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 K：8·17遊行總結——不再甘做沉默大多數-OmenaK
8月17日，香港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據統計，參加遊行的人數大概在11萬左右。要知道，8月的香港不是烈日當空就是傾盤大雨，如果不是對和平理性的衷誠渴望，以及對一些擾亂議會和敗壞風氣的政治勢力的憤慨，這麼大規模的遊行是很難成事的。
遊行過後，正好讓我們檢討成敗得失。
在分析之前，先釐清一下“簽名”和“遊行”的不同。前者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民意量化計算，其原則是每個簽名都是等效的，不管是富二代、司長局長、特首本人，還是販夫走卒、市井婦孺、失業人員；在手法上追求數字準確性、有效性，比如要杜絕一人多籤、不合資格人員簽名等等。
後者卻截然相反，是一種造勢運動，可以説是“秀”，人數的多寡並不是唯一的指標，我在《七一遊行現場》一文中也提過“（參加各項慶典者）就像遍佈全地的無數小火柴，反對者（七一遊行者）就像中間的一團熊熊烈火，雖然前者的總能量比後者高，可是論亮度照度，後者卻要高一個數量級。”
遊行的威力，在於共同的信念是否能夠發出聲音來，舉凡遊行陣形和道具、口號和標語對議題的深入批判與否，發言人的風範和領袖人物的魅力，遊行羣眾的整體紀律和受訪者的應對，各個社會階層和年齡層的覆蓋範圍——都是遊行成效的指標，也比人數重要得多，何況遊行人數沒有簽名運動那麼好統計，寧取其小，莫爭其大，應該是一個準則，公信力第一優先。
反佔中保普選簽名聯動
關於簽名運動
整個“反佔中保普選”簽名活動為期一個月左右，收集了接近一百五十萬個簽名，整體來説是十分成功的，可以説是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很多人常常把“羣眾運動”和“街頭運動”等同了，但羣眾有時並不街頭，簽名活動正是這樣。街頭運動講究衝擊力、震撼力、情緒性，要求高度的時間和物資投入，而簽名則簡單得多，就算是再繁複的程序，也不過三分鐘時間。所以不論是“建制”還是“泛民”，簽名的數字總比遊行人數多，這次“反佔中簽名”和較早前的“6·22公投”，在手段上而言都是簽名活動，前者約150萬人，後者約80萬人，較之“8·17遊行”的11萬人（警察高峯數字）和“7·1遊行”的約13萬人（綜合香港大學數字），都多了好幾倍。我們可以留意到，“建制”一方的遊行/簽名比率遠低於“泛民”，原因下文再述。這裏只是指出，如果沒有簽名活動，僅從遊行人數上“建制”就已經輸掉了。
簽名活動迴避了“建制”一方的街頭運動短板，與其説是“零的突破”，不如説是“正常發揮”，在整個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強大的宣傳造勢，更多的只是街坊間、團體間的口耳相傳，依靠熱心和誠信就反映了真正的民意主流。用“小火柴與大火堆”的比喻，則簽名活動是一片透鏡，把這些小火柴的微弱光芒集中於一處，變得光熾耀目。
筆者（左三）在反佔中簽名現場
這兒簡單説一説當中的成功之道與問題所在。
1. 化整為零的策略：在全香港各處設立數百個簽名站，不管是住宅區還是人多熱鬧的工商和交通樞紐都不放過，務求讓人最便捷的簽名。政府支持者多數是在職人士而非學生，時間有限精神壓力大，期望他們動身或費神特地去大型簽名站（好像正式選舉那樣）是不切實際的。
2. 核實身份證號，確保公信力：相比起一般簽名運動，這次對身份證號的核對分外嚴格，務求保證數字的可靠性，這是簽名運動的公信力根基。相比起“6·22網上公投”那樣可以用身份證號生成器矇混的系統，現場的號碼核對和事後的集中點票更加可靠；我們在實踐中，也遇到一些不願出示身份證而在填表中途放棄的人，只好把表格當成廢票當場撕掉。
3. 一些物資問題：除了官方的橫條、表格、文件、T恤和帽子，其它物資都須自備，所以資源豐厚的團體可以支起大傘子，每個零售價大約1500塊港幣，小團體（比如我們）就未必付得起，而這種天氣，沒有大傘子的話不是淋就是曬（留意記者攝影機還是套着的），我自己的手臂都曬傷了。我以為大聯盟方面，每個團體贊助一個大傘子並非付不起，只是對天氣變化有欠考慮，而一旦淋壞了、曬壞了身體，對士氣的打擊很大，遇雨收拾物資或乾脆取消街站，也影響了成效。
4. 地點與人員問題：這是“化整為零”的副作用，街站太多，很多地方並不理想，我就曾經不得不在垃圾收集箱旁邊擺。要是給簽名人士放椅子，在路上就顯得突兀（相較桌子），有一次，一位莫名其妙的怒漢把我面前的椅子一腳踢翻，大罵我們阻街；要是不設置休息座椅，由於要核對身份證，整個過程須一分鐘多，彎起腰來也蠻吃力，特別是對老人家而言，容易使人卻步。其實在這樣的大型簽名活動中，可以發動“建制派”佔優的區議會跟每區甚至每條街的友好商户聯繫，安排較合理的地方，這次簽名中，各個區議員都與地方緊密聯繫，但尚未做出統一安排，而一些非地區性的團體，也不容易循個別區議員得到協助。街站的需要很簡單，甚至商户只要從後門門縫漏一點空調出來，對工作人員已經是一大幫助。
另一方面，由於街站數量膨脹，具有控場能力的專業地區工作人員未必跟得上。據我所見，好些地方都只有老年義工，他們對不懷好意的媒體未必具有應對能力，易為所乘；少數則只有一看就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如果有人故意挑釁，也可能釀成衝突，成為話柄。
5. 簽名資格問題：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綠色表格給非永久居民填寫。這就帶來一個爭議，到底香港的政制改革是本地事務還是全國事務？從原理上當然是全國的，但簽名運動本身針對的不是政制方案，而是某一種非法抗爭手段，這就可圈可點了。從實踐經驗而言，我們“中港青聯”在旺角一天收集約450個簽名中，只有兩張綠表，而旺角是“自由行”的集中地之一。為免招來話柄，我個人以為簽名資格應該隨議題而調整，不要濫竽充數。
除了白色表格，尚有綠色表格給非永久居民填寫
6. 擾民問題：簽名活動連續近一個月，街站遍佈全香港，很容易造成信息轟炸的負面印象；旗號、橫條可以不看，廣播卻無法掩耳不聽。所以到了某個階段，收集簽名的邊際效果已經降到“形象消耗量”之下。具體的量化研究，我相信大聯盟方面的統計專家已經開始研究了，但在實地工作中我的補救方法是：在接近結束前，用麥克風對附近的住户和商户説聲對不起，打擾了大家的安寧，希望大家為了守護我們健全的社會而容忍一下。所謂“外交無小事”，我們應該在這些細節上建立良好形象。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簽名活動的成績仍是出乎意料的，真正的主流聲音之巨，讓我們每一個參與者喜出望外。曾經有一次在我拿着麥克風説話時，一個大叔前來挑釁説：“都一百萬了還不夠？”我立即向面前一大堆市民説：“雖然我們已經比另一個簽名（“6·22公投”）多了一截，但更重要的意義是，這是我們第一次團結起來，對一些敗壞的風氣説不，不再甘做沉默的大多數！”
我這句話是脱口而出的，多少也是每位簽名人士的心聲吧。
反佔中簽名現場
關於8·17遊行
相對簽名活動，“817遊行”就較受爭議了。如果簽名是小火柴的聚焦鏡，遊行就是把小火柴粘在一塊燒。
先來説説人數，很多人也質疑警方“11萬”這個數字，他們引用照片，指“7·1遊行”比“8·17遊行”密集多了。
問題是，這次人流速度是“7·1遊行”的一倍多，1小時30分以內就走完；相反，“7·1”的領隊車故意拖慢，走了3個多小時，隊伍自然擁塞，就好像玩俄羅斯方塊，如果消不掉，畫面自然嚴嚴實實。同一個難度下方塊就是那麼多，自己技術菜不能怪人。
更糟糕的是，警方數字是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人數；如果僅統計路線中後段的話，港大精算系葉兆輝的數字只有5-6萬，而港大“民意調查計劃”把這個位置的數據結合過往經驗估算離隊人數後，得出最高峯在8萬人左右，與警方數字較接近。這意味在出發後，大量參加者離隊，超出了過往的平均數。我的親身經驗也説明了這一點，隊伍真是越走越疏，在前段，我要努力維持一個空間，讓人們看到我們的“美鈔”（見下文），但在後段，已經沒有人阻擋了。
這都説明相比起反對派的“7·1遊行”，羣眾投入度不足，欠缺紀律，組織者必須正視。這兒我簡單説説“8·17遊行”應該反省改進的地方。
遊行隊伍中一大片都是同鄉會組織
1. 龍蛇混雜的動員、理念薄弱的參與者。這次“建制派”可算是總動員了，各個團體內部大力招人，還拍了短片在地鐵、巴士上播，我自己也在短片裏説了句話。這樣人是多起來了，但畢竟是“打激素”式的號召而非教育感化，於是傳統愛國力量——各個“同鄉會”——必然成為主力。他們的信仰是很樸素的民族主義，他們把“佔中”和外國勢力結合在一起來理解。這樣在“反佔中”議題上雖然正確，但在香港整體論述上卻很單薄，無法回應反對派針對的社會民生問題；而且一旦以後反對派放棄過激反華路線，披起往日“愛國不愛黨”的意識形態外衣，繼續為外國代言，好像1990年代那般，這些朋友也許就回復“政治冷感”狀態，不容易動員。
人多必然口雜，素質參差。更嚴重的問題是，一些遊行者壓根就不知道遊行的理念，只是簡單的抱着“和平、安定”的訴求，但沒法與“反佔中、理性政治”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政治信仰，甚至連“佔中”是什麼都搞不清。反對派的遊行總是貫穿着“普世價值”的一套，儘管其理論漏得像篩子，但起碼讓人看到一種信仰的堅持，而不是做生意一樣的叫價。一旦訴求無法建基於一個價值體系，道德力量和説服力就減了大半，而遊行所需的，正是感染力。反對派故意挑一些看起來像“無知婦孺”的大媽訪問，讓她們答不出所以然，正是要營造這樣的負面印象。
更慘不忍睹的，有些人士用各種藉口把人“騙來”，比如説是一場嘉年華、音樂會之類招嫩模過來，事後被揭發，在網上成為笑柄。凡此種種，無不説明“建制派”過於注重人數，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2. 年輕人不多，或者説，年輕人代表不多。當然，青年商會、青年專業協會等等還是不少的，但在光譜上並不能充分表達一般年輕人的形象；更多的，只是陪家人來走的，尤其是家裏的老人家。在隊伍中，我們中港青聯20多人帶同“莘火言碑”6、7箇中學生，周圍全都是大叔大媽，很是搶眼球。記者都接二連三來訪問；也有遊行者向我們豎拇指，説不能都靠大人們，要靠我們新一代。也就是説愛國羣體內部的一般羣眾，都意識到年輕一代隱然存在斷層了。
3. 人羣管理極差勁，遊行者經驗欠缺、紀律鬆散。
首先説説集會地點——維多利亞公園的安排。第一，分區路線指示居然是路邊不夠一個人高的小牌子，而不是立起來橫跨路面的橫條，人一多路邊的牌子就完全看不到。我帶着中學生要去“教育界和科技界”，但死活找不到路牌指示，也不好停下來堵着路，只好隨着人流去了，結果隨着“長洲龍舟會、凍肉商販聯會”出發，巨汗。第二，在場糾察人數少，而且穿戴不明顯，與一般參加者區別不大，找來找去找不到。第三，這些糾察也水平不一，有一個居然還跟參與者動氣，差點吵起來，我好言按住了他。第四，人潮指示基本沒有，大會方面應該豎大旗引導人羣出發的，但當天只有主席台的喊話，“不要去這個出口，堵了，去那個出口”，在人羣之中丁點效果都沒有，結果堵了半句鍾。第五，這次雖然邀請了藝人獻唱，我看到了方伊琪、李克勤，但舞台還是太低矮了，人羣之中連身影也看不見，主辦方難道是按着一般室內表演來設計的嗎，不過這也不算什麼緊要事，只是一般羣眾明知名人親臨了卻無緣一見，反倒容易躁煩起來。
遊行者自己也缺經驗和紀律。我們剛到達公園外，已經看到遊行者為了拍照堵着馬路，惹得司機怒目。在公園集會時，由於遊行者年紀大，又有不少內地新移民朋友，有一個內地流行而香港土著絕無僅有的習慣，就是撐陽傘，這在平時是好事，可是在集會時這樣，眼睛差點瞎了>__<。出發之後，很多人忽然停下來三五成羣拍照，一人拍照後面十多人的另一個小隊伍就得散開，説明各隊伍都沒有主心骨管理隊員，人人互不統屬。
走了不久，人就陸續離隊，離隊的並不全然是老人家，很多確實是躲懶，沒有全情投入，這才得出遊行中後段5-6萬的推算數字。在這兒説一句，我一個女孩子挺着兩支大旗，都把旗杆卡在腰部，整一個多小時下來腰都腫了；那些大男人舉個小牌子走一公里就溜的，良心大大的壞。
而臨近終點，人少了，垃圾卻多了起來，也許是炎熱疲乏、意志鬆散的關係吧，都沒心思去找垃圾筒。這一方面是大會安排不足，有欠考慮，二也是投入感淡薄，沒有把遊行當成一場政治角力，不考慮自己的舉手投足對整體的形象影響。正如我在《七一遊行現場》一文提到的，支持者的心理是不一樣的，沒有抗爭的仇恨，自然就凝聚不起集體的紀律。
遊行過後，隨手撿起垃圾
4. 説説網絡配套。當天10萬人左右聚集一地，網絡完全堵了，上網不能，微信、臉書、whasapp等全面無法聯繫，甚至撥電話都接不上。有幾位原本約好的朋友都不能加入隊伍，失散了。現場的盛況也不能及時上載臉書，氣勢沒能充分顯現。我提議，既然是坐擁資源的“建制派”，何不在附近設置wifi基站什麼的呢？
5. 敏感的“派錢遊行”指控。當天有人在終點大模大樣的派錢，那當然是栽贓，派錢哪有這樣明目張膽的？
事實上，不管是哪一家的遊行，事後送紅包的現象都是存在的，但其性質是按實際情況進行答謝，主辦方代表人員會事先預備紅包，約一兩百塊，如果遇到天氣異常惡劣、出現了阻滯事故等，引起了鼓譟，事後就有需要派一派，讓參加者解解氣。但這從來不是招人遊行的許諾，如果參加者衝這個而來，大有可能失望而回。這次“8·17”遊行招人時，我們也遇到過對方問“多少錢？沒錢？不都是300塊嗎？”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錯失、破綻，但這畢竟是多年來“建制派”第一次的10萬人規模集會，我們並不應感到奇怪，但須勇於直面和改善，抓住遊行的本質和要訣，避免被反對派的文宣口徑牽着鼻子走。我以為，既然已經有一百五十萬簽名做民意的證據，這次遊行就應該集中於培養有心、有力的民間愛國人士，不必苛求數字上的多寡，就算人數只有一半，但如果能全體走完全程，在記者面前應對有據，整體秩序井然愛護環境，遊行必定更加堅實有力。
我相信往後的日子，羣眾仍有動員起來的時候，今日的經驗將是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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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遊行組織比以往有序很多
遊行者互相交流
遊行現場温馨提示
遊行隊伍穿過馬路
遊行現場工作人員，他們的衣服要是更顯眼些就更好了
筆者和遊行團隊合影留念
氣勢逼人的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打出旗幟
遊行隊伍頂着烈日前行
（感謝中港青聯提供部分圖片）