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學堂：中國學、一年制以及躲不開的西方標準-關哲
中國學是什麼？涉及學科定義問題，北大師生可説的話就更多了，看上去人人都是專家。互聯網上的討論更是五花八門。有當作國學進行批判或者支持的，有當作漢學與海外漢學類比的。反對者的基本傾向當然是認為不該有這門學科。似乎每個人都在解釋何為中國學但是又都否認中國學。
關於學制，師生普遍認為一年制不足以讓學生獲得國學精髓。歷史系辛德勇老師説自己的學生常常要讀五年。其觀點或得了不少掌聲。可能有人願意一輩子讀書，這也算是一種讀書人精神吧。但北大社會學系學生吉硯茹在7月9號交流會上的表述耐人尋味：“我可能費盡七年也不能達到的一個學術成就，這個項目能在一年內達到，而且有一批非常精英的老師和項目基礎來達成這一目標，那麼我特別想知道為什麼我不能有這樣的資源呢？”這是否意味着，如果可以進燕京學堂讀書，這位同學也是願意的？
燕京學堂可能是個眾説紛紜卻説不清楚的地方，也許如同饒毅教授表達的，拍板決策比説重要。
觀察者網夏令營學員為您梳理了一份關於學制方面的各方討論，有興趣請閲讀：
燕京學堂：“國際化”路在何方？
今年5月北大正式宣佈啓動“燕京學堂”（Yenching Academy）項目，引發了校內外多方關注與討論。除了對決策不透明和選址靜園的不滿外，原本作為燕京學堂亮點的“國際化”特色——學科定位、一年學制、精英學院等內容也成為北大師生質疑的對象。“國際化”這面鏡子背後，折射出當下國內高校在發展方向上的複雜心態。
“中國學”那些事兒
圍繞燕京學堂爭議的一大核心在於其“中國學”的學科定位。據北大官方新聞稿介紹，燕京學堂是招收國內外學生的一年制“中國學”項目，以“中國主體性為基礎的國際領導力養成”為培養原則，是“具有國際視野的開放、高端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計劃”。其課程分“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六個方向。學堂計劃成立10個不侷限於學科、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所。
從已有的介紹來看，“中國學學科內涵”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中國主體性”，二是“全球化語境”。北大常務副校長劉偉6月17日在《光明日報》上撰文表示，“中國學”作為一個交叉學科領域，不僅關注傳統文化，而且研究社會現實；既借鑑了世界各文明的研究方法，同時堅持中國文化、中國問題的主體性。北大希望通過創立燕京學堂來促進人文、社科領域的前沿交叉研究，培養了解中國、熱愛中國、貢獻世界的優秀人才。
此前，北大外語學院高峯楓教授5月25日在《上海書評》發表題為《誰的“燕京學堂”》一文，連發數問：“‘中國學’算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嗎？如何區分‘中國學’與‘漢學’？”、“一個宣稱包攬了人文、社科和實務三界的學科，如何能在學理上予以充分嚴謹的論證？”北大歷史系辛德勇教授也從實際的學科設置角度對“中國學”提出質疑。他在7月9日“燕京學堂專題諮詢溝通會”的個人建議及補充説明中提到，目前在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的公開信息中並無“中國學”這門學科存在，校方按其下設的六個“研究方向”定為二級交叉學科，但是對於所掛靠的一級學科卻顧左右而言他。北大在“中國學”學科設置尚未明確的情況下，貿然啓動招生計劃，從法理上講是有問題的。
對於學院體制培養出來的教授來説，一個學科在學理上有沒有充分論證，在學科表信息中有沒有明確定義，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不過學理是一方面，實用需要可能是另一方面。
執教經歷橫跨中美的北大83屆校友、紐約大學東亞系主任張旭東教授意外提供了一份真性情的資料。前文提及，他在微信校友羣裏對校友提問的內部問答被好事者傳到網上並加以點評。在這份問答中，他首先總結了與“中國學”學科相近的研究領域，一是西方大學裏設置較多的屬東亞研究範疇的中國研究，學術性較強但規模有限；二是源於歐洲、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傳統“漢學”，更偏靜態的文化研究，並沒有聯繫到當代世界的中國和活生生的中國人；三是政界、軍界、情報界、政策智庫和媒體人等觀察家組成的“評論式”中國問題研究，更關注現實問題，但大多缺乏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切瞭解，並在思想觀點上存在較重的意識形態傾向。
按照劉偉的説法，以上三種研究都難以兼顧全面，而燕京學堂的“中國學”則注重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立體分析，從而建立起擁有國際話語權的中國問題研究。
北大83屆校友、紐約大學東亞系主任張旭東教授對燕京學堂的創設有獨特的看法
而關於“中國學”學科定位不清的指責，張旭東教授表示：“所謂‘中國學’，不過是‘Chinese Studies’的翻譯，內部討論時也有主張老實用‘中國研究’的一派，但最後選用‘中國學’，或許有先聲奪人之意，或許有便於今後教育部批學科點的實際考慮。”他還引用燕京學堂項目諮詢人南開大學校長龔克的話：“學科是為了科學，科學不受學科限制，希望北大不以學科畫地為牢，而是注重實質。”張旭東接着指出：“‘中國學’是個帽子，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教育對象的國際化，而他們看到的是英文的Chinese Studies。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本不需要什麼中國學，但中國人如何在世界、特別是以真理代言人自居的西方人面前講述中國經驗、中國傳統、中國故事，目前的確是擺在國內學界的一個挑戰。在北大建立的‘中國學’項目就是國學與西學內部的‘漢學’之間一個批判性的轉換機制，可以幫助中國學者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以別人聽得懂、能贏得他人學術敬意和信賴的方式。”
“批判性的轉換機制”，閲讀張旭東教授以往著作，不難發現這是其秉承黑格爾的一貫思路。但由於處在事件的節骨眼上，張旭東教授的內部問答與保安插曲一樣，變成了反對者用於抬高事件聲浪的材料，批評蜂擁而來，一些媒體逐字逐句批判，以至於其中可能含有的啓發也完全被忽視。或許在未來，事件冷卻下來之後，雙方有更大的空間來思考。
相比“中國學”，一年學制與英文教學才成了終極靶子。
“一年制”英文教學速成班？
正式的質疑仍然由高峯楓教授在5月25日的那篇文章率先提出：“每年錄取的一百位碩士生，經過短短一年的訓練，對於中國學術和文化能有多少深入、實質性的瞭解？”北大英文系的蘇薇星教授亦在6月3日發表《“燕京學堂”植根何處》一文稱：“官方介紹授課語言主要為英語（英文網站上無“主要”字）。海外學生不需具備中文基礎，也不需在燕京學堂修中文。即便學習中文，一年之內能達到何種程度？”
能達到何種程度？常務副校長劉偉在7月9日的“溝通會”上表示：“重要的是內容和標準，達不到標準即使兩年三年也不給出學位。”燕京學堂辦公室主任、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姜國華緊接着稱燕京學堂配置的課程會保證高強度高質量，並且一年制的碩士項目在北大其他院系和國外大學都早已有之，從實際效果來看並無大問題。
這樣的回答不會讓反對者滿意。歷史系辛德勇教授發言稱：“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苦讀，他們三年拿不到學位或者拿的很困難，燕京學堂學生的水平（要求）比我的學生要低得多，這對我們的學生是否公平呢？”北大社會學系本科生吉硯茹是學生當中比較亮眼的一員。她在溝通會上的發言耐人尋味——“我可能費盡七年也不能達到的一個學術成就，這個項目能在一年內達到，而且有一批非常精英的老師和項目基礎來達成這一目標，那麼我特別想知道為什麼我不能有這樣的資源呢？”“為什麼我不能有這樣的資源呢？”這樣的羨慕嫉妒恨，不知道在學生中佔幾成。
關於英語教學的問題，劉偉在溝通會上回應：“燕京學堂保證所有外國學生選英文課可以畢業，但鼓勵有中文功底的外國學生選學中文課程。至於中國問題用英文講是否滑稽？不管用什麼樣的語言，問題都是中國問題，中國問題可以也需要用不同語言講，用多種語言講。”
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鳴對此不以為然，在6月28日召開的“燕京學堂與大學改革研討會上”，他直言：“燕京學堂的教學語言為英語，這有點不可思議。如果是在美國講中國研究，用英語授課很正常，可你是在中國的北京大學，講中國的學問和關於中國各種問題的研究，為什麼不用中文？用英語才顯得高尚嗎？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怎麼可以不用漢語？而且，對外國人的招生環節並沒有漢語考試，試想，一個‘中國學’碩士，畢業了可能一句漢語不會説，是不是有點滑稽？”
為什麼是一年制，為什麼是英語授課，我們乾脆回到燕京學堂的創辦模式上來。
“校中校”還是“領袖訓練營”？
在燕京學堂的英文官網上，標題位置有一句醒目的英文：The Elite China Experience for Future Global Leaders. (“為未來的世界領袖提供精英式的中國體驗”)。按照北大官方的新聞稿，到2015年9月，國際化的燕京學堂就將迎來六十五名“國際及港澳台一流高校”以及三十五名“中國大陸頂尖高校”的應屆本科畢業生。據北大燕京學堂官網（英文）的説明，該學院屬於“精英寄宿制學院”（elite residential college），其學生將會入住北大校園的中心地帶——靜園六院。高峯楓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對於這種“開小灶”的培養模式表達了擔憂：“這一百名燕京學堂的學生，不需要跑到擁擠的教學樓去佔座位、上自習，因為靜園已為他們預備好了寬敞、明亮、舒適的宿舍和教室。無論是日常起居還是上課，都自然而然地與北大其他學子隔絕開來。他們不像是‘一般’的北大學生，更像是燕京學堂特招的‘精英’。他們不像是北大人，倒像是生活於獨立王國的‘靜園人’。”
網絡上流傳的燕京學堂效果圖，北大官方表示實際規劃會做調整
對於燕京學堂是否會成為“校中校”、“園中園”的問題，劉偉的回答是：“燕京學堂同一門課程開設中文和英文兩個班，供其他院系學生修讀。有人擔心搞了特區，但實際並非如此，大部分老師來自現有院系，教學研究也和人文社科各院系聯繫起來，最終受益的是全校同學。”
這樣的回答不會減少對燕京學堂“好大喜功”的質疑。蘇薇星教授在文章中説，按照官方報道，該計劃將配備70位老師，一年計劃招收100名學生，使得燕京學堂的師生比率達到7:10。“為北大有史以來學制最短的學位啓動北大有史以來最集中的高端教授聘任，着實令人費解”。高峯楓教授進一步追問：“原來燕京學堂要培養的是領導世界、扭轉乾坤的未來各國政要和工商界精英，這與（官方網站）中文表述中所強調的‘高端學術研究’明顯不符。那我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版本呢？”
究竟該相信哪一個版本呢？或許，燕京學堂項目方面並不在意外界相信什麼版本，只要做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業。但在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不注重輿論看來是會碰壁的。
“燕京學堂”PK“蘇世民書院”：瑜亮之爭？
在北大一些師生看來，燕京學堂的設立與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的創辦不無關係。
黑石集團總裁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在清華經管學院演講
根據清華官方報道，“蘇世民學者項目”（又名“蘇世民書院”）是由美國黑石集團總裁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出資與清華大學合辦的國際化項目，每年資助200名學生到清華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生學習。該項目宗旨與燕京學堂類似，如“幫助具有世界領導潛質的各國青年深入瞭解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理解中國的未來發展，培養潛在的知華派領袖”，並設立經濟管理、國際關係、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等專業方向。在清華校園中心略偏東北的位置，“蘇世民書院”已經動工，這座由耶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羅伯特·斯特恩主持設計的書院，將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傳統學院建築風格與中國古代庭院式建築糅合在一起，同時設有單獨的食堂、專門的空氣和水淨化系統。
蘇世民書院內庭設計效果圖
注意，單獨的食堂、專門的空氣和水淨化系統。
6月28日，作為文化人的“活字談”系列活動之一，“燕京學堂與大學改革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北大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認為，北大辦燕京學堂就是因為清華辦了“蘇世民書院”。根據官方消息，“蘇世民學院”已於2013年4月21日正式啓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奧巴馬分別致賀信，第一批學生預計將於2016年入學。清華在國際化發展道路上先行一步，北大自然不甘屈居人後。燕京學堂雖然遲了一年有餘才正式啓動，但是在招生上卻又比“蘇世民書院”提前一年，體現出北大的一番“良苦用心”。
於是，這個緊迫的日程順理成章成為北大師生的質疑對象。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韓巍在交流會上表示，在師資聘用、課程設置等細節尚未釐清的情況下明年招生，顯得非常倉促。他認為清華“蘇世民學院”的定位很明確，就是注重“社會管理這邊實用性的內容，而他們的難度是比我們這個跨學科、門類這麼廣泛的（項目）要小得多的”。“如果這個我們搞不好，北大牌子砸掉了，那我們（會）被國際漢學界、國際學界嘲笑”。看起來，北大師生為清華的蘇世民項目找了不少理由，而燕京學堂項目則如同王仰麟副校長的自嘲：“什麼都是錯。”
如果聽反對者的聲音，讀者難免不會覺得燕京學堂似乎動了所有學者所有專業的奶酪。當然，這是指那些宣稱事先不知道燕京項目的學者。根據校方介紹，之前有過多次意見徵詢活動，知道的人也大有人在。不妨搬用姜國華回答南方週末記者的話：“你支持你怎麼去表達呢？比如我覺得挺好，學校正在幹這件事，我還有什麼可説的呢？”
躲不開的西方標準
師生方面批評燕京學堂盲目走國際路線、過於精英、照搬哈佛、給外國學生超國民待遇……有趣的是，師生在表述反對意見時候也常常不自覺引用西方標準。
關於選址，高峯楓教授與蘇薇星老師都有一個斯坦福標準。高老師希望“像‘斯坦福中心’那樣高貴冷豔地佇立於校園核心區的外圍”。蘇老師稱“經典的美國大學校園常以一座四方院(the Quadrangle, 簡稱 the Quad)為核心。譬如斯坦福大學的校園就是這樣，校園中心區西班牙羅曼式的建築羣以四方院(Main Quad)為核心，八處花壇分佈其中，畢業典禮等隆重儀式常在此舉行。庭院南邊的正中央坐落着紀念教堂，除了教堂之外，環繞四方院的正是斯坦福大學人文學和自然科學各系的家園，有迴廊將這些家園一一相連。我常覺得靜園之於北大，好比四方院之於經典的美國校園，象徵着大學所追尋的諧和的精神秩序。儘管先前在此安家的人文系所已經因為教師辦公空間等考慮遷往別處，我們有責任維護靜園這一核心的所在於北大、對於大學教育的象徵義涵。”
另一個西方建築影像是柏拉圖學院。這一次更像是個想象——一位學生説：“《傳道書》説：‘一代過去， 一代又來， 地卻永遠長存。’學生也是這樣，一屆走了，一屆又來，唯有我們的校園長存，靜默而美麗地守候在這裏。但是靜園的改變，讓我懷疑這種長存是不是我的一廂情願。難道真的是世間好物不堅牢麼。當年的柏拉圖的Academy，現在是Monastiriou 140的柏拉圖公園，外面是非常荒涼的墳場和草地，遠處的房子也很頹敗，隨處可見塗鴉。公園裏面也沒有多少人，青色的橄欖散落在樹下叢生的野草中，流浪的吉普賽人在垃圾箱旁邊露宿。但是，直到今天，柏拉圖的學問仍然在影響着我們。燕京Academy比起柏拉圖Academy，不知道看上去要高大上多少倍，但是傳承的是什麼，如何傳承，恐怕就是一個only God knows的事了。”嗯，不僅有柏拉圖學院，還有《傳道書》，只是不知道荒涼的柏拉圖公園是否正映證了希臘今日的頹敗。”
圍繞“中國學”，雙方的論辯針鋒相對，也總有個西方影子串聯其中。
張旭東教授對媒體説：“與‘中國學’相近的概念有三個，現有的國際上的漢學、東亞研究中的中國研究和對中國現實的非學術性觀察；中國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既有中國主體性又能與國外優良學術傳統和教育訓練體系相得益彰的學術建制’。”他還説，“希望通過燕京學堂的學習潛移默化，讓他們成為世界公民。”這樣，“年輕人 一起學習生活，並瞭解對方的文化心理、情感世界，以後兵戎相見的機會就會少得多”。
支持的理由每每相似，反對的理由各不相同。北大中文系張鳴教授認為：“美國的中國研究，有人把它看作是美國的‘中國學’，但它本身並不成其為一個學科。何況所謂‘中國學’，研究視角是第三者的，是他人將中國當做研究對象對待時才能成立的一種學問。如果把自己研究自己的學問稱為‘中國學’，不免有點自高自大。”
辛德勇教授認為：“就學校公佈的‘中國學’學科中的‘歷史與考古’這一方向而言，僅僅學習一年就授予碩士學位，無視中國歷史學和中國考古學學術訓練的基本要求，這種做法，會在國際上給中國的歷史學與考古學學位教育水平，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辛德勇教授的國際榮譽感溢於言表。
蘇薇星老師稱：“過去幾十年裏，美國的諸多高校都在以提供資助、與當地中學合辦教育項目等各種方式促使民眾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刻意設立‘燕京學堂’這樣養尊處優的‘校中之校’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蘇老師沒有提中國高校是否也有很多資助項目，直接指責燕京學堂是養尊處優的校中校。
我們再次聽一聽太行如何談論燕京學堂的學制問題：
太行認為：
學堂共設有“哲學與宗教”、“歷史與考古”、“文學與文化”等六個方向的課程體系，供學生選修。被“等”字略掉的三個方向分別是：“經濟與管理”“法律與社會”“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這個學院的定位到此也就比較明白了，就是一個速成的“中國通”學院，用英語授課。
這種學位能幫助一些外國學生豐富簡歷背景，這些人要麼回國就業，要麼在中國發展，要麼去別的大學深造，總之一年的北大人符號是貼上了，他們將收穫北大校友圈的人脈，同時也將構成北大校友圈的一部分。
換言之，以前那種邀請若干個非洲將軍部長的兒女來留學，最終其中一位成長為埃塞俄比亞總統的漫長模式，將會被這樣的模式來取代，不負擔冗長的本科教育讓北大有更多的資源來給更多的人貼標籤——這些人如果能夠回去擔任使館參贊、商務秘書、助理國務卿，對北大和中國都不是壞事。這也是為什麼這所大學會讓這些人住單間和得到比較好的生活條件，這被認為是待客之道。
雖然有師生反覆強調燕京學堂與北大精神不相容，但以北大一直引以為豪的“兼容幷包”精神，旁觀者難免要問，燕京學堂項目真的就不能見容於北大麼？徐徐展開的交流活動能推動事件的妥善解決嗎？
且看下一章：7月9日的交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