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西方精英如何與中國對話？
今年是中法建交五十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僅率龐大代表團出訪，還與法方簽訂上百億美元的貿易大單。幾個月後，即6月13日，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訪問法國，並就習主席訪法與饒勒斯基金會舉行“中國説了什麼？法國聽到了什麼？”為主題的研討會。
以我個人的觀察，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國力日益上升的中國，如此重視一個正處於下滑狀態、經濟總量連中國三分之一都不到的法國，其含義是相當豐富的。除了顯示對法國的重視、尊重和認可以及展示中國對老朋友、老情誼珍惜的外交傳統、凸現和其他國家不同的特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借法國之行傳遞如下信息：
3月26日，巴黎，法國總統奧朗德與來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交談
第一，中國不是世界更不會是法國的威脅，也不會損害法國的利益。這就是習近平主席在兩國建交五十週年大會上所做的宣示：中國這隻獅子已醒，但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第二，借紀念兩國建交，提醒法方，中法關係的基礎是超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外交。這就是經典的戴高樂主義內涵。正如戴高樂將軍在決定讓阿爾及利亞獨立時，説過這樣的話：這不是為了阿爾及利亞而是為了法國。事實上，中法建交以後，雙方從來沒有因為經貿問題發生導致雙邊關係倒退的衝突，相反，一旦法方違背戴高樂主義，觸犯雙方建交時的基礎原則，雙邊關係必然頓生狂瀾。
第三，從現實角度看，要安撫法國，穩定中法關係。現在美國全力轉向亞太，中國在東海和日本、南海和越南以及菲律賓的矛盾日益突出。此時的中國顯然不想再和歐洲各強國發生衝突。當然這也不是中國的一廂情願，美國雖然是法國的盟國，但同樣也是當今世界唯一能夠傷害法國、敢於對法國動手的國家。比如，美國最近對BNP銀行罰款一百億美元、威脅取消在美國的經營權就是一例。
第四，從未來看，不到十年，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很快成為真正的、全面的世界第一強國。中國要探索成為全球第一大國時如何和這個世界打交道、發揮自己的責任和作用，而一向喜歡挑戰大國的法國，則要考慮如何與未來新的世界第一大國相處和繼續維持住這種特殊關係。
當然，還有一點是不言自明的：中、法作為兩個全球性大國，雙方的合作是戰略性的，而不是雞毛蒜皮的瑣事。當年建交是為了打破美國和蘇聯對世界的掌控，2003年和俄羅斯、德國一起建立反戰同盟，是避免一個單極化世界的出現。
然而，從此次研討會來看，一些法方人士似乎並沒有領悟中方發出的這些信息。
按説，法方出席研討會的人士是能夠代表中法關係和中歐關係研究水平的。除了饒勒斯基金會主要人物外，也有法國議員、歐盟議員、執政黨國際關係的負責人、中歐關係的專家、法國外交部的智庫、巴黎市政府的亞太事務負責人等。但全場下來，他們聚焦的竟然是如下議題：
一是中法之間存在的貿易糾紛。比如貿易逆差、知識產權保護、投資進入限制、國際規則遵守諸如此類在任何國家之間都可能存在的極其普通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也都在法國自身存在着。比如法國最近高舉愛國主義大旗，頒佈新規定，外國投資者無論是否擁有歐盟身份，在對能源、交通、水務、健康、電信等核心領域的法國企業進行併購時，必須經過法國經濟部的批准。後者將對外國公司的併購要約進行詳細審查，涉及內容包括方案本身的可持續性、潛在的各種影響以及是否有損國家利益等。
如果從這個角度和中國進行對話，顯然是法國的自我矮化。從中也可明白何以西方冷戰後戰略上總是打錯牌。
雖然具體貿易問題格局很小，但畢竟還事涉法方利益，也和中國有關，但接下來法方提出的烏克蘭問題則令人難解乃至不平了。
應該説，烏克蘭問題是歐盟和俄羅斯的矛盾，與中國無關。就如同中日矛盾和法國、歐盟無關一樣。無論是中國還是歐盟，都不能要求對方在自己的問題上選邊。然而，與會的這些法方代表們，不僅要求中國參與斡旋，還發出這樣的質疑之聲：中國一方面和歐盟友好，一方面又和俄羅斯友好，中國是如何考慮這種矛盾的？
令人倍感不平的是，就在幾天前紀念諾曼底登陸七十週年之際，法國做為東道主打破西方對俄羅斯的孤立政策，邀請普京訪問，而且總統奧朗德在發言時還感謝了和諾曼底登陸毫無干係的蘇聯，“感謝紅軍在二戰時的巨大貢獻”。甚至法國也拒絕中止與俄羅斯簽訂的軍艦採購協議——其中一艘的名字就是以被俄羅斯收回的港口塞瓦斯托波爾命名的！不僅如此，同樣是西方一員的日本，仍然積極和俄羅斯接觸，其對普京總統的邀請依然沒有取消。
法國作為歐盟的重要一員，連這樣的利益都不願意犧牲，有什麼資格要求一個與衝突無關的第三方中國？法國對同為西方成員的日本不置一詞，何以對既非歐盟也非西方一分子的中國質疑？
所以在辯論環節我不客氣的説道：“歐盟和俄羅斯的矛盾與中國無關，至於雙方都需要中國的幫助，都對中國示好，中國自然沒有必要去拒絕任何一方的好意”。
其實道理和邏輯西方並非不明白，只是它們既想壓服俄羅斯——而且還要借中國的手，另一方面極力避免中國從他們之間的衝突中獲利。其霸道與蠻橫可見一斑。
後來在談到氣候變化的時候，我再次借題反擊：“影響氣候變化的因素除了資金和技術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氣候變化與大國戰略利益的衝突。比如中國和俄羅斯簽訂天然氣協議，可以減少中國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也增強了俄羅斯和歐盟討價還價的能力。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如何選擇？是選擇氣候保護還是與俄羅斯對抗？”法方聞之頗為尷尬，無言以對。
話説回來，中國還是非常關注烏克蘭危機的，特別是這場危機是否會長期持續。會後我問過多位法方的人士：“為什麼歐盟不能和俄羅斯妥協？只要雙方妥協了，烏克蘭危機也就自然解決，否則將會一直持續下去。”他們的回答一概是：不能妥協，不能接受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再説，法國也説了不算，要歐盟所有國家都同意。即使歐盟都同意了，還要看美國立場。
聽到這樣的回答我也就放心了，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會繼續延長。
法國經濟持續低迷，民眾抗議不斷
最後一個法方關注的問題居然又是價值觀。一個是質疑《人民日報》6月9日批評西方民主的文章《警惕西方民主陷阱》。二是自鳴得意地認為，中國一定會走向西方這種民主道路。
《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從泰國和烏克蘭談起，其觀點“不顧基本國情和文化差異，照搬西式民主大多水土不服，有時甚至是一種破壞力量”，十分的實事求是和客觀。總結的教訓也不過是“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在不同的國家，應有不同的實現形式”，並沒有否定民主。如果要説對西方有什麼批判的話，只有這樣一句：“在美國和西方語境下的民主，其實就沒有客觀標準。符合美國和西方利益的、接受其擺佈的，那就是民主；反之，則是不民主。從西亞到北非，在很多情況下，所謂民主價值觀，已經成為某些國家霸權和新幹涉主義的一個大棒。”
這個批評不過是説出一個事實而已，沒有任何誇張和歪曲。難道西方就是這樣對待客觀不同意見的？
至於他們的自鳴得意，我倒還真是無法理解。一場經濟危機已經令他們這一套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還有近在眼前的阿拉伯之春變成嚴冬、泰國政變以及烏克蘭國家被肢解的慘痛教訓，何以法國諸公就依然有如此盲目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也就在這場研究會舉行之際，美國用武力在伊拉克建立的民主正岌岌可危——極端伊斯蘭派一路勢如破竹向首都巴格達挺進。而就在幾天前，阿富汗這位當了十三年民選總統的卡爾扎伊發出這樣的感慨：“如果阿富汗有機會重新選擇的話，一定會走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因為它行動高效，決策果斷，以結果為導向，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為所有人帶來積極的結果。”
顯然，被強迫民主、歷經民主苦難終於覺醒的卡爾扎伊的感慨，是西方這些落後於時代的先生們所聽不進去的。
既然道理講不通，那就只能講講國家利益，於是我在發言中特意提醒他們，中法建交是超越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是國家利益置上的現實主義原則。今天部分法國媒體和學者特別是研究中國的學者，早已經忘記甚至背離了戴高樂將軍的戰略原則。
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回應我這個發言，儘管從他們不悦的臉色上可以看出還是指向了他們的痛處。
其實，出於兩國關係的大局，我還想説的一句話是：希望法國各界都能夠重返戴高樂將軍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路線，同時依託建交歷史紅利，抓住當前的機遇，鞏固和發展兩國關係，特別是利用雙邊關係的特殊性，以歷史紅利搶先分享中國崛起的未來紅利。
只是面對這樣一羣精英，我還是選擇放棄了。如果説一場經濟危機和這麼多正在上演的民主悲劇還不能喚醒他們，你説，還有什麼能夠讓他們覺醒的？
類似的研討會近幾年也參加過不少，最大的收穫自然是切身感受到他們對中國的真實態度——這絕不是什麼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之類的華麗辭藻所能掩蓋的。尤其是他們的傲慢、自負與蠻橫印象極為深刻——法國已經大不如前，其精英的認識尚且如此，可以理解美國為何一方面全球內外非法監聽，一方面還敢自以為是地指責他國。這既有歷史的慣性，也有今天中國崛起沒有徹底完成的因素。不過就讓他們停留在歷史的慣性中自我陶醉吧，或許這已是趨於沒落的西方唯一的安慰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