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埃及模式救得了利比亞嗎？
如果選擇2014年年度詞的話，空難肯定居於榜首。這一年，任何和飛機有關的災難都會引起世人格外的關注。所以當利比亞相互敵對的武裝派別為了爭奪班加西機場大打出手而將機場內的民航飛機紛紛擊毀之時，利比亞這個革命後即被遺忘的小國，再度上了全世界媒體的頭條。
利比亞的混亂由來已久，並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再度失控。而在這場席捲中東的春潮中，埃及和利比亞可謂兩個極端。埃及人民憑一已之力，僅僅用了十八天就把執政數十年的穆巴拉克趕下台。而利比亞則在西方的武力介入下，通過一場持續八個月的內戰才將同樣執政數十年的卡扎菲推翻。
革命成功路徑不同，似乎也決定了這兩國之後的命運。埃及首次由公正、公開和公平的多黨選舉產生的民選總統穆爾西，一年之後就被民眾的抗議和軍事政變所推翻。最後還是來自軍方的塞西成了最高領導人。埃及革命歷經三年的循環後，重返原點。
而利比亞革命後則陷入無政府狀態。在革命中崛起的武裝派別無視民選政府，擁兵自重，割據全國，經常為了爭奪地盤火拼，殘害百姓，甚至攻打國會、綁架總理，就是貴為美國大使也性命不保。直到剛剛發生的機場炮戰。
不管怎樣從道德和價值觀上評價埃及今天的軍方復辟，但畢竟這種復辟得到了埃及百姓的支持和認同，特別是西方也隨之默許，埃及重新得到了秩序和穩定。埃及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又成了一個正常國家。這和利比亞仍然血腥、規模時大時小的內戰和無政府狀態相比，已經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那麼，同為伊斯蘭國家，埃及重建秩序和穩定的模式能否為利比亞所複製？埃及模式能否拯救利比亞？
一個卡扎菲倒下了，一羣惡魔站起來了
利比亞並不具有埃及的優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埃及之所以有能力重返原點，擺脱民主轉型的混亂和對立，回到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是有許多前提條件的。
首先，埃及軍方一直是整個國家最有組織、最成建制的政治力量。埃及革命發生時，倒台的只是軍方的代理人穆巴拉克。軍方由於關鍵時刻保持中立贏得民眾的支持。另外，整個國家機器也由於穆巴拉克的迅速垮台而得以保持。可以説，這場革命損失的只是穆巴拉克家族，整個國家機器還是完整保留下來了。
反觀利比亞，由於卡扎菲對以部落為基礎的國家機器不信任以及他個人的經歷（搞政變上台），他一直採取弱化正規軍、弱化國家機器的政策：沒有憲法，沒有國會，沒有正常政府，沒有政黨。建立的是誰也搞不懂的、號稱“人民直接掌握國家權力”的“總人民大會”制度，是“合眾制”；國防軍也很弱小，甚至在1987年羞恥的利比亞-乍得戰爭失敗後被戲劇性地集體“貶官”——裁撤了所有上校以上的軍官。但他又另組私人性質的精鋭親信警衞隊，同時對任何反對力量都嚴酷鎮壓。他的頭銜也只是“人民兄長、革命領袖”，連個辦公室也沒有。他把利比亞變成一個沒有正常國家政權組織結構和運作程序的政治系統，整個國家就是依賴他本人及其家族在運轉，而他本人也是朝令夕改。其他利比亞人對參與國家管理、甚至基本的日常政治生活都非常陌生。
所以隨着卡扎菲的倒台，整個國家機器也不復存在。出現了完全的權力真空；而不是和突尼斯、埃及一樣，有伊斯蘭政黨可以取而代之。於是在革命中崛起的武裝派別便開始全國割據。這就是為什麼卡扎菲認為沒有他，利比亞必然混亂。這也是為什麼革命成功後不久，境內兩大部落塔布部落與阿拉伯部落發生激烈的武裝衝突，根據法國外交部門的數字，死亡人數接近四百。要知道利比亞革命之初、北約干預之前，卡扎菲全力鎮壓之下才導致三百人喪生！
反對派也沒有什麼政治能力，在卡扎菲被推翻後，甚至不得不依賴英國顧問的幫助，才起草了一部憲法。
其次，埃及只有軍方為代表的世俗派與兄弟會為核心的伊斯蘭派的衝突，但在國家認同上並沒有問題。但在利比亞，要麼有試圖獨立的各種力量，要麼各武裝派別只是忠於自己的部落，絲毫沒有國家概念。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政府毫無權威的原因。國家連向心力和號召力都沒有，哪裏來的權威？
所以，當嚐到自由和動盪的滋味之後，埃及百姓就選擇了重返穆巴拉克時代。據英國《金融時報》在埃及現場的報道，目前的埃及主流民意要的只是麪包——儘管三年前他們只想要自由。而利比亞的百姓則連這個水準都沒有，完全是渾渾渾噩噩，被各武裝派別所綁架，連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卡扎菲的殘餘勢力也只是想用武力重新恢復自己的權力，而不是以秩序和發展做為口號去影響民眾。
第三，埃及是中東最重要的國家，其穩定與否直接決定着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所以西方在處理埃及事務時，格外慎重。就是軍方發生政變、血腥清場、殘酷鎮壓，美國為首的西方也沒有干預，而且依然沒有中止軍事援助（只是暫緩）。不僅西方，其他中東大國如沙特，對埃及也是竭力支持。沙特聯合其他石油國家給予埃及12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遠遠超過美國的13億和歐盟承諾的50億。
也就是説，整個國際社會都希望埃及穩定，走入正軌。但西方對待利比亞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一是積極的軍事幹預——其實卡扎菲的支持者還是很多的，如果不是西方干預，他就能將反對者打敗。這和穆巴拉克被拋棄完全不同。二是當卡扎菲妥協時，卻非要將之趕盡殺絕。實際上，利比亞亂與不亂西方根本不在乎，只要能藉機除掉不聽話的卡扎菲就足以。這就是為什麼卡扎菲命喪街頭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樣聲稱：“卡扎菲之死彰顯美國領導全球的力量。”這樣的評價和利比亞人民的命運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嗎？
所以革命後的利比亞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假如西方真的重視，在剛剛打敗卡扎菲的時候，在西方聲望（包括軍事威懾力）最高的時候，是可以憑藉外力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國家的。然而，西方卻選擇一走了之。一直到現在，西方都對利比亞的亂局冷漠以對。
最後需要提及的則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人類歷史上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有很多：上天、宗教、血緣、武力、政績以及選票。西方民主理論認為，選票是迄今為止能夠提供最大合法性的方式。但從埃及和利比亞以及更多的國家如泰國、烏克蘭來看，卻並非如此。顯然，合法性是建立在民眾的認可之上的。一種合法性，如果民眾不認可，它就毫無意義。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每一個國家對合法性的認可都是不同的。西方國家認可的是選票，中國認可的是政績，朝鮮以及沙特海灣國家認可的是血緣，在埃及認可的就是軍政權。也就是説，哪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接受哪一種合法性，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而不是合法性本身。但在今天的利比亞，沒有任何一種合法性能被各方接受。
卡扎菲任內推動的人造河工程
一羣惡魔正在誕生
總之，上述種種原因決定了埃及在經歷革命苦果之後，還是能夠及時地退出：用暴力推翻一個民選總統，再用選票把另一個穆巴拉克推上總統寶座。應該説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輪迴，此時的埃及百姓總算明白，在自己的國家究竟什麼制度才是可能的，才是適合自己的。畢竟，在埃及就只有兩股力量：世俗的軍方與伊斯蘭的兄弟會。既然民主上台的兄弟會無法被接受，那就只能選擇軍事政變的軍方。
這同樣也是利比亞只能在無政府泥潭中沉淪的原因。因為這個國家除了卡扎菲的家族之外，就是部落和擁兵自重的軍閥。沒有了卡扎菲，部落和軍閥就成了這個國家的主宰者。以利比亞的現實國情而言，卡扎菲政權是最不壞的選擇。畢竟他還是一個世俗的政治人物，他的許多政策還是符合人類基本原則的：比如禁止一夫多妻、承認婦女的離婚權、銀行要收利息（公民個人享受無息）。正如世人所公認的：卡扎菲領導下的利比亞擁有相對整個阿拉伯世界最好的女性境遇與政策。但革命勝利後，這一切都被完全顛倒，走向伊斯蘭化。
此外，他也知道和民眾分享石油財富，建立了相當高的福利體系：除了一部分利比亞石油銷售所得直接劃入每個利比亞公民的銀行賬户外，還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用電，新婚家庭享受五萬美元補助、買車50%的補助、產婦5000美元的補助。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可以領取同等水平的工資直到就業。如果利比亞人想從事農業，他們就可以得到免費的農田、農舍、農具、種子和家畜。整個國家的文盲率從75%降到11.2%。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卡扎菲進行了世界上最大的灌溉工程，也就是舉世聞名的人造河工程，讓利比亞這個沙漠之國全國都可輕而易舉地得到水源。
在卡扎菲掌權前，利比亞沒有公路、沒有機場、沒有工業、沒有農業、沒有大學。當然更不要説他還提供了一個統一、有序、穩定的國家——我們可以理解，何以突尼斯與埃及的領導者是被自己人拋棄的，而只有卡扎菲是被西方武力推翻的。世人自然可以指責卡扎菲治下沒有自由，是的，現在利比亞有了自由——有了不同派別可以相互殺戮的自由。
卡扎菲靠政變（儘管不流血）奪得權力，同樣被武力推翻。當民變出現之初，卡扎菲祭出的法寶還是血腥的暴力，當民變成為內戰之時，佔據優勢的卡扎菲絲毫沒有想過妥協或者對話，一定要將對方斬盡殺絕。而等到西方捲入，反政府軍漸漸獲得優勢之時，他們同樣未想到過妥協或者對話。甚至在抓獲卡扎菲後，對之污辱、毆打、隨意槍殺以及當街拖屍，遺體還被當作戰利品公開展覽，其殘暴、野蠻、嗜血與被推翻的卡扎菲並無一致。
客觀來講，任何一方都是卡扎菲：一樣的思維、一樣的手段。所以卡扎菲的敗亡，雖然標誌着卡扎菲個人時代的結束，但對利比亞來説，只不過是另一個卡扎菲時代的開始。卡扎菲今天的命運就是明天利比亞的命運。當然，根據歷史經驗，在另一個卡扎菲出現之前，這個國家將陷入空前的動亂和失序，直到新的強人出現。
這裏不妨借用印度前高官拉曼在卡扎菲死後所發出的恐怖預言做為本文的結尾：“在利比亞問題上，一箇舊惡魔的死去將導致新惡魔誕生”。如果看看今天的利比亞，恐怕還是要稍稍修正一下：一箇舊惡魔的死去將導致一羣新惡魔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