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港台激進政治癒演愈烈的五大動因

今年的香港“七一”大遊行，算得上是一次標誌性的事件。參加人數到底多少暫且不論，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數已連續五年增加，而且情緒也一年比一年激烈。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Omena K當天曾在現場，根據她的觀察：“雖然明目張膽的‘港獨’分子並非遊行主流，但觀乎以學聯、學民思潮、人民力量為主的中環留守人羣，則‘本土’意味甚濃，其主調並非僅僅在普選中爭取公民提名，而是壓根兒就不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憲法。我就親耳聽到他們在台上高呼反政府的口號。”

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6月中發表的“白皮書”，對港人的反政府情緒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導致民眾偏向激進的人數增多，客觀上助推了香港的街頭抗爭。

然而若是反問：如果不發表“白皮書”，反對派會放棄他們的激進路線嗎？恐怕不會有人這麼認為，無論北京方面，還是香港方面，都不會。

同樣的問題也可針對台灣：如果北京政府在兩岸關係方面不作為，台灣的激進政治就會自動退潮嗎？答案同樣會是否定。

港台激進政治癒演愈烈，顯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只拿北京政府説事，是有意誤導。事到如今，是時候把港台的激進政治當作一個特殊現象，認真進行梳理，看看到底是如何發展成了現在這個規模，這個勢頭。

台灣“反服貿”運動

動因之一：威權缺失

在香港，以中央政府為抗爭對象的激進政治，被認為是“迴歸後”才有的事。從2003年反23條立法開始，每年都有大遊行，發展至今，不僅搞了“政改公投”，還要“佔中”，處處與中央對着幹，大有不可遏制之勢。

但激進政治在香港的橫行，顯然並不只因為中央政府。立法院裏頻頻發生辱罵撕打、投擲器物的事件，最近又因不滿新界開發而暴力衝擊立法院，並非事事都因所謂北京“破壞香港法治”“打壓民主自由”而起。

在台灣更是如此，民進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熱衷於暴力鬥爭、街頭政治的激進主義政黨。如果説圍困陳雲林、毆打張銘清、潑漆張志軍的確是針對北京政府，那麼，多年來“立法院”裏不時上演的全武行、美女與野獸，以及反核四社運、太陽花學運，竟至“立法院”被佔據長達二十多天，實際上就是民進黨激進的鬥爭主義黨文化長期發揮影響和作用的結果。

設想一下，假如沒有北京政府這個因素，港台兩地的政治近十幾年來又會怎樣呢？會和港英當局和蔣氏當局執政時一樣嗎？顯然不會！

很多人沒有正視這一點：港英當局和蔣氏當局都是不折不扣的威權體制，既具有強硬的壓制手段，又有軟性的懷柔措施，不會輕易任由經濟矛盾和社會不滿積累發展，演變成針對政府的政治鬥爭。對於這一點，港台的激進反對派自己心裏比誰都清楚，當年香港的反對派沒有任何作為，而台灣的民進黨只能在地下活動。

所以，歸根結底，港台的激進政治，與其説是在北京政治降臨之後的奮起反抗，毋寧説是在原有威權體制結束之後的乘勢而起！北京政府不過被當成了鬧事的藉口！

在香港，名義上港英當局的權力被中央政府接管，但實際上由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治設計，北京政府並不能在香港建立起具有管治效力的威權。23條立法流產、中央意圖一再受阻，進一步擴大了管治真空。街頭出現英國米字旗，報刊上公開歌頌殖民政府，激進派與其説真的是在懷念舊時代，不如説就是在濫用毫無約束的自由——明知道英國人回不來了，又看到北京力量不能落地，不鬧白不鬧。

台灣也是一樣，民進黨不屬於成熟民主政治中合乎常規的反對黨，它既反政策，也反體制，既反執政黨，也反整個“國家”，屬於完全不守遊戲規則、可以濫用各種自由的一種“超級反對黨”。它以“台獨”理想為號召，以“賣台”的指控做武器，不僅成功分裂了台灣社會，也瓦解了國民黨任何形式的威權。今年3月的“反服貿”和“佔領立法院”標誌着台灣激進政治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含義在於：今日台灣社會不接受任何帶有威權意味的施政，政府推出的政策只能在民眾的一致認同之下進行。一致認同形式的民主高於一切，既高於代議制，也高於法治。於是，也是不鬧白不鬧。

其實，這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威權長期缺失必然導致民粹大氾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這與真正的民主沒什麼關係。

動因之二：“影子政治”

當然，北京政府的影響，也不能不考慮。

近年來，隨着兩岸四地交往互動越來越多，儘管“一國兩制”、“兩岸分治”，但北京政府對於港台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仍然越來越大了，僅經貿往來和自由行，就幾乎到了影響無處不在的地步。

在一體化形勢的推動下，北京政府這個所謂的“威權”實體，就猶如一個巨大的雲朵，從過去的地平線之外慢慢飄到了頭頂上空，成了當地一個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馬英九的“馬省長”帽子，梁振英的“梁書記”稱謂，正是這一政治現實的反映。

然而，“雲朵”雖大，落在地上只有影子，於是一種“影子政治”出現了。沒有威權之實，卻頂着專制之名，豈不是自找“躺槍”？就這樣，原本只是當地社會內部的各種經濟矛盾和社會不滿，開始有了新的歸罪對象，一個政治化的出口，一個激發鬥爭的理想“敵方”。

台灣爆發“太陽花民運”，香港的反對派前往取經；香港舉行七一大遊行，台灣的社運人士前來聲援；如同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般針對“影子政治”的“隔空戰爭”，在兩地迅速蔓延。北京政府的影響越大、惠顧政策越多，激進政治反倒越受到激勵。因為就其本性而言，這種政治只與權力的你進我退相關，不大受經濟利益的左右。

  動因之三：革命傳統

“隔空戰爭”當然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號進行的，因為北京政府很容易被妖魔化為專制獨裁的化身。

自由民主是先進的，專制獨裁是落後的，自由民主是優越的，專制獨裁是低劣的——人們對此深信不疑，無論激進政治多麼出格，甚至把法治當兒戲，也會受到這種民主觀念的庇護，不受責備。這就叫“政治正確”。

但激進政治不可能正確，如果認真追究一下激進政治的起源，人們就會看到真相到底是什麼。

眾所周知，在成熟的民主國家，激進政治沒有市場，民主在完善的法治環境下有序運行，儘管實行普選和政黨輪替，但絕少發生大的政治動盪，更不會發生國家分裂的危機。

政治成熟、制度完善的主要體現之一，就是絕大多數社會矛盾都會被限定在社會領域之內，通過法律和道德解決，不會輕易上升到政治領域當中。

但不得不承認，僅就政治領域的邊界限定和與社會、經濟等領域的分割這方面而言，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澳台，都還算不上是成熟。這一點，在近幾年看得越來越清楚了。社會問題動輒政治化，所有不滿統統歸咎政府，大小問題一律指向體制，社會領域直通政治領域，中間毫無隔阻，正是兩岸三地共同存在的問題。

年輕人對經濟和就業不滿，原村民對開發和徵地不滿，都可以瞬間轉為激烈的政治活動，隨便找個理由就直接佔領立法機構，這種典型的“劣質民主”、“暴民政治”，在被認為民主法治已經實行得很好的台灣和香港，反倒愈演愈烈。

問題的根源，深植於中國的近代歷史當中。由於中國的現代國家建國是通過大規模的、暴烈的社會革命完成的，而不是通過“天鵝絨革命”這種只侷限在政治領域裏的政治革命完成的，所以，社會問題的政治化，恰恰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個強大傳統。早期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起源於民間社會，而不是國家政治的產物，都熟稔於自下至上的革命行動，缺乏自上至下的管治能力。諷刺的是，作為國民黨對立面而崛起的民進黨，卻又是一個更加民間、更加社會化的政黨，更加缺少成熟政治傳統，其黨文化就是早期革命黨的翻版。

共產黨信奉馬列主義，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民進黨信奉自由主義，三個截然不同的政黨，卻都是民間型政黨，不是國家型政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台灣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兩岸四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卻普遍存在社會問題政治化的痼疾。由此可見，政治領域缺乏邊界，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混成一團，不是主義的問題，也不是制度的問題，恰恰就是共同的近代傳統帶來的問題。

香港“佔領中環”激進的人羣

動因之四：民主觀念

外人對此看得更清楚。《世界郵報》主編、《21世紀智慧治理》一書作者之一內森·加德爾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葛蘭西（20世紀初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關於共產黨是民間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國家的一部分的論述。據此，他寫道：“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型政黨融合了兩種形式的霸權，開創了維持權力的新途徑，即模糊了強制力和認可之間的界限。”

作者的意思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實現了從民間型政黨向國家型政黨的轉變，它正在試圖將兩種形式的權力融為一體，一方面作為國家型政黨強化國家的強制力，另一方面又作為民間型政黨努力維繫民間的認可。

現在看來，也只有中國大陸的執政黨，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和與國際接軌，逐漸具備了國家型政黨的能力，也逐漸具有了將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分割開來的主動意識和操作能力。而相比之下，港台的激進反對派，卻繼續沉浸在暴烈社會革命的傳統之中，在他們的主導之下，恰恰是港台，而不是大陸，越來越像“文革還在搞”。

而這個形勢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在港台方面，表面上擁抱了自由民主，實際上也接續了中國的社會革命傳統，但卻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反倒誤認為這才是相對於大陸的優越之處、進步之處，所以，決不肯自省和改正。而在大陸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從民間型政黨向國家型政黨的轉變是在“不爭論”的口號下、通過“摸石頭過河”悄然之間完成的，在轉變過程中，黨的名稱沒有改，章程和宗旨沒有改，只是變換了路線，調整了方針政策，所以，它又無法以“過來人”身份對港台進行忠告。恰恰相反，它的國家型政黨性質的強硬政策，反倒被妖魔化為專制獨裁，被認為是抱殘守缺。

就這樣，在膚淺的民主觀念誤導之下，實質上的進步卻揹負着落後的名聲，實質上的優越卻被貶為低劣。北京政府明明看到台灣和香港都在走向歧路、落入陷阱，卻無法進行規勸，因為真正的道理不在官方話語體系之內，而官方話語在這方面的道理卻又自相矛盾。

動因之五：西方勢力

每當北京政府嚴詞警告西方勢力不要插手中國內政，總會引起港台反對派的冷嘲熱諷，説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但實際上，本地的激進政治，與西方的全球戰略在方向和目標上甚至步調上都高度一致，這是激進反對派最無法解釋清楚的一個問題。冷嘲熱諷容易，但敢説西方沒有任何“軟戰爭”戰略嗎？

只要承認西方有如此戰略，就可斷定其中必包含如此策劃：當對手國家實現了內部團結，就要策動其國內的“自由民主”，令其分裂和癱瘓；當對手國家實現了發展，就要策動其國內的“自由民主”，令其步伐減慢、發展受阻；總之，無論對手國家取得了什麼令西方感覺受到了威脅的成就，都可以通過“自由民主”這個武器發動攻擊，令其威脅減小。激進反對派們如何將自己原生的“自由民主”訴求與西方這個帶有戰略含義的、主動輸出的“自由民主”區分開呢？事實上，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做過這個區分，恰恰相反，他們似乎越來越不在乎公開成為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於西方戰略家們來説，要想打擊中國，搞亂中國，港台的激進政治潮流，就是再理想不過的一個可以利用的工具。求之不得的威權缺失，歪打正着的“影子政治”，根深蒂固的革命傳統，懵懵懂懂的民主觀念，幾乎就是萬事具備了，只欠來自大西洋上的那一點西風。

這就是港台激進政治問題的五大主要動因，歸納起來，威權缺位放縱了它，“影子政治”刺激了它，革命傳統養育了它，民主觀念掩護了它，西方勢力利用了它，豈有不蓬勃發展、愈演愈烈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