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非洲：理性看待，正確評估-簡練
7月4日，觀察者網轉載了一篇林毅夫教授在首屆中國企業“走出去”高級管理人才研修班（走向非洲）上的演講，希望筆者提一點看法。根據筆者長期在非洲從事商業貿易的經驗，基本看法就是：理性看待，正確評估。
從大方向上説，筆者贊同林毅夫教授所説的，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尋找新的基地，非洲是一個可行的方向。文章中所舉出的東莞華堅鞋業確實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但非洲也不是一片天堂。
國內關於非洲的普遍看法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可以認為是兩個極端。今年年初，鳳凰台曾經對林毅夫教授鼓勵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到非洲投資的觀點做過討論，有經濟學家認為東南亞更加適合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而非洲更多適合扮演“原材料供應者”的角色，因為“兩者稟賦不同”。而林毅夫教授則強調東南亞國家人口較少，只有幾千萬乃至個別國家幾百萬，非洲人口儲備比較多，超過10億，容量大。要筆者評論這兩個觀點，前者對於非洲還延續着21世紀初的老眼光，後者則在數字上搞了概念替換，其實非洲根本不能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非洲國家之間的稟賦差異很大，這就意味着這10億人相互之間是很不一樣的。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尋找新的基地，非洲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以筆者的經驗，林毅夫教授的論斷基本上是根據兩個國家做出的：一個是埃塞俄比亞，一個是盧旺達，前者人口近1億，後者是小國但人口密度很高，達到1200萬（面積2.8萬平方公里）。這兩個國家的共同特點是缺乏礦產資源，不能走資源密集型的發展道路，人口密度又比較高，年輕人太多，迫切需要就業。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名為多黨制，實為一黨制（埃塞俄比亞執政黨叫埃革陣，這個黨有中央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等一系列先鋒政黨設置，盧旺達執政黨叫盧旺達愛國陣線，由現任總統保羅卡加梅一手創立），政治很穩定，而且國民教育的比較成功，“發展”是全民共識。
在這兩個國家，一些政治經濟現象與中國頗為類似，比如在招商引資上，這兩個國家因為歷史因素都有大量定居在歐美加的海外僑民（經濟實力能否和華僑相比另説），現在都在大力引入埃塞僑、盧僑的投資，和80年代中國從港澳台和華僑羣體中吸引投資的做法很像。筆者在埃塞俄比亞考察項目時就遇到過海外僑民，操作事情顯得非常專業，確實起到了引入先進管理理念的作用。
回過頭來看整個非洲，中國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想要投資非洲，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非洲人最大的問題的就是懶（並沒有歧視的意思），英文叫untrainable。很多在非投資老闆之間流傳的故事都説明了這一點：今天拿了工資明天就跑了，幾天把工資花完了，剩下的20多天只能吃點路邊水果或者白水配乾麪包過日子，軟塌塌的沒力氣。
另一個問題是心態問題，黑人常常會覺得拿那點工資很不公平——雖然能工作能拿到的錢比沒工作強多了（失業在非洲是很普遍很嚴重的問題），而非洲的法律——很多國家照搬原宗主國的法律或者在90年代被美國灌輸了一通充滿人權感的法律——恰恰給這樣糾纏的人很多機會，讓企業防不勝防。所以判斷不同國家人民懶惰和心態失衡的情況很重要。
通常來説，非資源國家比資源國家情況要好。後者常常遇到“資源的詛咒”，人均GDP很高但貧富差距很大，治安很亂，踏實工作的心態很差。
比較典型的國家是安哥拉（原葡屬，葡屬非洲的經濟崛起是非洲經濟近十幾年最大的變化）和赤道幾內亞（原西屬，非洲唯一獨立的前西班牙殖民地），前者人均GDP一萬美元，後者人均GDP近三萬美元。這種國家物價奇貴，正常勞動工資很高。比如安哥拉，中國人非常樂意當建築工，葡萄牙則有很多專業人士去當白領，但當地普通人因為技術不熟練，或者工作紀律較差，反而工資不是很高，加上要負擔較高的物價（中國人打工的住營地，花費較少），生活就很差。於是貧富差距很大，治安不穩，當街開槍搶劫是很平常的事，中國人在當地都很小心，時刻注意安全。這種國家當然做不了什麼勞動密集型產業，做貿易或開個建材廠反而很能賺錢。
再比如西非霸主尼日利亞，人口快2億了，資源稟賦上其實挺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而且確實有中國企業成功轉移的先例（如哈杉鞋業），但治安很亂，小偷小摸是全民習慣，尼日利亞的騙子在全世界都出了名。另外，本地人對中國人並不怎麼友好。
前英屬殖民地國家比前法屬殖民地國家總體要好一些。這可能和宗主國國民性有關。英屬國家，遺留了英國的管家文化，辦起事來一板一眼，想想香港和新加坡就知道了。凡是能上升到精英階層的本地人都以恪守規矩為榮。在規矩和經濟規律不衝突的時候反而讓事情很好辦。有幾個國家因此有一定的製造業，比如東非的肯尼亞、西非的加納，南非則曾經是一個孤立環境下發展的經濟、科技強國。如今在非洲買一些生活用品，常常會看到是Made in Keyna/Ghana/South Africa的，近幾年則出現了Made in UAE（阿聯酋）等。
這類國家的成長邏輯有點類似於六十年代的香港。比如肯尼亞，七八十年代周圍的東非國家（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全成了“社會主義”，這些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要麼相互之間兵戎相見（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要麼大搞農村烏托邦（坦桑尼亞），要麼與西方隔絕（莫桑比克），沒有什麼發展，這時候肯尼亞恰好推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東非的交通要道、人力成本較低的海岸國家，就有條件發展製造業經濟了，很多歐美企業就在肯尼亞設立工廠，生產產品賣到非洲其他國家。加納也是以類似邏輯在21世紀後於非洲西部海岸崛起。
至於法屬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比英屬地的要懶得多，這類國家精英更傾向於享受生活，維持現狀，比如西非中非的一些國家。
再下來是治安問題。這時候社會主義傳統發揮了優越性。在非洲，凡是有過社會主義經歷（或現在由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黨統治）的國家治安就比較好。因為當年社會主義政權一般做過土地改革，貧富差距較小，力推語言的統一性，減少了社會部落摩擦。最典型的國家就是埃塞俄比亞和坦桑尼亞，前者可以大晚上放心地在大街上行走——雖然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路燈經常停電。
而盧旺達因為大屠殺的經歷太慘重了，保羅·卡加梅用20年時間推進社會和解，現在基加利是非洲最安全、最漂亮的首都，可以稱得上和平的花園城市。不過，該國經濟重心還主要在首都酒店業、旅遊業，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沒有發展起來。
相反，肯尼亞——這個東非最富裕的國家，貧富差距之大，社會治安之差，以至於中國人不敢在街上走，尤其是不敢穿正式的西裝——因為穿着稍好就要被搶。此外，近兩年來恐怖主義組織在非洲突然興起，主要是伊斯蘭教武裝，包括北非的伊斯蘭馬格里布組織（主攻馬裏、毛里塔尼亞等）、西非的博科聖地組織（主攻尼日利亞）、東非的索馬里青年黨組織（主攻肯尼亞），對非洲的經濟大國尼日利亞、肯尼亞影響很大。
那麼回到埃塞俄比亞，是不是一切就很好了呢？且慢，這裏也有自己的問題。
埃塞俄比亞是官員主導的國家，自尊自大，在工程建築領域，就存在不切實際漫天要服務的情況，在貿易領域則完全封閉，外國人不能做任何貿易生意——包括中國人，在埃塞俄比亞賣的商品只能在埃塞俄比亞製造或者組裝！這條最最重商主義的規定現在正被各個非洲國家參考學習，用税制等手段把中國商人轉化為當地的加工製造企業，吸收當地就業。當然，如果站在非洲人利益角度來講這倒是對的，比肯尼亞自由放任的政策是強多了（有利於非洲人自己）。
另外，埃塞俄比亞還有90年代美國遺留的法律問題，那時美國人鼓吹人權，再加上埃塞俄比亞現政權那時鼓吹民族平等，使得埃塞《勞動法》非常有利於勞方。進入21世紀，埃塞俄比亞在很長時間裏體力勞動者一個月工資才幾百比爾（1比爾在21世紀不同時期價值從近1元人民幣到0.3元人民幣不等），但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往往能拿到幾萬比爾的賠償，這逼得中國企業研究出通過本地人辦的勞務派遣公司間接僱工的法子。
而民族平等的法律規定又製造了不少麻煩，且不説這有礙於全國統一民族意識的形成（埃塞憲法規定任何州在一定條件下都可以退出埃塞俄比亞），就在日常經濟管理上也有問題：比如埃塞人口中心在亞的斯亞貝巴，首都被全國第一大州奧羅米亞州所環繞，新興的工廠多集中於該州（首都郊外），該州的官方語言奧羅米亞語和主流的阿姆哈拉語很不一樣，現在連寫法都不一樣（奧語以前使用阿姆哈拉字母，現在使用拉丁字母）。在埃塞，上法庭解決問題是家常便飯，而地方法庭語言必須使用本州官方語言辯論、宣判，儘管法庭上所有人都知道阿姆哈拉語。中國老闆被傳喚的時候，必須有兩到三個翻譯：漢翻英，英翻阿姆哈拉，阿姆哈拉翻奧羅米亞……要搞清楚這些事情，中國企業得費一番功夫。
當然，中國商人針對非洲本地情況都有一些訣竅：比如要多僱女人，尤其是來自北部赤地千里的乾旱地帶的女人，多半能成為你的好幫手甚至賢內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上面這些軟環境約束，還有一個重大的硬約束：基礎設施問題。工業生產的電力供給、原材料和產品的交通運輸很成問題。非洲中部大國剛果（金），資源、人口豐富，可謂世界經濟最後的邊疆，現在卻是非洲最可憐的國家，人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幾乎只能去銅礦當苦工，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敲下銅、鈷礦石賣給中間商（中間商再賣給中國民營老闆在當地的冶煉廠）。為什麼呢？因為交通設施太差了，這個國家資源豐富的地區都要用直升飛機進去，怎麼搞製造業？
最近幾年，以埃塞俄比亞為代表的東非國家開始發動基礎設施大躍進，未來也許能看到希望，但還是得有耐心。目前埃塞俄比亞政府願意照顧製造業，只要是大規模製造業，盡全國之力保障供電穩定，但仍然存在突然停電的情況。預期到2020年左右，整個東非的鐵路、電力成網，屆時工業基礎條件會有質的躍升。
林毅夫教授列舉的中國人在非洲的幾種生意：做資源的、做工程的、做貿易的、做勞動密集型產業製造業的，覆蓋比較全面。但這幾年這些業態也在發生改變。
做資源開發的，隨着近幾年中國傳統重型產業日漸飽和，資源投資可能會慢慢放緩，筆者預計要有新的工業化亮點出現，才可能為這個領域的投資商找到出路，而新的亮點很可能不在中國本土。
做工程的，其實都是由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支撐着，這些年需要開闢新的金融支持形態，這是筆者比較青睞的領域。未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也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做貿易其實是最賺錢的領域，但這些年非洲國家也學聰明瞭——埃塞俄比亞的榜樣逐漸被其他非洲國家乃至亞洲國家學過去，鼓勵中國商人進口配件在當地組裝而不是進口成品在當地銷售。現在埃塞俄比亞的手機都是本國本地生產的。
這種工業起步國家的重商主義傾向可能是中國企業不得不適應的問題。在重商主義氛圍下，最適合的門類反倒是能就地利用當地原材料，在當地加工、以出口為主、能利用當地豐富勞動力資源的行業，華堅鞋業為什麼經營上能成功，就是因為用的是當地皮革，僱的是當地勞動力，市場是全部出口——現在國內購物網站上賣的鞋子就有華堅鞋業的產品。
不過，中國商人到這些確實很歡迎外國投資的國家，也要有正確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偷税漏税。絕對不要低估當地人的智商——他們的官員，很快就能理解你推薦的政策，他們國家智囊的經歷比中國教授們的經歷豐富得多，底層百姓也很聰明——要記住埃塞俄比亞可是有“非洲猶太人”的名聲。如果偷税漏税，不管你當年進來的時候多麼風光，一旦被查出來有問題，就可能進監獄。
當然，像這種夢想大規模發展，想得“要發瘋”的國家，瘋狂徵税、税制不合理的情況是經常出現的，甚至會突然出台新的不合理税制，讓外國和本國商人都抓狂。你可以聯合當地商界精英，對不合理的税制進行抗議，要求和官方對話，再尋找國內政府的支持，或許可以解決税制上的麻煩，但税務顧問的費用絕對不能省。
另外，還要清楚這些國家請你進去，本質上是為了他們國家的利益，在你不能滿足該國利益的時候，它們會公然收回優惠，乃至於給外國投資商造成損失，甚至損害國際聲譽都不在乎。這種情況和所在國過分希望發展，不知國際禮儀有很大關係。這在埃塞俄比亞近乎赤裸，因為他們在政策上極度崇拜朴正熙時代的韓國，最近土耳其商人就碰到過。中國商人如果也遇上這些問題，恐怕只能抱團通過外交渠道施壓了。
如果一定要説勞動密集型產業前景光明的地區，除了我國中西部地區外，筆者認為境外最適合的其實是印度洋沿岸國家，這包含了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的一部分。這些國家人口很豐富、很年輕，勞動致富的慾望相當強烈，和中國八九十年代很像。這裏可能成為世界工業化的下一個重要地區，其市場之大，也許可以和中國21世紀前十年的規模相類比，但速度可能慢一些，效率可能低一些，最後的均衡成本可能高一些。這個地區也是中央確定的“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決策的覆蓋區域，很可能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最大亮點。當然，這其中印度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崛起，如何平衡私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又將成為值得研究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