定案例，調查組織所能支配的資源量級是否與這些案件的結果有相關關係。在他們的多元統計分析中，鮑姆加特納他們發現政策結果適度傾向於有更多資源的一方（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資助、遊説集團的經費、領導集團的規模等）。
在我們分析數據集的可用性之前，還沒有人評估出利益集團在一系列複雜議題中的影響力——儘管他們考慮到了公眾或經濟精英的作用——更別説同時分析三種潛在的影響力。
檢驗理論假説
獨特的數據集存在使這種經驗性努力成為可能，本文作者之一季倫思近年來因一個不同但相關的目的整理了這些數據。他的意圖是評估“富有”人羣、貧民和處於收入分配中層的人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季倫思和一小隊研究助理收集了大量多樣化政策案例的數據：1981—2002年之間對可能的政策變化的傾向性做過全國性調查的1779個案例。所有1923個案例都符合四項標準：支持或反對的兩分態度、政策的明確性、與聯邦政府決策相關、措施絕對而不模糊。在1923個原始樣本中，1779個案例符合另一項標準，即為被調查者提供收入分類，不設計憲法修正案或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能要求非常不同的決策過程），涉及明確的政策變化，而非部分的，或含糊存在或不存在實際變化的情況。這1779個案例不構成包含所有可能的政策變化的樣本（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們認為他們與評估政策上的公共影響力非常相關。其中包含的政策不限於狹義的華盛頓“政策議程”。與此同時，既然它們被認為是值得做民意調查的問題，就更可能是相對顯著的問題，普通公民對此更可能有真正的意見，並實施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季倫思在每一個案例上都使用了原始調查數據根據收入水平評估反饋。為了應對各次調查中收入分類方法的不同，他使用了二次邏輯迴歸技術，分別評估收入分佈百分比第10%（非常貧窮）、50%（中位數）、90%（相當富有）的受訪者的回應。
在此，我們用這些政策偏好數據來測量上述理論傳統中研究的兩個作為主要政策影響因素的獨立變量。雖然並不完美，但我們相信是令人滿意的。
排在收入50%上的受訪者的政策偏好，即中等收入者的偏好，很好地反映了平均偏好（或者更準確地説，是非制度化的美國成年人的平均水平），這是多數選舉民主理論的核心。在所有收入與偏好的關係是單調的案例中，以及所有兩者完全沒有系統性關係的案例中，中間收入受訪者的偏好與中間偏好的受訪者是一致的。在剩下的案例中，兩者非常接近。
我們相信，在收入90%的“富有的”美國人的偏好能夠有效地被視為富有或極高收入的美國人的代表，能夠被用來檢測經濟精英理論的主要預測。誠然，收入90%的人既不是鉅富也不是精英，按照2012年美元水平計，季倫思所説的“富有的”受訪人每年的家庭收入只有約146000美元。然而，從他們的政策偏好與中等收入水平者的偏好差異程度上看，我們認為，在中等收入水平者與真正的富豪之間的差距可能是相似但更大的。
支持這一命題的證據來自2011年合作的國會選舉研究。根據這項研究的13個政策偏好問題，收入水平在前2%的人（這個羣體可以被視為“真正的富豪”）的偏好與收入水平在前10%的人的偏好的相關性高於與收入水平平均者偏好的相關性（r=.91 vs. .69）。因此，我們對相對高收入的“富裕”受訪者的調查似乎能夠捕捉到關於真正的富豪的有效信息。
總之，由於我們使用“富有的”代理人而帶來的不準確性可能造成低估經濟精英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如果即便再使用這些不完美的方法仍然可以發現對政策的實際影響，那麼，可以合理推斷真正富有的公民對政策的影響仍然是更巨大的。
為了測量利益集團的偏好與行動，我們理論上使用鮑姆加特納及其同事在他們的98個政策議題研究中發明的指數：這一指數被所有1779個案例中支持這一方或另一方的利益團體用來評價整體資源。但是要對所有的案例應用這一指數是不可行的，這需要的工作量是鮑姆加特納在他們的案例研究上所花費的大約二十倍。然而，所幸，鮑姆加特納他們發現了這一指數的簡單替代——根據風評“強大的”利益集團（來自近年來《財富》雜誌25強名單的集團）中傾向於改變既定政策的數量，減去反對的數量——與所有利益集團指數的相關性極高（r=0.73）。
季倫思使用了“強大的”利益集團的支持數量（減去反對的）這一調整後的版本，發明了“淨利益集團聯盟”方法。他向25強中的集團（它們似乎忽視了某些主要商業利益）加入了據報道遊説資金最多的十個關鍵行業。（包括這些行業和利益集團的最終名單詳見附錄1）。對於1779個案例中每一項政策改變的提議，季倫思與助手們利用多種資源將所有參與的利益集團分為對改變“強烈同意”、“有點同意”、“有點不同意”和“強烈不同意”。他隨後將集團的數量與既定議題的兩種立場結合起來，將有點同意或有點不同意計為強烈同意或強烈不同意的一半量級。為了允許在既定立場上隨着集團淨數量的增加而出現效益遞減的情況（組織數量從10增加到11可能沒有從1到2重要），他在做減法之前對支持的組數與反對的組數取了對數。如下：
淨利益集團聯盟=ln(#強力同意+[0.5*#有點同意]+1)-ln(#強烈不同意+[0.5*#有點不同意]+1)
以下我們還記錄了分別根據總量和根據行業分類計算的可比較的集團聯盟指數，同列在附件一中。
我們的因變量是每個調查問題中的政策建議在被提出之後的四年內是否被實際採納了。（事實證明，大部分行動在兩年後就被實施了。）當然，要測量1779個不同案例中每個政策變化是否存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季倫思及其助手們花費大量時間查看賬目、政府數據、國會季刊、學術文獻等。
為了檢測這些理論傳統，我們首先考慮所有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不將之區分為以大眾為基礎的和以商業為中心的。在單一統計模型中，我們評估三個自變量各自對因變量（政策變動）的獨立影響：大眾公民的政策偏好（收入在50%的偏好）；經濟精英的偏好（以收入在90%的人的偏好計）；利益集團的代表（淨利益集團聯盟指數）。
隨後，為了明顯區分多數多元主義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我們將使用兩個單獨的淨利益集團聯盟測量，一個只包含以大眾為基礎的利益集團，另一個僅限於商業和專業集團。關於利益的主要假設見表一，得自我們對四種理論的討論。
表一 理論估算：各行為體對政策結果的獨立影響力
在他們原本的形式中，多數選舉民主理論（如，不包括除大眾選民之外的社會行為者的選舉競爭理性模型）預測，大眾選民對政策的影響力是顯著實質正相關的，而其他行為體則不然。
經濟精英主導理論預測，顯著實質正相關的影響來自經濟精英。大部分這種理論承認一些（雖然不多）大眾選民的獨立影響力，比如在非經濟的社會議題上。許多也承認商業利益團體有一定的獨立影響力——因此可能也將利益團體視為一個整體——儘管他們強調的是富有的個體。
總體上講，利益團體多元主義理論預測，只有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才有顯著實質正相關的政策影響力。影響力是由團體，而非富裕（或其他）個體施加的。隨着多元主義類型的不同，大眾公民可能會或不會被有組織的集團很好地代表，但是他們沒有多少獨立的影響力。
多數多元主義預測，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忠誠地（即積極顯著實質地）代表大眾選民的偏好。但是由於大多數政治影響力都是通過組織施加的，那麼既包括利益集團聯盟又包括公民偏好的多元分析應該顯示出更多來自集團而非個人的獨立影響力。而杜魯門“潛在集團”的觀點確實為公民直接的影響力留下了空間。
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理論也認為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比公民大眾或個體經濟精英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他們認為以商業為中心的組織扮演着主要角色。
我們承認政治世界的複雜性，也承認有可能這些理論傳統中不止一個是有些道理的：
幾個——甚至全部——行為體可能對公共政策有實質、正相關、獨立的影響。我們也必須考慮無效性假設，即這些理論傳統中沒有一個正確描述了美國政治中哪怕部分事實。
大眾選民、經濟精英與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
在我們進一步研究之前，需要注意到的是，即便我們的預測變量中的一個被發現（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對政策完全沒有獨立影響，也不意味着這個變量所反映的偏好的持有者——大眾選民、經濟精英或有組織的利益團體中的某個——通常在政治決策中被“遺棄”。政策制定不必然是這些行為體之間的零和博弈。如果他們的偏好是正相關的，那麼當一方獲勝的時候，另一方可能也獲勝。
事實上，大眾選民的偏好與經濟精英的偏好在眾多議題上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見表二）通常，大眾選民與富有的選民（我們用來代指經濟精英）對政府的需求是一致的。這一雙變量相關影響了我們如何用“贏家”與“輸家”解讀接下來的多變量結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嚴肅的學者同時保持與多數選舉民主及經濟精英主導理論的聯繫，即便其中之一在因果上可能有致命錯誤。例如，普通民眾常常是“獲勝”方（即，得到了自己偏好的政策結果），即便他們在無論什麼政策制定上都沒有獨立的作用，即便精英（通常被認同）確實有優先權。
表二 變量間的相關性
但是淨利益集團與大眾選民的偏好不是顯著相關的。將所有利益集團視為整體，淨利益集團聯盟指數與大眾公民的偏好只有不顯著的0.04的相關性！（見表二）這種計算埋葬了大衞•杜魯門和其他人關於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傾向於很好地代表大眾的觀點。事實上，如表二所示，即便是我們分類成“以大眾為基礎”的集團淨聯盟與大眾偏好的相關性也只有非常温和的（儘管是統計上顯著的）0.12。
一些特定的美國成員資格組織——特別是美國退休者協會和勞工協會——確實傾向於與大眾有相同的政策偏好。但是其他成員資格組織與大眾的偏好是不相關（反對墮胎和提倡墮胎的組織）或負相關的（槍支協會）。一些成員資格組織可能反映公司支持者或最富有的選民的觀點。其他組織關注的議題平均散佈在各個領域。無論原因是什麼，所有以大眾為基礎的組織加起來並沒有很好地代表公民整體。以商業為中心的組織更糟糕，與整體是-0.10的負相關。
我們也沒有發現經濟精英的偏好與以大眾為基礎的組織或以商業為中心的組織聯盟有什麼聯繫。讓我們意外的是，後者可能會反映商業中的逐利動機與精英個體之間更廣義的意識形態觀點是相反的。比如，經濟精英傾向於政府在一切事物上的花銷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而商業團體和特定的常見工業遊説集團希望政府在他們能夠獲利的領域投資。製藥廠、醫院、保險公司和醫學機構一直在遊説政府在醫療保險上投入更多；國防合約商為武器系統遊説；美國農業部為農業補貼遊説，等等。
政策制定影響力的初始測試
表格三的前三欄表示雙變量的結果，其中三個自變量（從現在開始將所有利益集團視為整體）每個都分別作為政策改變的唯一指標。正如之前的文字説明，三大類理論傳統的每一個——多數選舉民主、經濟精英主導、利益集團多元主義——似乎得到了支持。當分開考慮，每個自變量——普通公民的偏好、經濟精英的偏好、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淨聯盟——都與政策變化強烈顯著正相關。難怪每個理論都有強大的追隨者。
表三 政策結果及普通民眾、經濟精英和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
注：估算範圍為0到1。應變量為政策結果，如果得到支持的政策變化在四年內實行，則為1，反之為0。
但是當所有三個自變量都被包含在多元變量模型4中並相互驗證時，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普通公民偏好的影響陡峭下降，直至不顯著的接近零的水平。很明顯，多數選舉民主理論核心的平均公民或“中間選民”在與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相對時處於弱勢。多數選舉民主的主要預測因此被果斷拒絕了。大眾選民不僅在政治決策上沒有獨特實際的權力，在政策上也幾乎沒有獨立的影響力。
通過對比課件，經濟精英被評估為對政策有實質的高度顯著的獨立影響力。這並不意味着經濟精英主導理論完全站得住腳，因為我們的結果表明個體精英必須與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分享他們的影響力。而經濟精英仍然對美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有着突出的影響力，比研究中的其他行為主體明顯。
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作為整體）也被證明對政策有實質的獨立的影響力。同樣地，單一的利益集團多元主義預測也不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因為有組織的利益集團需要與經濟精英個體分享其權力。但是利益集團聯盟對公共政策有非常顯著的積極影響。
這些結果表明，混合理論能夠最好地描述現實，在混合理論中，作為個體的經濟精英與有組織的利益團體（包括公司、主要由富有的精英擁有和控制）都實際參與到影響經濟政策的過程中，但是普通大眾幾乎沒有獨立的影響力。
所有三項自變量一起考慮時解釋力很弱（模型四中的R²只有0.074），這可能部分是因為我們選取的替代方法的侷限性，特別是經濟精英的代表（我們“富有的”代理人確實不完美）和利益集團的代表（在我們的檢測中只有少部分政治上活躍的團體被包含在內）。我們數據上的這些侷限性意味着利益集團和經濟精英的政策影響力確實比我們評估的要高。但也有可能是，在研究所涉及的三個理論傳統之外存在重要的解釋因素。或者在政治輸出中有許多特質或議題之間的變化是任何模型都難以捕捉到的。以我們目前掌握的數據還不能解釋。
表三中係數的精確量級很難被解釋，因為我們對自變量做了對數轉換。有效評估這些行為體相對影響力的方式是比較當他們的政策傾向分佈發生單位變化時，政策變化的預測概率如何改變，同時保證其他行為的偏好維持在中值（普通民眾和經濟精英是50%的支持，淨利益集團聯盟指數為零）。根據表二里的係數，這些變化的概率是圖1中的線狀圖和強調偏好分佈的柱狀圖。
圖一 根據政策安排推測政策被採納可能性（黑線，左縱軸）；偏好分佈（灰色柱狀圖，右縱軸）
顯然，當保持淨利益集團聯盟和富有美國人的偏好不變時，大眾想什麼似乎沒多少差別。政策變化的可能性基本是一樣的（約0.3），無論是極少數還是大多數普通民眾支持提出的政策變化（見圖一的頂部）。
通過與其他保持不變的行為體的對比發現，經濟精英支持率低（五分之一同意）的政策變化提議被採納的比例只有18%，而支持率高的（五分之四同意）通過率有45%。當利益集團的支持率低（五個集團強烈反對，沒有支持的），政策變化的概率只有0.16，但是當利益集團強烈支持時，變化發生的概率上升到0.47（見圖一後兩項）。
當利益集團和富有者都反對一項政策的時候，它會被採納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這些政策提議主要包括增税）。而在另一個極端，利益集團和富有者的高支持率增加了採納政策變動的概率，但是強烈的現狀偏見仍然是明顯的。在兩個羣體中都得到強烈支持的政策（如上所述）被採納的概率只有56%。（我們的數據集中支持率高的政策沒有包括建議減税、增加免税、增加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兒童教育的支出、大學投入以及克林頓政府任內將處方藥補貼加入醫保的提案。）
多數選舉民主
我們的發現似乎與大量令人信服的理論和量化研究相悖，主張普通民眾或者説“中間選民”對公共政策有極少或沒有獨立的影響力。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發現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證據並沒有表示普通民眾在美國的政策制定總是失敗的。由於普通民眾的偏好傾向於與經濟精英的偏好正相關，普通民眾通常獲得了他們想要的政策，儘管他們或多或少是巧合的受益人，而不是成功的原因。在我們的發現與過去的雙變量研究結果中沒有必然的衝突，過去的研究結果是實際政策與大眾願望之間有約三分之二的一致性，或者在大眾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情緒”與政策變化之間有緊密的聯繫。我們的主要觀點設計因果推論：如果從實際因果影響解釋，先前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説全部都是偽的。
更進一步講，那些經濟精英與普通民眾有分歧的議題反映了重要的問題，這些議題包括貿易限制的許多方面、税收政策、公司監管、墮胎和學校祈禱，因此普通民眾的政治損失並不是一些瑣碎的事情。而且，我們需要記住的是，我們的分析使用富有者的偏好作為真正掌握巨大財富者的替代，而後者擁有的政治勢力多於前者，其偏好與普通民眾的差距則明顯大於前者與民眾的區別。因此即便是測量到的富有者與中間選民的偏好之間很小的區別，都可能表明經濟精英的需求與普通民眾非常不同，而且他們的需求通常可以得到滿足。
最後一點：即便是從雙變量描述性角度看，我們的證據也表明，當普通大眾希望政府有所作為的時候，美國政治體系的代表性是極度有限的。由於對深嵌於美國政治體系的多數規則的阻礙——聯邦制、權力分立、兩院制——以及由於反多數主義的國會規則和進程的進一步阻礙，這個體系實際上是現狀偏見的。當大多數偏好現狀而反對既定的政策改變時，他們更可能達到目的；但是當大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偏好改變時，願望未必會達成。在我們的1779個政策案例中，有限的支持改變的多數實現了期待中的變化的比例只有30%。更明顯的是，即便是壓倒性的多數支持改變，有80%的公眾支持率，實際改變的比例也只有43%。
在任何情況下，平民民主的規範提倡者都不會對巧合的民主有熱情，在那種情況下，普通民眾只有在他們恰巧同意有實際控制力的精英或利益團體時，才能從政府得到他們想要的。在衝突不可調和的緊要關頭，實際影響力很重要。
經濟精英
經濟精英主導理論在我們的分析中表現相當好，儘管我們的結果可能淡化了精英的政治影響力。我們測量富有者或精英的偏好的方法——儘管有用，而且是我們目前能用於大量政治案例的最好方法——相比於我們測量的普通民眾或利益集團聯盟的偏好，其一致性相對可能較低。然而即便用我們這一不完美的方式，我們仍然發現了實質性的效果。現實世界中精英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可能更大。
我們無法對數據做的是最終區分不同類型的精英理論。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捕捉到的是最富有的美國人（最富有的1%？這1%中的前十分之一？），還是我們直接檢測到的不那麼富有但數量更大的收入佔90%的公民。
無論如何，我們需要重申我們的數據考慮的是經濟精英。收入與財富可能與精英地位的其他維度正相關，比如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在制度中佔據高位，但是他們不是一樣的。我們無法就某些精英理論的非經濟方面做出判斷，特別是那些強調行為體的收入未必很高的理論，比如公職人員和政黨中的積極分子。
有組織的利益集團
我們對於利益集團的實際影響力的結果非常醒目，因為之前幾乎沒有研究能夠在控制其他主要非政府行為體偏好的同時，評估團體影響力的程度。我們的證據明確顯示，在控制普通民眾和經濟精英的影響力的情況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有非常實質的獨立影響力。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理論獲得了強有力的經驗證據支持。
在此，利益集團聯盟方法的不完美性（儘管可能沒有經濟精英個體的情況嚴重）也表明，不容置疑，有組織的集團的實際影響力可能比我們所發現的更大。如果我們有未包含在我們淨利益集團聯盟方法中的成千上萬的組織的活動數據，我們或許能發現一個組織（或許沒有其他組織的反對）獲勝的很多案例。在有限的議題上，如特別税優惠或針對一兩個企業的補貼，這種情況可能更確定，這些議題在我們的相對高度顯著的政策中沒有被代表。（我們的數據集只包括被認為足夠重要以致需要全國性調查的政策。）
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常常是與政策變動提議相反的。在1357個提議的政策變動中——其中至少有一個利益集團選擇支持或反對，只有36%的案例做出了大多數利益集團希望的改變，而55%的案例做出了大多數利益集團反對的改變（剩下的支持與反對持平）。
區分多數多元主義與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
我們是否能進一步説明，利益集團的影響力進程是更像杜魯門式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多數多元主義，還是沙特施耐德式的“代表性有限的”多元主義，其中商業利益、專業團體和公司占主導地位？
我們已經公佈了一些結果來質疑多數多元主義。如果利益集團鬥爭的結果是幫助普通大眾獲得所需——有組織的集團或許能比政治上不積極的美國人自己更好地代表普通公民——我們會預期淨利益集團聯盟的政策偏好與普通公民的是顯著正相關的。但是我們從表二可以看出，它們實際上並不顯著相關。利益集團聯盟與普通公民的偏好幾乎完全無關。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官方預期的“潛在集團”的反應能夠使政策與公眾的需求接軌。多數多元主義的經驗證據看上去確實搖搖欲墜。我們也知道美國利益集團的構成是嚴重向公司、商業、和專業團體傾斜的。這一事實當然表明代表性有限的而非多數主義的多元主義更有解釋力。
更進一步説，多數多元主義理論相比於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更多地預測基於大眾的利益集團的獨立影響力。因此，區分基於大眾利益的和基於商業的利益集團，並且研究兩者對政策的實際影響力各有多少，或許是有用的。
相應地，我們分別計算以商業為中心的和基於大眾的集團的淨利益集團聯盟指數（見附錄一），並且將兩者都包含在新的多元分析中，再加入普通大眾和經濟精英的偏好——放棄我們之前的所有利益集團的聯盟的方法。
這一分析的結果見表四。顯然，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的預測比多數多元主義的實質上更好。基於大眾的和以商業為中心的利益團體的影響因子都是統計上正相關且顯著的，但是商業集團的相關係數幾乎是大眾團體的兩倍。而且，當我們將分析限定在兩者都表明立場的較小的議題集中時，——即，當我們只考慮兩種集團都直接彼此接觸的議題的案例——兩者影響力的對比更為明顯。
以商業為中心的團體在塑造政策結果上的優勢反映了他們在華盛頓利益集團圈子裏數量上的優勢，而且他們同時出現在對一項政策的態度對立的兩方的情況也非常罕見。這兩個因素（數量上都優勢和相對強的內聚力）在商業集團中對整體利益集團聯盟指數的關聯性起的作用要比在大眾組織中強（0.96比0.47，見表二）。當我們重新調整對商業和大眾利益集團聯盟的測量來反映每個分類中不同的集團數目時，商業集團在數量上的優勢的重要性也顯現了出來。表四使用了調整後的測量的平行分析表明，在組別基礎上的單個商業組織和平均大眾組織似乎有着同等的影響力。在我們的分析結果中，商業團體有着更大的整體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他們大多參與到了每一個議題中（大約是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不是商業團體比大眾集團的影響力大。
表四
考慮到整體，我們的證據明確表明，相比於多數多元主義，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更好地描述了政治現實。事實並不是許多多樣的、基礎廣泛的利益集團選擇能夠反映公眾需求的政策立場，並帶來實際的政策。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尋求的政策與公眾並不相同。“潛在的組織”並沒有填補這種空缺。只有相對極少的大眾團體是活躍的，他們（整體上）沒有很好地代表大眾，而且他們的集體作用也小於商業集團，後者的立場更傾向於與大眾偏好負相關。這些商業集團數量更為龐大、更積極、資金更充足，他們更可能獲勝。
表四還證實了我們之前關於經濟精英和中間選民的發現。當商業和大眾利益集團聯盟被分別包含在多元變量模型中，普通民眾的偏好仍然對政策變化沒有影響，而經濟精英仍然有非常強大、獨立、正相關的影響。
美國民主？
我們每一種理論傳統（多數選舉民主、經濟精英主導、多數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缺少代表性的多元主義）強調不同的行為主體在決定美國政治輸出時是關鍵的，而且每個理論都生出了大量經驗性文獻，它們似乎表明某一種行為體有着極高的影響力。然而幾乎所有的經驗性證據本質上都是雙變量的。直到最近都沒有可能在一個系統性的量化模型中去檢測這些理論。
通過在單一統計模型中直接探究理想型理論預測之間的關係（使用的數據集包括根據不完美但有效的測量方式從將近兩千個政策議題中得出的關鍵自變量），我們能夠得到一些突出的發現。一個是中間選民及其他多數選舉民主理論的幾近徹底的失敗。當經濟精英的偏好與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立場被控制，普通美國人的偏好對公共政策似乎只有極小的、接近為零的、統計上不顯著的影響力。
多數選舉民主理論的失敗更是驚人，因為這與我們數據的侷限性可能有的影響相反。普通公民的偏好比其他自變量的獲取更直接，然而他們的影響最小。
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也不能替代公民直接的影響，無法通過多數多元主義的理論假設將公民的意願植入並保證其權利。利益集團確實有實際獨立的影響力，而且有少數集團（特別是勞工組織）能夠合理代表普通民眾的觀點。但是利益集團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不能。總的來説，淨利益集團聯盟與普通民眾的偏好不是顯著相關的。影響力最大的商業集團淨聯盟與民眾意願是負相關的。所以現存的利益集團並不是公眾整體意願的傳送帶。“潛在組織”沒有收緊間隙，因為現存組織的立場確定之後，公民的偏好對政治的獨立影響極小甚至不存在。
此外，經濟精英的偏好（作為代理，“富有”公民的偏好）在政策變化上的獨立影響力遠高於普通民眾。誠然，這不意味着普通民眾總是輸；他們確實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政策，但那只是因為那些政策恰好也是實際有影響力的經濟精英偏好的。
當然我們的發現主要指向的還是權力的“第一面”：行為主體在相關議題上塑造政策輸出的能力。但他們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權力的“第二面”：塑造決策者考慮的問題議程的能力。我們分析的政策選項集要比決策者嚴肅討論的或放入國會投票的廣泛得多，而且我們的選項集（平均水平）在大眾中比在利益集團中更受歡迎。而這些政策的命運反映了決策者通常是拒絕考慮它們，而不是考慮之後否決它們。（我們的數據中無法區分這兩者。）我們的結果對權力的“第三面”表現得更模糊：精英塑造公眾偏好的能力。我們知道利益集團和政策制定者本身通常在塑造意見上花費很多努力。如果他們是成功的，這就有助於解釋精英與大眾偏好之間的高度相關性。但是這不能擴大我們所評估的公眾對政治的影響力，仍接近於零。
我們的研究結果説明了美國民主的什麼？它們確實給支持“平民主義”民主的人帶來了麻煩，他們希望政府能主要回應、甚至只回應民眾的政治偏好。在美國，我們的研究表明，多數沒有在進行統治——至少在因果上沒有實際決定政策輸出。當大多數不贊同經濟精英和/或利益集團時，他們通常都輸了。而且，由於美國政治系統中強烈的現狀偏見，即便當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有政策改變的時候，他們通常也無法實現。
平民主義民主可能的反駁是，普通民眾對政治是不積極的，並且通常忽視公共政策；如果他們不知情的偏好不影響政策制定，我們為什麼要擔心呢？或許經濟精英和利益集團領袖比普通民眾更偏好政策專業知識。可能他們更好地知道什麼政策對所有人都好，可能他們在決定支持哪項政策時，尋求的是大眾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
但是我們懷疑這一點。我們認為恰恰相反，總體上講，普通民眾通常非常清楚他們自己都價值與利益，他們所表達出的政策偏好是值得尊重的。而且，我們對於精英的信息優勢不是很確定。確實，詳細的政策知識傾向於睡着收入和地位的提升而增加。富有的美國人和公司經營者更可能對直接影響他們的税收和監管政策有更多的瞭解。但是他們對社會安全、醫療保險、食物救濟券或者失業保險這些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沒有多少關係的政策有多少了解呢？最重要的是，沒有理由認為專業知識中伴隨着超越個人利益或目的而謀求公共善的傾向。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民眾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守衞者，優於任何可行的替代選項。
拋開利益和動機有分歧的困難議題不談，我們強烈建議，不應該簡單地認可經濟精英或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有極高的智慧。這需要實踐的檢驗。新的經驗性研究需要深入挖掘誰知道多少、知道什麼、知道哪些公共政策。
我們的研究結果也指出了有必要進一步瞭解哪些經濟精英（“富足的”？前1%？前0.01%？）對公共政策有多大的影響，以及他們行使影響力的目標。這些問題也存在於特定利益集團研究的精確程度上。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本文尚未考慮到的政策偏好和多元行為體的政治影響，包括政黨積極分子、政府官員以及其他非經濟精英。希望我們的文章能夠激發在這些問題上的深入探索。
儘管在以前的研究中多數民主得到了看似堅實的經驗證據支持，我們的分析認為，美國公眾的大多數實際上對政府採納的政策幾乎沒有影響。美國人確實享有許多圍繞着民主治理的政治特徵，比如定期選舉、言論和集會自由、廣泛的（如果仍然有爭議的）公民權。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政策制定是由強大的商業機構和小部分富有的美國人主導，那麼美國所聲稱的民主社會正受到嚴重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