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警惕“香格里拉陷阱”
6月1日，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對話（SLD）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爭論中結束。美日兩國默契配合，聯手向中國發難，而中方代表也毫不示弱，立即強硬地向攻擊者發起反擊。
會議結束後，世界各大媒體都對中美日三方的辯論以及各方得失做出了評論。在中國國內，主流輿論對中方在會上的表現持肯定態度，認為中國代表有力地反擊了美日兩國在會上的挑釁，捍衞了中國的尊嚴。
但是，對於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和國家利益來説，僅僅滿足於中國代表在香格里拉會上的自我表達是遠遠不夠的。事實已經清晰地證明，香格里拉對話並不是一個真正要解決亞洲安全問題的國際平台，而是英美戰略機構為中國佈下的一個陷阱，中國已經深陷其中。無論中國怎樣高度評價自己在這次會上的表現，中國在會上的所得其實少於所失。中國現在需要思考的不是自己是否在論壇上駁倒了美日的挑釁，而是應當進一步思考如何對待香格里拉對話這個平台本身。
5月30日，中方代表王冠中和美國防長哈格爾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舉行會談。
香格里拉對話這個亞洲安全會議是西方戰略家在十多年前無暇介入亞洲事物時佈下的一步防範之棋。2001年，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重心聚焦於反恐而難以抽身介入亞洲事物。但美國對於中國因9.11恐怖襲擊而獲得戰略機遇期非常清楚，美國如果不對中國的崛起進行制約，隨着時間的發展，中國主導亞洲事務的局面將會不可避免。由於當時的西方國家在實力上無暇東顧，於是，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在亞洲佈下了重要的一個棋子以防範中國。香格里拉對話在名義上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跟新加坡國防部協辦，但實質上這個亞洲的安全峯會就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一個分支機構。香格里拉對話自成立以來，其官網及其動態就一直掛在位於倫敦的IISS官網下面，而不是隸屬於新加坡國防部。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戰略構思頗為精巧，香格里拉對話實際上是西方戰略機構在亞洲“借殼上市”：西方國家借亞洲之名來干預和主導亞洲安全事務。西方冷戰後在亞洲的戰略利益是依託日本和東南亞部分盟友。儘管西方一直不乏“中國崩潰論”的聲音，但西方戰略家非常清楚，除非中國發生突變或亞洲爆發戰爭，中國的崛起和主導亞洲事務最終將成為事實。西方在亞洲的戰略佈局，還是實行了幾百年的離岸均勢戰略，這個戰略在亞洲就是要防止中國一家獨大。但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美國軍隊被迫退出中南半島以後，西方很難直接對亞洲事務進行干預。英國本身不是一個亞洲國家，政府機構直接出面成為主辦者顯得名不正言不順。西方要想主導亞洲事務，必須要找到一個亞洲國家可以接受的平台，西方防範中國崛起的戰略佈局才有可能通過這個亞洲平台得以實現。
在亞洲各國中，新加坡顯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中國跟新加坡關係很好，兩國之間沒有任何領土領海糾紛。但新加坡又是一個對中國有着強烈防範心理，並希望西方力量介入亞洲以防範中國的國家。2009年10月27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和東盟商業理事會成立25週年晚宴上公開警告：美國如不繼續參與亞洲事務，以制衡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可能失去全球領導地位。他斷言，“在中國轉變成為一個頂級強權，亞洲其他國家都無法與之匹敵時，美國必須達成區域的平衡”。再加上新加坡是東盟成員，而東盟是亞洲歷史最長、整合得最好的國家間聯盟。
中國的亞洲外交一直以團結東盟為主要導向，而不是以自己所在的東亞為主要導向。（中國這個戰略構思是有缺陷的，在此無暇贅述）中國一直想把10加1做好，成為東盟不是盟友的盟友。
英國的這個戰略機構藉助新加坡這個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藉助了東盟這個亞洲最成熟的國際平台。對於力圖與東盟搞好關係的中國來説，很難對新加坡及東盟採取明確的反對行為。於是乎，香格里拉對話這個討論亞洲安全事務的平台應運而生。這個平台名義上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與新加坡國防部協辦，而且在西方豪華酒店林立的新加坡選擇了香格里拉這樣一個具有東方神秘色彩的酒店名稱作為對話平台。這樣一來，一個以東方神話色彩為名稱，但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安全平台便應運而生了，今天已經成為亞洲最有影響的國際安全問題討論平台。很多人都忽略了，在香格里拉對話這個國際安全對話機構中，有很多非亞洲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等都是這個對話平台的會員國。
中國政府一開始對這個西方國家在亞洲“借殼上市”的國際安全論壇是抱有戒心的。香格里拉對話成立的最初五年，中國一直抱着觀望態度而沒有參加。但隨着國力的增長，中國不希望在這個有關亞洲安全的國際論壇中缺席，尤其是這個國際安全論壇當初並未對中國發出挑戰。
中國以為參加這個對話平台也許會加強中國在亞洲安全問題上的話語權，於是從2007年開始，中國派出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級別的代表團參加。但中國政府不瞭解的是，一旦參加了這個由美國人主導、英國人設立的國際論壇，中國陷入被動將是不可避免的。
香格里拉對話雖然產生於2001年，但由於沒有中國這個亞洲最大國家的參加，一直到2007年，這個對話平台在整個亞洲其實並無多大影響。而中國在2002年已經有了國家元首級別的亞信峯會。如果中國一手堅持把亞信峯會做大，做成每年一屆；另一手把中國與東盟的關係做強，進而強調指出香格里拉對話並非一個亞洲國家的論壇而拒絕參加，那麼這個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亞洲安全事務對話在亞洲就有可能只是一個邊緣化的平台，很難有今天的影響。坦率地説，香格里拉對話之所以有今天的影響力，中國在2007年的參加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換一句話説，香格里拉對話是利用了中國當年缺乏防範之心的加入而坐大。
顯而易見，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所主導的香格里拉對話並非一個要真正解決亞洲安全事務的平台，中國一旦進入其中，將陷於多面受敵的困境。對於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以及背後的西方國家戰略家來説，對付中國的崛起的戰略目標很清晰，這就是力圖在國際事務中把中國界定為二戰前夕的日本和德國，從而把中國推入四面受敵的困境。而中國一旦進入香格里拉對話陷阱就陷入兩難境地。中國是一個領土和領海的大國。領土與14個國家相接，領海與9個國家相接。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與許多鄰國都有領土或領海糾紛。面對眾多的領土與領海糾紛，中國曆來的戰略選擇是堅持雙邊談判，拒絕多邊談判。但中國一旦進入香格里拉對話這個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對話平台，立即同時面臨跟所有與中國有領土、領海有糾紛的國家對話國家安全問題。
儘管香格里拉對話只是亞洲各國國防部門的一個對話，而非解決任何國家間的領土和領海糾紛的平台。但這個務虛的對話平台卻很容易被會議組辦者操縱為一種對中國不利的輿論平台。中國跟某一個國家進行的雙邊領土或領海談判是一對一，而在香格里拉對話上中國卻可能面臨着一對多的不利局面。中國在香格里拉對話很容易陷入一種困境。中國在會上捍衞自己的領土、領海的言論可能同時引發許多與會者的不滿和指責；但中國又不可能聽任其他國家在領土和領海問題上對中國的指責而不作出反應。更為艱難的是，此時中國已經沒有退路。如果中國因為跟美日及周邊國家的紛爭而退出香格里拉對話，西方必定會抓住這個機會把中國比附為日本當年退出國聯，從而達到妖魔化中國的戰略目標。如果中國只是這個會議的參加者而非議題和議程的設定者之一，中國在其間的困境就難以避免。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入香格里拉陷阱，而且無法全身而退。唯一的選擇只有在這個陷阱中繼續博弈下去以保全自己的最大利益。從目前來看，中國至少有幾件事是可以做的：
第一，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亞洲既有國際安全組織。亞信峯會成立於2002年，西方，包括美日在這個峯會中的影響非常弱小，這是一個真正意義的亞洲人的亞洲安全組織。目前亞信峯會是每四年舉行一次。如果這個峯會能夠做到每年一次，而且討論的話題更加廣泛，這樣既可能排除非亞洲的西方國家對亞洲事務的染指和干預，也將會提升中國在亞洲安全事務中的作用。
此外，無論是政府層面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還是被稱為“第二軌道外交”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中國都應當進一步推動。雖然這些國際安全組織也是多邊論壇，但西方國家在裏面的主導性相對弱一些。
更重要的是，對於跟周邊國家有着領土、領海糾紛的中國來説，最重要的是有關亞洲安全事務的多邊國際對話平台數量多而非單一，每一個多邊平台的重要性就會下降。西方很難憑藉香格里拉對話這個單一的平台來主宰亞洲安全事務。
與此同時，中國可以繼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但無需派出高級別的代表團，下一次的代表團級別還可以更低一些，外交部尤其不應當派人蔘加。中國應當把香格里拉對話還原為眾多的多邊對話平台之一，有意降低這個平台對中國的重要性，這樣既能保持跟亞洲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又有利於中國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第二，逐漸改變由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香格里拉對話的局面。既然名為亞洲安全會議，由一個遠在倫敦的戰略機構來主辦顯然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中國作為亞洲最大的國家，如果繼續留在這個機構，那就不能僅僅是作為參與者，不能僅僅是客人，中國有權利參與該機構的議題與程序的設置。
要而言之，對於中國來説，香格里拉對話是一個陷阱，這個陷阱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塑造為二戰前夕的德國或日本，而中國已經陷入其中且很難退出。中國目前能夠做的就是降低這個論壇在亞洲安全事務中的重要性，提升其它亞洲安全組織的地位和作用，促使香格里拉對話在亞洲的邊緣化。同時，中國也應當盡力改變論壇內部由西方國家主導這個亞洲安全事務的不正常局面，把亞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還回到亞洲國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