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 K:8·17遊行總結——不再甘做沉默大多數-OmenaK
8月17日,香港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據統計,參加遊行的人數大概在11萬左右。要知道,8月的香港不是烈日當空就是傾盤大雨,如果不是對和平理性的衷誠渴望,以及對一些擾亂議會和敗壞風氣的政治勢力的憤慨,這麼大規模的遊行是很難成事的。
遊行過後,正好讓我們檢討成敗得失。
在分析之前,先釐清一下“簽名”和“遊行”的不同。前者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民意量化計算,其原則是每個簽名都是等效的,不管是富二代、司長局長、特首本人,還是販夫走卒、市井婦孺、失業人員;在手法上追求數字準確性、有效性,比如要杜絕一人多籤、不合資格人員簽名等等。
後者卻截然相反,是一種造勢運動,可以説是“秀”,人數的多寡並不是唯一的指標,我在《七一遊行現場》一文中也提過“(參加各項慶典者)就像遍佈全地的無數小火柴,反對者(七一遊行者)就像中間的一團熊熊烈火,雖然前者的總能量比後者高,可是論亮度照度,後者卻要高一個數量級。”
遊行的威力,在於共同的信念是否能夠發出聲音來,舉凡遊行陣形和道具、口號和標語對議題的深入批判與否,發言人的風範和領袖人物的魅力,遊行羣眾的整體紀律和受訪者的應對,各個社會階層和年齡層的覆蓋範圍——都是遊行成效的指標,也比人數重要得多,何況遊行人數沒有簽名運動那麼好統計,寧取其小,莫爭其大,應該是一個準則,公信力第一優先。

反佔中保普選簽名聯動
關於簽名運動
整個“反佔中保普選”簽名活動為期一個月左右,收集了接近一百五十萬個簽名,整體來説是十分成功的,可以説是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很多人常常把“羣眾運動”和“街頭運動”等同了,但羣眾有時並不街頭,簽名活動正是這樣。街頭運動講究衝擊力、震撼力、情緒性,要求高度的時間和物資投入,而簽名則簡單得多,就算是再繁複的程序,也不過三分鐘時間。所以不論是“建制”還是“泛民”,簽名的數字總比遊行人數多,這次“反佔中簽名”和較早前的“6·22公投”,在手段上而言都是簽名活動,前者約150萬人,後者約80萬人,較之“8·17遊行”的11萬人(警察高峯數字)和“7·1遊行”的約13萬人(綜合香港大學數字),都多了好幾倍。我們可以留意到,“建制”一方的遊行/簽名比率遠低於“泛民”,原因下文再述。這裏只是指出,如果沒有簽名活動,僅從遊行人數上“建制”就已經輸掉了。
簽名活動迴避了“建制”一方的街頭運動短板,與其説是“零的突破”,不如説是“正常發揮”,在整個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強大的宣傳造勢,更多的只是街坊間、團體間的口耳相傳,依靠熱心和誠信就反映了真正的民意主流。用“小火柴與大火堆”的比喻,則簽名活動是一片透鏡,把這些小火柴的微弱光芒集中於一處,變得光熾耀目。

筆者(左三)在反佔中簽名現場
這兒簡單説一説當中的成功之道與問題所在。
1. 化整為零的策略:在全香港各處設立數百個簽名站,不管是住宅區還是人多熱鬧的工商和交通樞紐都不放過,務求讓人最便捷的簽名。政府支持者多數是在職人士而非學生,時間有限精神壓力大,期望他們動身或費神特地去大型簽名站(好像正式選舉那樣)是不切實際的。
2. 核實身份證號,確保公信力:相比起一般簽名運動,這次對身份證號的核對分外嚴格,務求保證數字的可靠性,這是簽名運動的公信力根基。相比起“6·22網上公投”那樣可以用身份證號生成器矇混的系統,現場的號碼核對和事後的集中點票更加可靠;我們在實踐中,也遇到一些不願出示身份證而在填表中途放棄的人,只好把表格當成廢票當場撕掉。
3. 一些物資問題:除了官方的橫條、表格、文件、T恤和帽子,其它物資都須自備,所以資源豐厚的團體可以支起大傘子,每個零售價大約1500塊港幣,小團體(比如我們)就未必付得起,而這種天氣,沒有大傘子的話不是淋就是曬(留意記者攝影機還是套着的),我自己的手臂都曬傷了。我以為大聯盟方面,每個團體贊助一個大傘子並非付不起,只是對天氣變化有欠考慮,而一旦淋壞了、曬壞了身體,對士氣的打擊很大,遇雨收拾物資或乾脆取消街站,也影響了成效。
4. 地點與人員問題:這是“化整為零”的副作用,街站太多,很多地方並不理想,我就曾經不得不在垃圾收集箱旁邊擺。要是給簽名人士放椅子,在路上就顯得突兀(相較桌子),有一次,一位莫名其妙的怒漢把我面前的椅子一腳踢翻,大罵我們阻街;要是不設置休息座椅,由於要核對身份證,整個過程須一分鐘多,彎起腰來也蠻吃力,特別是對老人家而言,容易使人卻步。其實在這樣的大型簽名活動中,可以發動“建制派”佔優的區議會跟每區甚至每條街的友好商户聯繫,安排較合理的地方,這次簽名中,各個區議員都與地方緊密聯繫,但尚未做出統一安排,而一些非地區性的團體,也不容易循個別區議員得到協助。街站的需要很簡單,甚至商户只要從後門門縫漏一點空調出來,對工作人員已經是一大幫助。
另一方面,由於街站數量膨脹,具有控場能力的專業地區工作人員未必跟得上。據我所見,好些地方都只有老年義工,他們對不懷好意的媒體未必具有應對能力,易為所乘;少數則只有一看就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如果有人故意挑釁,也可能釀成衝突,成為話柄。
5. 簽名資格問題: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綠色表格給非永久居民填寫。這就帶來一個爭議,到底香港的政制改革是本地事務還是全國事務?從原理上當然是全國的,但簽名運動本身針對的不是政制方案,而是某一種非法抗爭手段,這就可圈可點了。從實踐經驗而言,我們“中港青聯”在旺角一天收集約450個簽名中,只有兩張綠表,而旺角是“自由行”的集中地之一。為免招來話柄,我個人以為簽名資格應該隨議題而調整,不要濫竽充數。

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綠色表格給非永久居民填寫
6. 擾民問題:簽名活動連續近一個月,街站遍佈全香港,很容易造成信息轟炸的負面印象;旗號、橫條可以不看,廣播卻無法掩耳不聽。所以到了某個階段,收集簽名的邊際效果已經降到“形象消耗量”之下。具體的量化研究,我相信大聯盟方面的統計專家已經開始研究了,但在實地工作中我的補救方法是:在接近結束前,用麥克風對附近的住户和商户説聲對不起,打擾了大家的安寧,希望大家為了守護我們健全的社會而容忍一下。所謂“外交無小事”,我們應該在這些細節上建立良好形象。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簽名活動的成績仍是出乎意料的,真正的主流聲音之巨,讓我們每一個參與者喜出望外。曾經有一次在我拿着麥克風説話時,一個大叔前來挑釁説:“都一百萬了還不夠?”我立即向面前一大堆市民説:“雖然我們已經比另一個簽名(“6·22公投”)多了一截,但更重要的意義是,這是我們第一次團結起來,對一些敗壞的風氣説不,不再甘做沉默的大多數!”
我這句話是脱口而出的,多少也是每位簽名人士的心聲吧。

反佔中簽名現場
關於8·17遊行
相對簽名活動,“817遊行”就較受爭議了。如果簽名是小火柴的聚焦鏡,遊行就是把小火柴粘在一塊燒。
先來説説人數,很多人也質疑警方“11萬”這個數字,他們引用照片,指“7·1遊行”比“8·17遊行”密集多了。
問題是,這次人流速度是“7·1遊行”的一倍多,1小時30分以內就走完;相反,“7·1”的領隊車故意拖慢,走了3個多小時,隊伍自然擁塞,就好像玩俄羅斯方塊,如果消不掉,畫面自然嚴嚴實實。同一個難度下方塊就是那麼多,自己技術菜不能怪人。
更糟糕的是,警方數字是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人數;如果僅統計路線中後段的話,港大精算系葉兆輝的數字只有5-6萬,而港大“民意調查計劃”把這個位置的數據結合過往經驗估算離隊人數後,得出最高峯在8萬人左右,與警方數字較接近。這意味在出發後,大量參加者離隊,超出了過往的平均數。我的親身經驗也説明了這一點,隊伍真是越走越疏,在前段,我要努力維持一個空間,讓人們看到我們的“美鈔”(見下文),但在後段,已經沒有人阻擋了。
這都説明相比起反對派的“7·1遊行”,羣眾投入度不足,欠缺紀律,組織者必須正視。這兒我簡單説説“8·17遊行”應該反省改進的地方。

遊行隊伍中一大片都是同鄉會組織
1. 龍蛇混雜的動員、理念薄弱的參與者。這次“建制派”可算是總動員了,各個團體內部大力招人,還拍了短片在地鐵、巴士上播,我自己也在短片裏説了句話。這樣人是多起來了,但畢竟是“打激素”式的號召而非教育感化,於是傳統愛國力量——各個“同鄉會”——必然成為主力。他們的信仰是很樸素的民族主義,他們把“佔中”和外國勢力結合在一起來理解。這樣在“反佔中”議題上雖然正確,但在香港整體論述上卻很單薄,無法回應反對派針對的社會民生問題;而且一旦以後反對派放棄過激反華路線,披起往日“愛國不愛黨”的意識形態外衣,繼續為外國代言,好像1990年代那般,這些朋友也許就回復“政治冷感”狀態,不容易動員。
人多必然口雜,素質參差。更嚴重的問題是,一些遊行者壓根就不知道遊行的理念,只是簡單的抱着“和平、安定”的訴求,但沒法與“反佔中、理性政治”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政治信仰,甚至連“佔中”是什麼都搞不清。反對派的遊行總是貫穿着“普世價值”的一套,儘管其理論漏得像篩子,但起碼讓人看到一種信仰的堅持,而不是做生意一樣的叫價。一旦訴求無法建基於一個價值體系,道德力量和説服力就減了大半,而遊行所需的,正是感染力。反對派故意挑一些看起來像“無知婦孺”的大媽訪問,讓她們答不出所以然,正是要營造這樣的負面印象。
更慘不忍睹的,有些人士用各種藉口把人“騙來”,比如説是一場嘉年華、音樂會之類招嫩模過來,事後被揭發,在網上成為笑柄。凡此種種,無不説明“建制派”過於注重人數,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2. 年輕人不多,或者説,年輕人代表不多。當然,青年商會、青年專業協會等等還是不少的,但在光譜上並不能充分表達一般年輕人的形象;更多的,只是陪家人來走的,尤其是家裏的老人家。在隊伍中,我們中港青聯20多人帶同“莘火言碑”6、7箇中學生,周圍全都是大叔大媽,很是搶眼球。記者都接二連三來訪問;也有遊行者向我們豎拇指,説不能都靠大人們,要靠我們新一代。也就是説愛國羣體內部的一般羣眾,都意識到年輕一代隱然存在斷層了。
3. 人羣管理極差勁,遊行者經驗欠缺、紀律鬆散。
首先説説集會地點——維多利亞公園的安排。第一,分區路線指示居然是路邊不夠一個人高的小牌子,而不是立起來橫跨路面的橫條,人一多路邊的牌子就完全看不到。我帶着中學生要去“教育界和科技界”,但死活找不到路牌指示,也不好停下來堵着路,只好隨着人流去了,結果隨着“長洲龍舟會、凍肉商販聯會”出發,巨汗。第二,在場糾察人數少,而且穿戴不明顯,與一般參加者區別不大,找來找去找不到。第三,這些糾察也水平不一,有一個居然還跟參與者動氣,差點吵起來,我好言按住了他。第四,人潮指示基本沒有,大會方面應該豎大旗引導人羣出發的,但當天只有主席台的喊話,“不要去這個出口,堵了,去那個出口”,在人羣之中丁點效果都沒有,結果堵了半句鍾。第五,這次雖然邀請了藝人獻唱,我看到了方伊琪、李克勤,但舞台還是太低矮了,人羣之中連身影也看不見,主辦方難道是按着一般室內表演來設計的嗎,不過這也不算什麼緊要事,只是一般羣眾明知名人親臨了卻無緣一見,反倒容易躁煩起來。
遊行者自己也缺經驗和紀律。我們剛到達公園外,已經看到遊行者為了拍照堵着馬路,惹得司機怒目。在公園集會時,由於遊行者年紀大,又有不少內地新移民朋友,有一個內地流行而香港土著絕無僅有的習慣,就是撐陽傘,這在平時是好事,可是在集會時這樣,眼睛差點瞎了>__<。出發之後,很多人忽然停下來三五成羣拍照,一人拍照後面十多人的另一個小隊伍就得散開,説明各隊伍都沒有主心骨管理隊員,人人互不統屬。
走了不久,人就陸續離隊,離隊的並不全然是老人家,很多確實是躲懶,沒有全情投入,這才得出遊行中後段5-6萬的推算數字。在這兒説一句,我一個女孩子挺着兩支大旗,都把旗杆卡在腰部,整一個多小時下來腰都腫了;那些大男人舉個小牌子走一公里就溜的,良心大大的壞。
而臨近終點,人少了,垃圾卻多了起來,也許是炎熱疲乏、意志鬆散的關係吧,都沒心思去找垃圾筒。這一方面是大會安排不足,有欠考慮,二也是投入感淡薄,沒有把遊行當成一場政治角力,不考慮自己的舉手投足對整體的形象影響。正如我在《七一遊行現場》一文提到的,支持者的心理是不一樣的,沒有抗爭的仇恨,自然就凝聚不起集體的紀律。

遊行過後,隨手撿起垃圾
4. 説説網絡配套。當天10萬人左右聚集一地,網絡完全堵了,上網不能,微信、臉書、whasapp等全面無法聯繫,甚至撥電話都接不上。有幾位原本約好的朋友都不能加入隊伍,失散了。現場的盛況也不能及時上載臉書,氣勢沒能充分顯現。我提議,既然是坐擁資源的“建制派”,何不在附近設置wifi基站什麼的呢?
5. 敏感的“派錢遊行”指控。當天有人在終點大模大樣的派錢,那當然是栽贓,派錢哪有這樣明目張膽的?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家的遊行,事後送紅包的現象都是存在的,但其性質是按實際情況進行答謝,主辦方代表人員會事先預備紅包,約一兩百塊,如果遇到天氣異常惡劣、出現了阻滯事故等,引起了鼓譟,事後就有需要派一派,讓參加者解解氣。但這從來不是招人遊行的許諾,如果參加者衝這個而來,大有可能失望而回。這次“8·17”遊行招人時,我們也遇到過對方問“多少錢?沒錢?不都是300塊嗎?”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錯失、破綻,但這畢竟是多年來“建制派”第一次的10萬人規模集會,我們並不應感到奇怪,但須勇於直面和改善,抓住遊行的本質和要訣,避免被反對派的文宣口徑牽着鼻子走。我以為,既然已經有一百五十萬簽名做民意的證據,這次遊行就應該集中於培養有心、有力的民間愛國人士,不必苛求數字上的多寡,就算人數只有一半,但如果能全體走完全程,在記者面前應對有據,整體秩序井然愛護環境,遊行必定更加堅實有力。
我相信往後的日子,羣眾仍有動員起來的時候,今日的經驗將是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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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遊行組織比以往有序很多

遊行者互相交流

遊行現場温馨提示

遊行隊伍穿過馬路

遊行現場工作人員,他們的衣服要是更顯眼些就更好了

筆者和遊行團隊合影留念

氣勢逼人的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打出旗幟

遊行隊伍頂着烈日前行
(感謝中港青聯提供部分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