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會永久地活着
【日前，曹錦清教授應約接受觀察者網專訪談鄧小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曹錦清教授談到了自己經歷過的毛鄧轉折時代，鄧小平如何影響自己的人生等話題。本文為口述整理第二部分，着重從政治體制改革的角度，談鄧小平如何在借鑑西方經驗的同時，堅持按照中國國情來推進改革；如今中國要走的更遠更好，必須汲取鄧公的智慧，用我們自己的民族思維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
曹錦清口述、高豔平採訪 錄音整理：夏玲音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很多人認為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方面乏善可陳——這也成為自由派批判鄧小平的一個重要靶子，認為鄧公沒有儘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自由派提到政治體制改革有一個先驗的模式，這個模式就是西方模式。他們的邏輯其實有幾個預設：首先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清晰的，模本來自西方，就是憲政多黨議會選舉，共產黨沒有議會選舉兩黨輪替，他們認為這個體制是落後的；第二個預設是從落後到先進是必然的；第三個預設就是因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所以中國其他問題都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這就是他們全部的推斷。
然而恰恰是這個推斷的前提出問題了。管理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同時要保持穩定和增長，這是當代中國和未來中國的中心任務。維持政治版圖的統一，維持社會的穩定，維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整個中國政治的中心任務。任務決定政體，換個政體這些中心任務就能自動實現，這是胡扯。
如何完成中國百年大業和民族復興？如何維持社會的穩定與經濟持續發展？凡是能夠實現這個目標，這樣的政體就是有可行性的政體，因而是好的政體。這個政體60年來是不是接近於整個目標的實現？答案應該基本加以肯定。然後我們再來討論現有政體在運行中有哪些妨礙了我們目標的實現，逐項加以改革。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言
直接引進西式民主不能滿足中國的雙重需求
什麼叫民主？就是執政黨和政府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應變化中的多數民眾的基本要求並切實有效地加以滿足，這是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對民主的定義。從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到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花了100多年時間，所以一人一票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人權和普世問題，是在變動當中實現的，是西方政治長期適應西方經濟社會長期的過程中實現，早期美國黑人沒有選票女人也沒有選票，這是一個過程。
直接引進西式民主，不可能同時滿足一個民族國家發展和穩定的雙重需求。因為中國早在1912-1927年就已經嘗試過這個制度，結果搞得亂七八糟，傳統體制和帝制廢除了，新的體制建立起來運轉不靈，軍閥割據混戰，民不聊生，這是中國嘗試西方政體的一次失敗。美國人用槍炮把一人一票輸入到伊拉克、輸入到阿富汗、利比亞行嗎？並不可行。
研究具體的國家、具體的民族、具體的政治時，必須要回到具體的歷史條件裏去，這種社會科學風氣，不僅是馬列主義的要求，也是社會科學風氣的一般要求，用抽象的普世價值到處套財，毛澤東把他叫做搬運主義、教條主義。馬列主義在中國有一箇中國化的過程，自由主義進入中國卻來從來沒有中國化過，這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要有效運行，有一個基本前提，必須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裏運行，就是説，全民完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認同。中國不符合這個條件，中國原來叫五族共和，我們有五十六個民族。中華民族的統一認同並未完成，所以有藏獨和疆獨。日本是單一制國家，朝鮮是單一制國家。像台灣這樣搞一人一票制，就有外省人、本省人以及不同族羣的對抗。
所有第三世界應該説都沒有完成民族的統一認同，尤其是中東還有非洲，國界是任意劃分的，很多都是殖民主義者劃分的，蘇聯的解體就是反例。
一個民族國家認同完成了，選舉而引起的分裂一般只可能因階級展開，不會因民族、種族問題展開。如果民族種族再和宗教結合，而這些種族或者宗教團體都有自己獨立的活動空間，與區域結合，那麼這樣的民主選舉正為分裂製造了方便。所以非常動聽的人權和民主，卻會造成極其惡劣的政治分裂，或者動亂，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在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城鄉矛盾有沒有解決。比如泰國，他信利用一人一票，把農民動員起來了，因為農民佔泰國70%。他信對農民做了巨大的讓步，獲得穩定的多數票。即便他信被趕走了，他妹妹又上台了，現在英拉又被趕走了。只要有一人一票，他們的政治集團還會上台，因為他們廢除了農民的債務負擔，農民很歡迎。所以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一人一票只會導致政治動盪。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如果有一個穩定的領導集團，能夠建立起中長期的發展目標，而這個中長期發展目標，如果能被全民多數所認同，就會是一個比較高效的政體。
所以，中國的問題要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之下來探討。
中國的發展要立身基本國情
共產黨承擔了巨大的責任
很多西方學者和媒體指責中國實行一黨制，他們搞錯了基本事實，中國並不是一黨制，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這暫且不論，我們就順着西方的邏輯來看看，一黨制就不好嗎？顯然並不是。
一黨制好不好，第一要看這個黨能不能制定中長期的目標，而這個目標要被大多數人認同。現在我們看到是能的。現在中央已經簡化了目標，“兩個百年”，“民族復興”，這個大部分人是認同的。然後分階段實施，並要兑現這個承諾。所以它是一個高度負責的黨，權力比較集中，但是責任也集中，是一個承擔繁重責任的黨。
第二個就是在完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它有沒有能力協調各種矛盾。鄧小平講的四大矛盾，協調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民族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現在又增加了人與自然的矛盾。就是説，這個政黨有沒有五項統籌能力。
總而言之，中國在摸索着走，中國的道路就是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因為中國是一個體量、人口特別大、區域差異很大、社會經濟變動加速的國家，確實需要中國自己的政治智慧，將積累起來的有效經驗制度化，形成我們的政體。這條道路應該給它一個創設的空間，不用預先將它排除掉，以為只有一種答案——西方的答案，這叫思想的懶惰。
西方的兩黨制度，也有它的優點，也不能一概抹殺。第一大優點是政治可以不承擔繁重的責任，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治體制。因為是民選政府，所以國家發展好壞由選民來承擔責任。如果這一任不好，選下去就行。所以政黨輪替是一個可以釋放巨大經濟社會責任的體制。一屆下台了，把責任也帶走了。這種政黨輪替保證了政治框架的穩定，每選一次就把責任帶走一次，就防止了責任過度聚集引起的激烈社會衝突。
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之後，美國國力衰弱了，美國人可以追究他的責任麼？布什下台之後寫書去了，給他老爸寫一本書，又給自己寫一本書，他一點責任沒有。他是民選總統啊。
在這個意義上説，當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已經不那麼重要的時候，不承擔什麼轉型發展的具體任務時，政治就是用來選舉，供政客們競爭，無傷大雅，愛怎麼玩就怎麼玩。當政治需要承擔巨大責任時，恰恰不能採取這種制度，這是我多年思考的結果。
而我們的一黨制是無限責任的，歷次政府更替不可能把責任卸掉。這種政權在現有條件下可能會承擔過多的責任，跟政府承擔能力之間張力太大，這是我最憂慮的問題；第二就是現代國家，沒有一屆政府能夠兑現各個階層老百姓提出的如此巨大的要求，奧巴馬也實現不了的。
當然，因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調整確實出了些問題，面對巨大的社會轉型壓力，各階層有心理不適應的問題，就會產生很多牢騷怨恨。這些怨恨會聚焦到執政黨，這也是一個常態。共產黨至少自覺承擔了這樣一個歷史使命，他們的責任是整個近代賦予的。任何一個誰來治理這個國家，都要完成擺脱貧困以及和貧弱相聯繫的屈辱，然後在較短的時間內達到國家富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中國近代一百年來的訴求。如果這個政黨實現得不好，倒台；實現得好，掌權，這就是共產黨合法性最大的來源。
要用我們的民族思維來解決中國的新問題
中國百姓需要的天下，就像鄧小平説的，第一穩定，第二發展。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民生問題就是民主問題，民眾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解決民生問題。不要把政治制度簡單地概括為專制與民主，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又把民主界定為選舉，普選制和多黨制，這是對複雜的政治生活的過度簡單化處理。
當下的習李政府，只能沿着鄧小平指明的道路，繼續走市場經濟道路，繼續改革開放。還是要以發展為中心，因為發展是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物質基礎。同時要逐步地判斷、解決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
最大的幾個問題，早期就已經判斷清楚了：第一個就是腐敗問題，第二個是分化問題，這個分化包括區域分化、階層分化；第三個就是生態問題；第四就是在市場化、城市化過程中個人利益的凸顯，原有約束人們內心的道德解體的問題。
現在的中國，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五大革命同時來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很短的時間內進入五大革命並行的發展過程，它會產生的哪些問題？首先是温飽問題，第二是國家安全問題。前三十年，温飽問題基本解決了，被外敵入侵的國家安全問題也可以説基本解決了。當然還有新的國家安全問題，還產生了大量新問題。這些新的問題，也只能用我們民族思維來解決，西方的理論只能供參考。
因為中國是國土面積如此巨大的國家，有五千年曆史傳承十三億人口的國家，又是多民族、區域差異很大的國家，這些問題西方人沒有碰到過，所以這個時候西方所有的理論以及它們曾經用過的藥方，都要謙虛地參考，不要拒絕。但更重要的是要反對教條主義的做法，以為來自西方的就是一帖良藥。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已經烙進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和思想裏去了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會永久地活着
經過了六十年的發展，三十年的改革，我們應該有這樣一種自信。病急亂投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就一直病急亂投醫。文革結束之後，也曾經病急亂投醫。我們到處學，當時的思想界很活躍，各種思潮此起彼伏。但是最終政治發展的思路，還是以我們為主體，沒有照搬別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鄧小平就是馬克斯·韋伯筆下的克里斯馬型政治領袖，這樣的人只有在大動亂、大革命、大分化、大痛苦的時代才能產生，對中國而言，毛澤東是，鄧小平是；對於古巴來講，卡斯特羅是；對於法國來説，拿破崙是。
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符號，永久性地影響着他的後代，不會被歷史遺忘。它可能一段歷史時期被批判，批判它也是沒有遺忘它，所以不斷會有人對毛澤東發起攻擊，他們以這種方式顯示對毛的一種尊重。對於歷史人物來講，如果被永久性地遺忘，就是死了。五四運動的時候，孔子被搬出來批判，他以批判的方式活着。現在我們修孔廟，是孔子以我們崇敬的方式活着。我估計，在中國近代史上，毛和鄧這兩個人，會永久地活着。活着的方式有兩種，一種被批判，一種被崇拜，兩種都有可能的。他們的思想已經烙進了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思想裏去了。
未來對鄧小平的評判，也會有變動。假如共產黨的腐敗不能被遏止，假如這個黨失去了人心，假如政權更替，我是説假如，那肯定相當一部分人就會認為這個責任都是鄧小平造成的。那個時候巨大的批判浪潮就會起來。
歷史人物的評判不是簡單以當時所發生的事實去評判，時空轉變，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會改變。過去我們批洋務運動，批曾國藩和李鴻章，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稱他們是中國現代化、工業化的奠基人。
我們普通人物死了就死了，我們是有朽的。這些偉人是不朽的，譬如鄧小平，他影響了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生活，因為他開創了時代里程碑，中國改革開放的岔道是由他啓動的，他是歷史的扳道夫。
如果説我們中國發展的歷史車輪很順利，腐敗問題能夠解決，貧富分化能夠緩解，這列火車到2050年，甚至一百年也沒有翻車，繼續運行平穩，西方全部理論都要因為中國的經驗而改寫，我們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體制話語，並且具有解釋權。我們要預留這樣的可能性。
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政治智慧，面對中國如此複雜的情況，和世界政治的複雜現象，我們不能停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